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

王一鳴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以下觀點整理自王一鳴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2期）上的發言

本文字數：4548字

閱讀時間：14分鐘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分析當前經濟形勢、明確新的一年宏觀政策取向，部署經濟工作重點任務。圍繞這三個方面談一些認識和體會。

一、2025年中國經濟穩中有進、韌性增強

“穩”，表現為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今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面對外部環境復雜變化帶來的沖擊，以及國內經濟運行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中國經濟頂住壓力，整體運行平穩，前三季度實現5.2%的增長，主要經濟指標符合預期。全年經濟增長有望實現5%的預期目標，繼續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經濟總量有望達到140萬億元左右。

“進”，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科技創新成果豐碩。2025年兩項成果令人鼓舞：其一，自然指數2025科研領導者榜單顯示，中國繼續保持世界第一，反映中國高質量科研產出的快速增長；其二，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國家綜合創新能力排名，我國由2020年的第14位躍升至2025年第10位。二是新質生產力穩步發展。人工智能等加速賦能千行百業，新一代智能終端、智能體加速應用推廣，建成3.5萬余家基礎級、230余家卓越級智能工廠，燈塔工廠數量占全球40%。我國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藥、機器人等領域研發應用躋身世界前列。

“韌性增強”，突出表現為外貿出口逆勢增長。美國實施對等關稅后，各方面普遍預判我國外貿將遭受嚴重沖擊。但從實際情況看，盡管前三季度我國對美出口出現明顯下滑，但對非美國家和地區出口卻大幅增長，帶動整體外貿出口實現逆勢上升。前三季度外貿出口，按美元計價同比增長6.1%，按人民幣計價增長7.1%，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9%，明顯高于“十四五”前四年平均10%的貢獻率，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受外貿回升帶動，前11個月我國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達1.08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值得注意的是，集成電路、汽車、船舶、液晶平板、醫療器械等產品出口增長強勁，折射出我國產業價值鏈加快升級，產業發展由大向強的轉變趨勢更趨明顯。

我國外貿之所以顯現如此強勁的競爭力，背后的邏輯在于低成本優勢向綜合競爭優勢的轉變。過去，我國主要依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近年來，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鏈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數字經濟和新能源優勢等逐步形成，這些優勢正在轉化為新的綜合競爭優勢。如果說，低成本優勢可以被替代，綜合競爭優勢很難被替代。

具體來看，超大規模市場可以攤薄研發、投資、物流、營銷、采購等成本，形成規模經濟優勢；完整的產業鏈優勢形成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和豐富場景，形成范圍經濟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釋放出“工程師紅利”，我國每年畢業的工程師數量超過發達國家總和，這是發展進程中最具自主性的力量；數字經濟優勢明顯，工業機器人新增裝機量占全球比重超過50%；新能源發展勢頭迅猛，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占比達60%，新能源發電量增量占全國新增發電量近50%。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經濟運行仍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比較突出的是國內“供強需弱”問題。供給端方面，工業保持強勁增長、服務業生產顯著回升，前三季度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分別達到6.2%、5.4%，均高于GDP5.2%的增速；需求端方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均明顯低于GDP增速。供需失衡導致物價持續走低。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已連續33個月在零值線附近波動，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38個月處于負值區間，GDP平減指數連續10個季度負增長，持續時間超過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7個季度。價格持續走低，影響經營主體和居民的體感和預期，還可能形成負向反饋循環，不利于提振消費和擴大投資。這些問題是發展與轉型過程中伴生的問題，繞不開、躲不過，經過努力是可以解決的。

二、2026年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明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需要置于“十五五”規劃乃至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中去統籌考量。

實現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不考慮動態變化、價格和匯率因素，通常認為人均GDP需跨越2萬美元的門檻，這就要求經濟總量較2020年翻一番，對應的年均增長率需達到4.73%。若2025年GDP增長實現5%的預期目標，“十四五”期間年均GDP增速就為5.4%左右；據此推算，“十五五”期間年均增長保持在4.5%以上，“十六五”期間年均增長在4%以上，就能實現經濟總量翻一番的目標。但若納入動態因素考量，中等發達國家的門檻值會隨著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同步提高。此外，國際比較是按換算為美元的名義GDP作比較的，這就要推動物價回歸合理區間，并實現人民幣匯率穩定上升。這些條件要求明年盡可能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速，在此基礎上持續提升經濟質量。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這一方面要求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運行面臨周期性、結構性與體制性因素交織的復雜局面，還需加大跨周期調節力度，推進結構性改革，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

