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21世紀的第一個四分之一，迎接充滿挑戰的下個四分之一世紀

無論從世界到中國，拋開宏大敘事，對于絕大數個體而言，剛剛過去的這25年是普羅大眾過得最體面、最有尊嚴、最沒有戰爭暴政威脅的時光階段之一。不過，大概率上來講，人類在下一個25年很難重復這種好光景，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動蕩和沖突周期。

（一）今天是21世紀的第一個四分之一的最后一天了。此時此刻，我們首先應該總結一下，人類的這25年過得怎么樣呢？筆者認為，與人類經歷的以往的四分之一世紀時間段相比，這25年是最和平安寧、發展步伐最快、創造財富最多的時期了。

20世紀的前三個25年，無疑都是非常糟糕的，前兩個25年分別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第三個25年死于戰爭、饑荒和迫害的人數也至少有5000—7000萬。最后一個25年，雖然遠比之前和平很多，但是仍舊爆發了柬越戰爭、蘇聯入侵阿富汗、兩伊戰爭、海灣戰爭、波黑戰爭、盧旺達大屠殺、阿富汗內戰等十多場死亡十萬人以上的戰爭，我們70后、80后童年的電視記憶中，仍然是無休止的戰爭。

而到了21世紀，即便是發生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俄烏戰爭，以及數次巴以沖突，但是軍事作戰死亡人員已經與之前大大減少，僅有敘利亞內戰和蘇丹內戰死亡人數超過10萬人，人類的人道災難頻率和傷害性大大降低。

2000年全球GDP為33.87萬億美元，而今年有可能突破115億美元，最近25年人類創造的財富要比1900年之前的累計總和，或者比整個20世紀都要多。2025年10月3日，英偉達創造了市值超過5萬億美元的神話，而這相當于1970年全球經濟生產總值之和，或1900年的60倍。2000年全球私人財富為125萬億美元，去年已經接近500萬億美元，高于GDP增速；2000年僅有10億人日收入超過25美元（世界經濟論壇的“富足”標準），而今年則突破20億。

這25年是人類科技進步最明顯的四分之一世紀。人們用了短短25年的一個周期就完成了一次科技革命——互聯網數字化革命，而主要國家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用了近10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用了近70年。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一個國家遲到25年上車并不晚，但是互聯網革命不會給你這么長的猶豫判斷時間，這輛車已經逐漸駛離，人類正在進入人工智能社會。

這也是人類全球化速度最快的25年，25年前全球貿易總額為5.6萬億，今年則會超過50萬億，增加了7.92倍以上，增速是GDP的2.3倍。這25年，全球對外國直接投資總額超過30萬億美元，GDP占比平均超過2.5%，最高峰達5.3%，而1995年僅有1.2%。人員流動是反映全球化指數的另一個重要方面，2000年全球國際航班客運量為6億，2025年則有望達到25億左右，而同期全球人口只增長了30%。

（二）對于我們中國來說，這期間發生的進步就更明顯了。拋開國力的巨大躍升不說，僅從社會發展層面講，2000年，中國總體還處于一個農業社會，當年城鎮就業人員只有2.3億，農村就業人員則為4.9億，也就是說70%的勞動力仍然在農村；而2024年我們已經妥妥進入工業化社會了，城鎮就業人員比例和城市化率都已達到65%以上。

隨之而來的是個人際遇和生活質量的巨大改變。2000年高等學校招生221萬人，這意味著出生于1982年左右的人僅有十分之一可以就讀大學或大專；2024年高等學校招生約1050萬人，出生于2006年左右的人超過三分之二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2000年全國僅有6200萬人從事非體力勞動，除去約3000萬公務員、教科衛事業單位人員外，嚴格說社會上頂多只有約3200萬個白領工作崗位，占全體勞動力的4%左右。而2024年，中國白領工作崗位數量超過兩億，即便是4.25億藍領的待遇也有非常大的改善，他們與白領的收入差距從3倍以上縮小到1.37倍，這意味著多數勞動力現在都能獲得一個能夠保障小康生活的工作。

從收入來講，2000年全國在職職工年均收入9371元，如今即使城鎮低保也遠遠高于這個數目。2002年中國第一次有私家小汽車保有量統計，當年是408萬，也就是每100多個家庭才有一輛私家車，即便是手機也是稀罕物，2000年每16個人擁有一部手機，如今手機和汽車都成為家庭必備品，它們的價格并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個人的購買力。

