“一星差評”，余華出新書，為什么被罵

圖為余華

余華迄今為止文學生涯的“最低作”誕生了。

《盧克明的偷偷一笑》于年底出版，截至發稿，豆瓣評分5.3分。這是余華新的小說系列“混蛋列傳”的第一部，不足10萬字一本薄薄的小書，封面上寫著余華的宣言：“我這次寫了個喜劇，你們可以從頭笑到尾。即使有眼淚，也是笑出來的眼淚。”

《盧克明的偷偷一笑》豆瓣評分為5.3分

如果說余華近年來的人氣使其與明星無異，那么一句飯圈俗語放諸作家身上這次竟然也驚人適配：黑紅也是紅。比起余華去年出版的新書《山谷微風》，這本“混蛋小說”的討論度顯然更高，但是引來的，大多是一星差評。

即便把女性描寫的部分擱置（因為在這本新書里，這個部分已經無聊到實在沒有什么可批評的價值），在其他層面，余華的表現仍然令人失望。

在這本新書里，盧克明的故事框架是被性這條主線架構起來的，他連蒙帶騙地拐到一個良家婦女成了家，接下來的時間里，發家史與嫖娼史并行，公司的衰落與色情行業的被打擊同時出現，轉而包養情人之后，盧克明解決了一個又一個危機，終于在解決掉所有危機之后，回歸家庭。

回歸的標志，當然是他跟自己的“正牌夫人”重拾了性的愉悅，用書里的話來說，重新“團結一致”。

余華在新書里如此反復、夸張、細致地描寫一個混蛋的性事，其目的并不難揣摩，性的欲望隱喻著金錢的欲望，一個資本家的縱欲折射著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對物欲社會的渴望。利用小說人物的性來托起主旨，有一個更為通俗的例子，是六六編劇的小說《蝸居》。

小說設置清純女生海藻愛上有權勢的官員宋思明，他們“真心相愛”的基礎，除了宋思明只手遮天的權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海藻在與宋思明的性事當中真正體會到了快樂。六六同樣是用性欲來完成對物欲、權欲的借喻。

電視劇《蝸居》中的海藻和宋思明

借用那句“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在文學世界，重要的也不是描寫什么樣的性，而是怎樣描寫性。正如書封上所說，“盧克明是一面鏡子，映射出一個時代切面：道德、愛情與欲望，都像銀行卡一樣，被他透支”。余華的寫作意圖昭然若揭，他想寫出欲望社會里人的失控，但是他在這個主題上最終的完成度實在是令人大跌眼鏡。

充滿男味的女性描寫已經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余華在這本書做得不算好，反倒變本加厲，女性角色在其中幾近一個個承受欲望的工具，毫無主體性可言，唯一稱得上“主角”的女性藍英，在結尾部分更是被寫得單純到愚蠢，只是為了點題。

在余華的《兄弟》下部里，他曾經想象過極盡癲狂極盡“下流”的“處美人大賽”，在那里，類似于“干到你扶墻走”的語匯早已出現，與“透支”相近的暗語如“席卷了她四次”也存在，擱置那里的女性塑造暫且不論，那是一個非常精彩的、辛辣揭露社會現象的荒誕劇，造假、黑幕、權錢交易，攪在對“處女”的欲望里，腥酸惡臭，犀利無比。

而在這本新書里，余華的性描寫失敗其實并不是因為寫得太多，而是寫得太不精彩了。似乎只是為寫性而寫性，那個能托住“處美人大賽”的底缺席了，盧克明成了一個飄在空中的混蛋，他的混沒有根基，也無法落在地上，只有頻繁的性描寫空洞地強調著：他是一個混蛋，他是一個混蛋。

《盧克明的偷偷一笑》封面

在對自己前作語法的借用當中，能隱隱感覺到余華的偷懶。這個感覺，在我讀到“小姐掃共享單車”和“盧克明裁員”兩個橋段時達到頂峰。

兩個片段先后出現：“打開滴滴軟件，他叫到的車就在跟前。他沒有注意自己的手機響了，他的注意力被幾個走出來的夜總會小姐吸引過去，他以為她們會去點心店吃夜宵，可是她們向前走去，她們說說笑笑走向一排共享單車。”接盧克明的司機說：“很久沒有看到她們叫車回家了。”

隔了一段，盧克明下了決定，“他盤算如何裁掉這六十四人，這是一筆不小的費用”。為了省掉裁員補償，他的解決辦法源于在互聯網上流傳的段子：帶員工嫖娼，再舉報他們。

讀到這里，我覺得非常失望。一個作家對經濟下行的感知，竟然體現為對“小姐不打車”這種互聯網段子的改寫，就像在春晚上第一次聽到小品演員說流行語和網絡笑話。

余華/《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劇照

對成名于上個時代的作家來說，在這個時代寫作，最大的挑戰是面對一個已經遠離三維現實的世界。

余華生于1960年，跟他書里寫的這個有滴滴、外賣、共享單車的時代，相差了半個世紀。總有人將余華的“晚節不保”與其年齡的增長和功成名就帶來的安逸掛鉤，尤其是近年來余華在網絡上的超高流量，罪加一等地成為他不思進取的證據。《盧克明的偷偷一笑》的出版，更佐證了大家的惡感，我們接受一個作家的衰老和過時，尊重人不可能一生都有飽滿創作力的客觀事實，但拒絕這種隨意涂抹也能被“重磅出版”的傲慢，如果創造不能被保證，希望他還有起碼的判斷力。