要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財政赤字規模、債務總規模與支出總量。既著眼當前，用好用足財政政策空間，也要為應對未來風險留有余地，確保財政可持續。在政策質效上，著力提高精準性和有效性。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強化國家重大戰略財力保障，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統籌用好政府債券資金，更加注重惠民生、擴內需、增后勁。同時在政府債務結構上進行優化，適當調整地方政府債中一般債與專項債的比重。

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這就要求把物價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的“錨”，緊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GDP平減指數的變化，在價格水平回升至2%左右并相對穩定前，保持貨幣政策的足夠力度。在政策執行上，要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低位運行，為經濟回升向好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繼續用好用活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引導資金流向擴大內需、科技創新、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

三、努力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了2026年經濟工作八個方面重點任務，需求端聚焦擴大內需、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供給端著力科技創新、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同時，通過深化改革破解供需失衡問題，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

從需求端看，擴大內需要統籌提振消費與擴大投資，實行“雙輪驅動”。從提振消費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提振消費，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會議明確提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令人鼓舞；另一方面，要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政府加大教育、托育、養老、醫療等公共服務和民生保障支出，就能減輕居民負擔，進而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同時要看到，當前我國商品消費相對飽和，服務消費潛力巨大。擴大消費重點要由商品消費轉向服務消費。要放寬準入限制、理順服務價格，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在更多細分領域增加優質服務供給，滿足中高收入群體多樣性差異化的服務消費需求。

消費和投資兩者既相互聯系，又相互促進。通常而言，消費是慢變量，投資是快變量，通過動員可在短期內實現較快增長。在居民消費預期偏弱和社會投資內生動力不足的情況下，要更好發揮政府投資的帶動作用，用好中央預算內投資、超長期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等資金，靠前實施具備條件的“十五五”重大項目。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一批重大工程項目將集中推進實施，包括戰略骨干通道、新型能源體系、重大水利工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城市更新改造等，為擴大投資拓展了空間。同時，要優化政府投資結構，提高民生類項目政府投資比重，加強學前教育、健康養老、文化體育、休閑旅游等領域補短板投資，推動更多資源“投資于人”，同時加大科技創新、綠色轉型、安全保障等領域投資，實現擴大投資與消費結構升級、人力資本提升良性互動。

從供給端看，加快以科技創新培育發展新動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到，推進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將北京、上海國際科技中心拓展至京津冀、長三角區域，進一步拓展了科技創新能力建設的空間。在全球創新集群排名中，粵港澳大灣區位列第一，北京排名第四，上海-蘇州排名第六，三大板塊均處于全球領先梯隊。這三大區域科技創新能力持續提升，將對我國提升在全球創新格局中位勢產生重要影響。

科技創新需更加突出原始創新導向。原始創新就要從源頭做起，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隨著新科技革命下科學研究范式的深刻變革，基礎研究轉化周期明顯縮短，國際科技競爭向基礎前沿前移。要強化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原始創新導向，優化有利于原創性、顛覆性創新的環境。“十五五”時期要加強基礎研究戰略性、前瞻性、體系化布局，加大長期穩定支持，以基礎研究的突破帶動引領性原創成果、戰略性技術產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領域躋身國際國內領先行列。

從供需平衡看，要通過深化改革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一是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當前市場準入較為便捷，但退出渠道不暢，“進易退難”問題突出，需通過深化改革建立落后過剩產能的有效退出機制。二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長期以來，我國在生產環節征收消費稅，消費地政府難以從中受益，對促進本地消費動力不足。要加快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定下劃地方”的改革舉措，激勵地方政府推動擴大消費的積極性，改變地方政府“重投資、輕消費”的行為模式。三是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是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要加快落實“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鼓勵常住地政府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問題，建立有效激勵機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積極性，釋放農業轉移人口的巨大消費潛能。

總之，要將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更好結合起來，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和活力，開啟新一輪增長周期，推動中國經濟這艘巨輪行穩致遠。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