另一個判斷個人生活水平的指標是，2000年出境游僅有563萬人次，其中369萬人次是去香港，如果再除去澳門和新馬泰，前往日本或西方發達世界的旅行可能不超過100萬人次，那時候，出國一次足夠成為社交中炫耀的資本。而2024年全國出境游達1.22億人次，除去赴港澳的3400萬人次，仍有8800萬人次進行跨國旅行，可以說已經成為私人生活中普通的組成部分了。

這些數字所反映的從社會結構本質是，中國已經從一個由少數精英與工農勞動者組成的二元社會，變成一個中產階層在崛起的現代型社會。

在制度和社會意識的層面，中國也發生了明顯的積極性變化。25年前，個人在公權力面前仍是異常渺小的，公民的權利意識也是淡薄的，當個體受到傷害時，很難自我救濟，更難獲得補償，大家會默認選擇接受、服從。現在權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監督，即便是農村老年人也懂得去拍視頻維權，政府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也比以前大大提高，25年前你去政府辦一件事要往返跑很多天，現在公共服務大廳已經非常普及，至少辦事態度和效率上比以往有很大的進步。

25年前，人們更關注的仍是吃飽飯的問題，追求個性的自主空間、多元化表達，被看做是極少數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行為藝術”，而現在年輕人普遍在關心自我的空間和實現，也開始注重尊重他人的空間和權利，這些都是一個社會內在現代化的最重要標志之一。

總之，無論從世界到中國，拋開宏大敘事，對于絕大數個體而言，這25年是普羅大眾過得最體面、最有尊嚴、最沒有戰爭暴政威脅的時光階段。食物的自由和選舉的自由、表達的自由，從歐美或日本人的獨享，開始像全球擴展，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深深受益于這個時代的技術、制度、觀念的進步，能夠生活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幸運。

（三）不過，筆者從文明周期曲線的視角認為，人類在下一個25年很難重復上一個25年的好光景。人類目前的由經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最核心內涵的世界秩序，發端形成于上上個25年（1976—2000年），2001-2025的這25年則是收益繁榮期，不過進入2020年代之后，這個秩序走向衰落、矛盾爆發期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下一個25年很可能進入一個新的動蕩和沖突周期。

具體來說，過去25年的人類科技進步大提速、資本人口技術的快速全球流動，縱然讓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但是也積累了深刻的種種矛盾，目前已經接近臨界點，未來25年有可能出現全球性的三重“失衡”。

第一，資本技術加速流通，導致經濟增長不均衡，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的逆轉。2000年G7國家全球GDP占比為65%，而現在僅剩下29%；2021年起中國的經濟體量就超過歐盟，估計到2050年，中國、印度、東盟三方的經濟總量至少是G7的1.5倍，西方世界將從世界的主角，淪為多極中的兩極（美國、歐盟）。而西方至今仍然掌握絕對的規則和資源支配權，這種話語權和力量的失衡，必然會導致劇烈的沖突。

第二，隨著全球溫飽問題的普遍解決，人口增長越發不均衡，導致種族、宗教力量的重塑。突出表現在具有較高規則和契約意識的西方白人基督教群體以及東亞儒家—佛教社會群體，人口增長率都極低，不僅數量是越來越占有劣勢，社會內部也可能因此塌陷。而穆斯林和有色種族人口增長極快，預計到205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將增加到39億左右，超過基督徒和佛教徒總和，非洲、中東和南亞人口總數將達到60億左右，成為全球人口的主體。新興的人口大國或族群必然會加速爭奪資源分配權，以及加速向工業化地區移動，亨廷頓所言的“文明沖突”可能性在加劇。

第三，全球化、技術進步受益不均，帶來的社會內部利益的巨大失衡，全球化程度最深的西方社會表現最明顯。那些掌握了資本和技術要素的階層在全球化中受益巨大，而普通勞工階層則改善有限，以至于美國盡管人均GDP最近25年增加了1倍多，而收入中位線沒有發生什么變化，社會階層斷裂性明顯在加劇。

