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盛夏的一個清晨,錢塘江面泛起薄霧,江水輕輕拍打著小木船。周希漢拄著竹制魚竿,慢慢收線,腰背微弓,神情專注。這位六十二歲的海軍上將,胃部手術后第一次感到體內重新涌動力量。魚線忽然繃緊,竹竿被向下一拖,船身輕顫——半小時后,一條足有五十八斤的鯖魚被拉進了艙底。圍觀的療養院工作人員驚呼、鼓掌,周希漢卻只是抖了抖袖口,摘下一片閃亮的魚鱗,輕輕裝進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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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周抗援就站在旁邊。他前一天才從部隊趕來探親,背著一支現代碳素竿,顯得神氣。可真正的贏家還是父親的那根羅漢竹。“打勝仗不全是靠武器。”周希漢笑著拍拍魚竿,眼神里透著孩童般的滿足。周抗援點點頭,卻在心里琢磨:這么大的魚,要是送回北京,全家老小都有口福了吧?念頭剛冒出來,父親已對療養院院長說:“空勤灶的飛行員辛苦,讓年輕人補補。”一句話,魚歸了伙房,船頭只剩那片鱗片在晨光中閃。
江面安靜下來,父子倆的記憶卻被浪聲一點點喚醒。十九年前,也是一段緊巴日子。1960年開春,北京城區開始執行嚴格定量供應,粗糧配給遠高于細糧。周家兄弟五人正值長身體,“一碗高粱糊糊還沒涼透就見底”——這是他們對那段日子的共同描述。為了讓孩子們多吃一口白面,周希漢常把自己的細糧票撕下塞在飯桶口。晚飯桌上,他端著半碗雜糧粥,用筷子挑幾根咸菜梗,就算解決了一頓。
有意思的是,苦中也能生趣。聽老戰友說后院能養豬,周希漢立刻騰出一塊地,買來不足十斤的小豬仔。白天開會,晚上割草,連軍靴都染上了青草味。他把這片小豬圈稱作“自家的南泥灣”。豬肥到百斤,同事們以為將軍家要大擺筵席,結果肉被切成薄片,悉數送進機關伙食班。留給自家孩子的只有骨頭、豬肝和一鍋濃湯。老炊事員嘟囔“賠本買賣”,周希漢聽見,沒解釋,只丟下一句:“部隊人多,正缺油水。”話短,卻透著那代人慣有的信條——寧可自己虧,也不能讓戰士餓著。
1968年,又一段轉折。那年春天,山西招收知青,周希漢揮筆報名,把幾個孩子一并送往農村。周抗援一時不解,父子關起門談到深夜。燈泡昏黃,墻上映著兩道影子。周希漢拿出一頁人民日報,指著上面的號召說:“艱苦地方才能煉好鋼。”簡短的對話成為命令,無需更多說服。第二年,武漢軍區空軍到插隊點征兵,周抗援握筆寫下申請——一紙批復,讓他正式披上空軍制服。
參軍后,周希漢規定:每月一信,匯報學習、訓練、思想變化。厚厚一疊信封漂泊在郵路上,孩子們起初以為自己受到特別照顧,后來才發現父親的信件分毫不差地寄給每個人。那時他在總參加班到深夜,打完最后一個電話才開始寫字。偏偏字句并非官樣文章,而是逐條回應孩子們的困惑:“思想波動正常,先看《雷鋒日記》再寫心得。”一句一句,仿佛擺渡的竹篙,將年輕人推向更寬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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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回錢塘江。那片魚鱗被擦干,夾入筆記本首頁,緊挨著一句題詞:“得魚甚于食魚美。”十個字,像極父親行事的底色:自己嘗得到苦,卻總想著讓別人分到甜。院長原本推辭,周希漢擺了擺手:“當年南泥灣缺糧,我們挖野菜;如今飛行員天天蹬戰機,也總不能讓他們光啃凍魚。”
周抗援不再堅持把鯖魚帶回北京。他提竿坐在父親身旁,江風吹來,兩人各自沉默。父親面色憔悴,卻眼神澄亮;兒子身形挺拔,卻心里泛酸。船頭輕輕晃動,水聲仿佛串起那些相隔數十年的畫面——缺糧時代的咕咚聲、知青年代的汽笛聲、信封劃破封口的沙沙聲——都漸漸融進錢塘江的波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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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希漢在1989年病逝,魚竿、筆記本、那片魚鱗被妥帖留給周抗援。每年休假,他都會找一處江水清亮的地方,把羅漢竹輕輕拋出。竹尖顫動的一刻,他下意識瞄向身旁,卻只看見自己倒影。重新收線時,那片舊鱗輕輕摩挲掌心,有些斜紋已被時間磨平,卻仍能在陽光下閃出冷冽光芒,讓人想起那位喜歡講“打勝仗不靠武器”的老兵,想起他分豬肉時的那聲“部隊人多,正缺油水”。
有人問周抗援,父親留給他最大的財富是什么?他想了想:“一片魚鱗,一支竹竿,還有寫了二十年的家書。別看它們不值幾個錢,可只要握在手里,就知道怎樣做人。”說罷,他把竿尖壓低,江水順勢滑過,仿佛又有什么巨物在暗處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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