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漢之子周抗援，與父親一起江釣：他只留下了一片魚鱗

1978年盛夏的一個清晨，錢塘江面泛起薄霧，江水輕輕拍打著小木船。周希漢拄著竹制魚竿，慢慢收線，腰背微弓，神情專注。這位六十二歲的海軍上將，胃部手術后第一次感到體內重新涌動力量。魚線忽然繃緊，竹竿被向下一拖，船身輕顫——半小時后，一條足有五十八斤的鯖魚被拉進了艙底。圍觀的療養院工作人員驚呼、鼓掌，周希漢卻只是抖了抖袖口，摘下一片閃亮的魚鱗，輕輕裝進口袋。

兒子周抗援就站在旁邊。他前一天才從部隊趕來探親，背著一支現代碳素竿，顯得神氣。可真正的贏家還是父親的那根羅漢竹。“打勝仗不全是靠武器。”周希漢笑著拍拍魚竿，眼神里透著孩童般的滿足。周抗援點點頭，卻在心里琢磨：這么大的魚，要是送回北京，全家老小都有口福了吧？念頭剛冒出來，父親已對療養院院長說：“空勤灶的飛行員辛苦，讓年輕人補補。”一句話，魚歸了伙房，船頭只剩那片鱗片在晨光中閃。

江面安靜下來，父子倆的記憶卻被浪聲一點點喚醒。十九年前，也是一段緊巴日子。1960年開春，北京城區開始執行嚴格定量供應，粗糧配給遠高于細糧。周家兄弟五人正值長身體，“一碗高粱糊糊還沒涼透就見底”——這是他們對那段日子的共同描述。為了讓孩子們多吃一口白面，周希漢常把自己的細糧票撕下塞在飯桶口。晚飯桌上，他端著半碗雜糧粥，用筷子挑幾根咸菜梗，就算解決了一頓。

有意思的是，苦中也能生趣。聽老戰友說后院能養豬，周希漢立刻騰出一塊地，買來不足十斤的小豬仔。白天開會，晚上割草，連軍靴都染上了青草味。他把這片小豬圈稱作“自家的南泥灣”。豬肥到百斤，同事們以為將軍家要大擺筵席，結果肉被切成薄片，悉數送進機關伙食班。留給自家孩子的只有骨頭、豬肝和一鍋濃湯。老炊事員嘟囔“賠本買賣”，周希漢聽見，沒解釋，只丟下一句：“部隊人多，正缺油水。”話短，卻透著那代人慣有的信條——寧可自己虧，也不能讓戰士餓著。

1968年，又一段轉折。那年春天，山西招收知青，周希漢揮筆報名，把幾個孩子一并送往農村。周抗援一時不解，父子關起門談到深夜。燈泡昏黃，墻上映著兩道影子。周希漢拿出一頁人民日報，指著上面的號召說：“艱苦地方才能煉好鋼。”簡短的對話成為命令，無需更多說服。第二年，武漢軍區空軍到插隊點征兵，周抗援握筆寫下申請——一紙批復，讓他正式披上空軍制服。

參軍后，周希漢規定：每月一信，匯報學習、訓練、思想變化。厚厚一疊信封漂泊在郵路上，孩子們起初以為自己受到特別照顧，后來才發現父親的信件分毫不差地寄給每個人。那時他在總參加班到深夜，打完最后一個電話才開始寫字。偏偏字句并非官樣文章，而是逐條回應孩子們的困惑：“思想波動正常，先看《雷鋒日記》再寫心得。”一句一句，仿佛擺渡的竹篙，將年輕人推向更寬的水域。

轉回錢塘江。那片魚鱗被擦干，夾入筆記本首頁，緊挨著一句題詞：“得魚甚于食魚美。”十個字，像極父親行事的底色：自己嘗得到苦，卻總想著讓別人分到甜。院長原本推辭，周希漢擺了擺手：“當年南泥灣缺糧，我們挖野菜；如今飛行員天天蹬戰機，也總不能讓他們光啃凍魚。”

周抗援不再堅持把鯖魚帶回北京。他提竿坐在父親身旁，江風吹來，兩人各自沉默。父親面色憔悴，卻眼神澄亮；兒子身形挺拔，卻心里泛酸。船頭輕輕晃動，水聲仿佛串起那些相隔數十年的畫面——缺糧時代的咕咚聲、知青年代的汽笛聲、信封劃破封口的沙沙聲——都漸漸融進錢塘江的波光里。

周希漢在1989年病逝，魚竿、筆記本、那片魚鱗被妥帖留給周抗援。每年休假，他都會找一處江水清亮的地方，把羅漢竹輕輕拋出。竹尖顫動的一刻，他下意識瞄向身旁，卻只看見自己倒影。重新收線時，那片舊鱗輕輕摩挲掌心，有些斜紋已被時間磨平，卻仍能在陽光下閃出冷冽光芒，讓人想起那位喜歡講“打勝仗不靠武器”的老兵，想起他分豬肉時的那聲“部隊人多，正缺油水”。

有人問周抗援，父親留給他最大的財富是什么？他想了想：“一片魚鱗，一支竹竿，還有寫了二十年的家書。別看它們不值幾個錢，可只要握在手里，就知道怎樣做人。”說罷，他把竿尖壓低，江水順勢滑過，仿佛又有什么巨物在暗處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