無論是目前國際秩序，還是西方內部的民主制度，都是依據過去的力量對比結構、社會結構設計的，最近十幾年的種種現實表明，二者都已經老化，很難協調所面臨的矛盾，而人類至今仍未提出更合理優化的新制度方案，因此，未來25年發生秩序“脆斷”或劇烈沖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我們還應該意識到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過去20多年呈現的人類的哲學進步越來越緩慢，社會科學發展越來越趕不上技術進步的問題，也會導致人類的危機。冷戰結束后的三十多年，幾乎沒有可以稱道的思想人文大師出現，創造了這一波發展奇跡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日漸脫離實際，而新崛起的新右翼主義更是一種價值和方法上的反動，無非是重新包裝了一下已經被歷史拋棄的那些狹隘保守主義。這種哲學、社會科學困境是近些年全球治理水平退化的誘因之一，如果人類在思想創新上不能有大的突破，會進加劇下一個25年的危機——人類很多次文明的衰竭就是由于哲學和現實的脫節而造成的。

總之，可以這樣判斷：2026-2050這25年可能將是二戰以來確立的世界秩序，乃至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主導全球的格局開始加速松動的時代，大國之間、文明之間的矛盾沖突會越來越激烈。不過真正的跨越“斬殺線”，進入秩序再造期要等到21世紀下半葉。

（四）對于中國來說，我們也已經走出可以“躺贏”的歷史舒適區，進入一個充滿嚴峻挑戰的時代。

從內部來講，推動中國發生現代化的諸多生產要素紅利和體制性紅利都在逐漸消失，經濟增長的動力在減弱。其中對下一個25年影響最大的是老齡化的問題， 205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增加到5.2億，而勞動適齡人口將減少到6.2億，屆時中國人口平均年齡將達到57歲（預計美國為44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而我國是后發國家，養老體系并不健全，中國人均社保基金目前是2300余美元，僅為新加坡的百分之一、美國的十五分之一，日本的七分之一，未來中國要贍養3億以上老年人口，對經濟秩序和財力的壓力可想而知，可能會耗光用于發展進步的“邊際資源”。

在社會治理和意識形態方面，由于中國過去未進行充分的思想啟蒙，未形成合理的矛盾解決機制，加上過去發展中積累了很多矛盾，大眾改革獲得感不強。現在社會上左的和右的民粹主義都在滋長，隨時都有可能受國內外因素誘導激化（2025年過幾個月就產生一次巨大網絡輿情，就是表現之一），危害社會的穩定。

在外部環境方面，中國崛起所依賴的國際環境在消失。中國崛起主要依賴于加入西方所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及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維穩”秩序，這種設計有助于中國獲得技術、銷售產品，以及以非常低的成本享受到和平。而現在西方想驅逐中國出體制，美國想全方面遏制、打擊中國，如果說過去25年中國與西方的整體基調是合作，未來25年則是競爭與沖突。

這種危害不僅體現在經濟制裁對中國技術進步的影響，還體現在，如果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未來解體，這種變化盡管可能削弱美國的領導力，但是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生產國和貿易國，進行外部經濟交往的成本也會增加很多，因為未來世界的規則會極大復雜化和不透明化，我們打交道的對手更多是新興、缺乏規則契約意識的國家，與他們交往的成本和收益比未必好于西方國家。

如果說過去25年我們抓的一副好牌，而只需要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現在手中的牌顯然不如以前那么好了，但是我們的任務卻翻倍，其艱難可想而知。中國是能夠實現徹底的蛻變，成為一個有持續生命力的發達國家，還是像很多發展中國家轉型那樣，瀕臨發達國家門檻戛然而止？未來25年可以說是真正決定中國崛起高度和現代化深度的時期。

（五）在2000年底，大家迎接21世紀到來之際，都是抱著充滿期待的，一種充滿對未來的憧憬的心情，認為世界會越來越好。但是在2026年到來之際，我們作為中國的公民，作為地球的一份子，要以謙卑、誠惶誠恐之心迎接新的25年。

過去全球幾年的局勢演變再次說明：人類并不是永遠都可以進步，我們并沒有消除犯錯誤的體制，人類的弱點永遠存在。我們希望，中國人可以有創意、有格局、有突破，大膽用制度進步去解決發展的難題，延續中國的奇跡，讓中國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化國家；我們也希望人類可以有創意，有格局，去塑造一個新的秩序，解決業有的矛盾，延續人類的繁榮，而不是思維僵化，去重復先人的錯誤，那么，人類真的可能走向一個漫長的文明衰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