不過，回到《盧克明的偷偷一笑》這本書本身，它倒是讓人想去談談另一個問題，我想這也是純文學在當下最尷尬最要緊的事：如何呈現我們所有人都對其缺乏經驗的數字現實。《盧克明的微微一笑》的真正失敗，是當余華想描寫60歲的他身處其中的真實生活，他的經驗和感受都實際不夠用了。

比起描述虛擬空間的故事，書寫真實世界里存在的東西要相對容易。如果我們要描寫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如何實實在在地接觸、對話、吃飯、睡覺，有幾千年的文學遺產可供參考，然而我們的眼睛如何被屏幕捕捉，我們的人際關系如何被賬號重置，我們的文娛生活如何被封閉在足不出戶的距離，我們的思想如何被短視頻千篇一律的背景解說聲音接管，這些東西，出現的時間太短了，文學的DNA里，缺少這段屬于互聯網的基因。

不必要求一個作家非得要那樣“跟上時代”，因為要亦步亦趨地跟上時髦，不是文學的任務。決定一個作品是否有價值的標準，是它觀察人性的深度而不是與時代保持一致的速度。但是如果一個功成名就的作家顯示出描寫當下的野心，人們有理由期望他能是那個開拓者。

余華是先鋒作家的代表人物，如今卻在面對一個可能他理解不了、也無力理解的時代時，流露出無可奈何和力不從心的筆力。

余華站在講臺上

恰好，年底劉震云也出了一本新書《咸的玩笑》。這本書遠比余華那本更長，描摹當下時代的心力也就鋪張得更廣。他這樣寫一個在網上“罵人”的大V：“我就是個修鞋的，平日沒人理我；誰知一成了‘赤腳大仙’，網上是另一番天地；平日我說話不占地方，釘鞋得看人的臉色；到了網上，可以誰都不怕，想罵誰罵誰，特別是罵些社會地位比我高的，比我橫的，比我有錢的……誰知我一罵，網友就跟著我罵，一呼百應，我有了一百多萬的粉絲；一個釘鞋的，成了皇上，手里拿著令旗，你指向哪里，百萬人就打向哪里，這感覺你知道嗎？”

盡管劉震云一直被認為是相對通俗一些的作家，他在寫網絡世界的時候，也沒有放棄描摹人性。屏幕上的故事，以一種真實存在的“人格分裂”，得到了我們心有戚戚的感知。

我又想起另一位年輕女作家張怡微的作品，她那本2022年出版的小說集《四合如意》里，有多篇作品都在講述直播、微信、視頻電話建構起來的都市生活和男女心態。在同名短篇小說里，開頭是這樣寫的：“修繕大功告成的那一日，房東太太遞給盛明手機，笑意盈盈，讓他幫忙拍一條視頻，展示一下他們夫妻斥巨資裝潢的居所煥然一新的面貌。而后，房東太太好將這段視頻傳回福建老家，分享給誰誰誰誰，隔壁村的誰誰誰誰，常年嫉妒她、經年累月說她壞話的誰誰誰誰。于是，那幾兆高清的、搖晃的、未帶濾鏡的視頻很快就占據了房東太太和盛明的手機容量。”

用一個媒介寫出另一個媒介是非常困難的，張怡微的處理就很巧妙，她寫那些視頻被反復轉發，用了一個細節是“占據手機容量”，急于炫耀的喋喋不休，就被轉寫為存儲容量帶來的焦慮感受。

再看張怡微寫一個人物與另一個人物的疏離：“微信剛出現的時候，麥琪加我，我毫不猶豫地通過了。但我們依然久久沒有話說。活躍在微信朋友圈的麥琪，明艷奪目，她好像藝人，一直在演出。又仿佛從來沒有正經工作，她并不在舞臺中央。她依然沒有出國，也沒有嫁給外國人。關于這一切，我連‘贊’都很少寄出。”

一個面對屏幕若有所思的形象躍然紙上，而那種在屏幕里觀賞他人生活卻感到距離難以彌合的感受，則是這個時代人們最常見的心理活動。

這些寫作可能都不是那么“經典”，比起鄉土文學里那些漫天大雪、黃土高原，大概是太不“經典”了。但是我們需要它們，這些極為當下的觀察向心里的池水扔下一小粒賽博時代的石子，可能要比那些令人困惑的舊審美舊敘事，離文學真正的使命更近。

資深作家被斥為“老登”，他們寫不好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處境，跟他們難以描摹一個真正當下和現實的虛擬時代，其實是一回事。女性主義思潮帶來的全社會的思想變革，跟滴滴、外賣、共享單車一樣，是這個社會真實存在的東西，而不是只存在于互聯網的段子。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戈色

編輯 |青霆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