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李先念視察丹江口，省長對其敬佩不已，李：怎么扯到我的頭上

1954年6月的一天，武漢城被黑云壓頂的大雨困住，江面翻滾，碼頭纜繩繃得吱吱作響。雨勢越來越猛，荊江大堤水位不斷攀升，防汛電話幾乎被打爆。湖北水患的緊迫與殘酷，就是在這樣的瞬間毫不留情地顯現。

長江、漢江同時告急。紀錄里從未出現過的洪峰組合，讓防汛總指揮部一度沉默。荊江分洪區被迫開啟，萬級流量被“硬生生”分走，武漢城墻根的水位終于往下落了一米。可代價同樣醒目：全省耕地被淹一千三百多萬畝，五百多萬人受災，京廣鐵路因為路基泡軟封閉近百天。那一年，“湖北到底該怎么治水”成了擺在所有人面前的最實際、也最棘手的選擇題。

洪水褪去，遍地狼藉。時任防汛指揮長張體學檢查完災情，脫下膠靴，蹲在江堤上簡單餐風一口干糧，抬眼望向遠處渾濁的江流，脫口一句：“要徹底解決，不靠蠻勁，得靠系統工程。”這句話后來反復被同僚提起，它像一顆釘子，牢牢釘在張體學的腦海，也釘進湖北全省的水利藍圖。

1956年初春，40歲的張體學走馬上任湖北省省長。他出身紅安，參加革命時才十八歲；長征結束那年，他才二十出頭；對江河水性，他在鄂豫皖蘇區已摸得透。“全面規劃、綜合治理、局部服從全局”這十二個字很快寫進省政府正式文件。說白了，就是不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用一個橫貫全流域的思路，把湖北馴水、用水、蓄水、排水的四個環節同時推進。

隨后三年，白蓮河、漳河等中型水庫動工，一處處河道整治同步展開。但張體學心里最重的，是漢江。漢江年均來水三百多億立方，是長江最大支流，卻因落差小、彎道多，洪峰極難泄。要讓武漢、荊州真正睡個踏實覺，必須在上游截住它。于是，“丹江口”三個字被反復畫圈。

1958年2月，中共中央批準興建丹江口水利樞紐。批文剛下，張體學就揣了厚厚一摞圖紙，趕到漢口碼頭登船北上，找水利部、鐵道部對接工料。那會兒武漢到丹江口沒有直通列車，公路也彎彎繞繞，他常常白天批文件，晚上換車趕路，兩個司機輪換，夜里仍得伏在座椅上抄寫修改意見。

丹江口壩址位于鄖陽、丹江口、老河口三地交界，山路陡，通訊差。開工當天，十萬民工齊聚，炮號震山。張體學沒去賓館，而是把辦公室干脆搬進了一艘舊挖泥船，文件柜旁就是跳板和水花。有人勸他住岸上安全些，他擺擺手：“工地沒燈，我心里難亮。”這種“不離現場”的作風，讓壩上工友漸漸喊他“老張庫長”。

1959年12月25日清晨，老河口機場跑道上薄霧翻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乘機抵達。他與張體學在鄂豫皖根據地共事多年，如今一南一北，再次相見格外親切。汽車駛向工地，攏口處巨型混凝土方塊堆疊如山，漢江水在臨時圍堰中咆哮。李先念踏上防浪塊，扶帽檐大聲說道：“這回倒是真把這條泥龍制服了！”風大，聲音卻壓住了江浪。

張體學用力點頭：“副總理，是您當年調走時叮囑‘要把湖北水利抓起來’的那一句，讓我不敢松勁。”李先念擺手笑罵：“嗨，怎么又扯到我的頭上？這是你們湖北的主場，也是黨中央的決策。”同行干部聽得出，他話雖帶笑，分寸卻嚴謹——成績歸集體，不能落個人。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上午十點，截流合龍正式開始。軍號響，石方如瀑；機器轟鳴，江水后退。有意思的是，現場臨時裝了一部攝影機，全程紀錄那三個多小時的“腰斬漢江”場面。合龍完成，李先念試探著踩向尚帶水汽的鉛絲石籠，身后泥沙尚未完全沉實。他回過頭，半開玩笑半認真：“體學同志，你這個庫長算當上了，可別忘了還有個省長的攤子！”

笑聲散去，現實考驗接踵而來。從1960年開始，全國經濟陷入困難，物資短缺，丹江口工地連飯票都得精打細算。工資一度拖欠，運輸船停航，水泥供給斷檔。張體學抓住北京一次匯報機會，連夜趕往，白天擺出事故清單、成本報表，夜里在招待所提筆寫請示。國務院批示及時下達，工程得以維系。不得不說，關鍵時刻“敢拍桌子”救了丹江口。

1961年底，壩區突發混凝土崩塌事故，三塊大體積構件滑入水中。事故原因復雜：配比、溫控、振搗都有疏漏。張體學抵達后只說一句：“該擔責的擔責，該返工的返工，不能讓一滴不合格的水泥埋到壩心。”修復整整持續了八個月，進度雖慢，卻保住了安全底線。

1964年，國家著手第三個五年計劃。張體學把“丹江口二期”和“長江干流梯級開發”兩份方案一起上報，同年冬天獲得批準。丹江口隨即增設發電、灌溉、航運配套，功能從單一防洪擴展為綜合樞紐。后人津津樂道的“南水北調中線”水源，雛形就在那份方案里。

對長江主流的設想更大。三峽工程當時因技術、財力、移民等難題暫緩，張體學提出“先上葛洲壩”作為過渡。理由簡單：一、解決荊江河段頂托水位；二、為未來三峽累積施工經驗；三、緩解華中電網缺口。周恩來拍板同意后，葛洲壩于1970年開工，張體學兼任指揮部部長，再次回到熟悉的水聲與泥沙中。

掙扎在忙碌與病痛之間，他的身體卻亮起紅燈。1973年初，上海華東醫院確診其肺癌晚期。李先念得知后派機接往北京治療。臨行前，張體學對陪同人員說：“讓我再回漢江邊看看，收收腳板印，心里才踏實。”短短數天，他沿江自西向東輾轉，最后一次站在丹江口大壩壩頂，遠眺庫區青山與白帆。

同年9月3日凌晨，病房燈光微弱，張體學走完58年人生。訃告發出后，多地民工自發在壩腳、在堤埂、在庫區茶山插上紙花，他生前最愛踩的泥路被清掃得干干凈凈。兩年后，丹江口水庫首臺機組并網發電；八十年代初，葛洲壩大壩橫臥長江；新世紀，三峽混凝土碾壓成型。湖北的水脈被逐步掌控，那句“要靠系統工程”得到了最有力的注解。

歷史并不刻意眷顧哪個名字，但在關鍵節點，總有人挺身而出。1959年丹江口江面上飄來的炮號聲，如今聽來依舊敲擊耳膜。它提醒后來者：治大國如烹小鮮，治大江亦如此——不是一錘子買賣，而是一張織了又織的大網，誰敢漏針腳，水就會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