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泰國那場高鐵招標,現在回頭看像場命運的玩笑。
英拉政府剛倒臺,巴育上臺就喊停原來的計劃,重新招標時放著中國方案不選,鐵了心要跟日本合作。
當時不少人覺得新干線技術靠譜,現在十一年過去,項目連招標都沒啟動,預算倒是漲了快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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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日本,當時的“政治正確”有多香?
到2025年回頭看,泰國那條被說了好多年的“曼谷—清邁高鐵”,最大的特點不是快,而是根本沒跑起來。它一直停在規劃書、可研報告和預算表里,像個影子工程。
十一年過去了,最明顯的變化只有一個:錢越算越多,方案越改越小,工地卻沒什么實質進展。
原本說要把北部旅游大城清邁拉進“幾小時生活圈”,結果游客現在還是得坐12小時的老火車,物流也還是在公路上慢慢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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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泰國來說,這不只是“晚點”,而是錯過了一整段窗口期:旅游、貨運、投資信心、區域發展節奏,全被拖著走。
這條線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先看兩個硬傷:一是地形和成本,二是合作方式太“死”。
勘探越深入,泰國北部的麻煩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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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做詳細調查時,僅清邁相關路段就發現了12處斷層帶。
高鐵要過這種地質,安全上就得加固、繞行、做更多橋隧,怎么做都得加錢。光“加固整改”這一項,就讓預算多出360億泰銖。
很多人以為高鐵就是鋪軌道、買車頭,實際上真正燒錢的往往是地基、橋隧、征地和地質處理,碰上復雜地形就更沒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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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硬傷更折磨:日方對供應鏈的要求太僵。
鋼軌、信號系統等關鍵設備堅持從日本進口,理由是“必須保證新干線標準”。可這套打法放到海外,成本就很難壓住。
2019年前后全球貿易摩擦、海運價格上行,光把這些“原裝貨”運到泰國工地,就又多出80億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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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工程師想談本地化,非核心零部件能不能在泰國做,既省錢又養產業?日方直接以“影響聲譽”為由拒絕。
結果就是:錢不斷往上加,項目卻越談越僵,越僵越不敢開工。
到2024年,預算從最初約4200億泰銖漲到5800億,漲幅接近四成。
泰國財政部門的人甚至感嘆,這些多出來的錢,拿去教育能在貧困地區建300所標準化鄉村學校。
可現實是,這筆錢并沒有換來一段真正的鐵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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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諷刺的是,日方后來還拋出“縮水版”:線路縮短,只修到披集,速度降到180公里。
這種方案既不像高鐵,也沒覆蓋清邁的旅游和北部物流核心價值,等于把當初最吸引人的目標自己砍掉一半。
一個項目如果最后變成“速度上不去、終點到不了、錢還越花越多”,那它就很難再獲得社會和財政的持續耐心,于是就只能在文件里反復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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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為啥選日本:不是不會算賬,是更想要“面子和關系”
要理解這條線為什么走到今天,得把鏡頭拉回2014年前后。
那時泰國政局動蕩,巴育政府上臺,新班子急著展示“新氣象”,也急著推翻前政府的一些方案。
高鐵這種大項目,天然帶政治符號:選誰合作,不只是技術和價格問題,還牽涉外交關系、國內觀感和所謂“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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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給的方案其實很“接地氣”,也很針對泰國的現實困難,泰國外匯儲備高、糧倉里陳糧多、庫存壓力大。
中方提出“高鐵換大米”,每一百萬噸大米折抵部分工程款,單價按480美元算,還配套年利率2.5%、20年期的低息貸款。
簡單說就是,你把難處理的糧食庫存變成支付能力,把錢的壓力分攤到更長周期里,同時把基建缺口補上。
這是一筆能同時緩解農業和財政的組合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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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決策天平當時并沒有完全按經濟理性走。
日本在泰國經營多年,汽車產業深、供應鏈重,豐田、本田這些工廠帶動的熟練工人數量巨大,日本車在當地市場份額也很高。
再疊加皇室交往、文化影響、年輕人喜歡的動漫日料等,日本在泰國長期帶著一種“天然好感”的光環。
新政府在那個時點選擇日本,更像是一種風險更低、政治上更穩、外界更容易接受的“安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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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在談判桌上也很會抓人心,1964年新干線開通以來“零重大事故”的招牌,聽起來就很硬。
再配一個初期看似很低的報價,很容易讓人產生“貴是貴點,但值、穩、面子足”的印象。
2015年5月在東京簽字時,閃光燈照著,很多人想的是“我們選了世界一流”,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另一個問題上:這是不是一張沒有上限的賬單?
后面發生的一切,其實就是“面子邏輯”撞上了“地形與成本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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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為了品牌和形象把標準抬到極致,又不肯做本地化、也不愿在股權或風險上承擔更多責任,那么只要遇到復雜地質、全球物流成本波動、國內財政壓力上升,項目就會越來越像被卡住的齒輪:動一下就要加錢,不加錢就動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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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連日方自己都出現過“想撤資止損”的念頭,合作從“強強聯手”變成“互相提防”,項目自然更難推進。
說到底,當年那次選擇,不是不會算賬,而是把“形象與關系”看得比“落地與效率”更重要,結果就是:最早簽下去的不是鐵路,而是漫長的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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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修鐵路,靈活和落地才是硬道理
泰國人今天為什么格外難受?因為隔壁就有對照組。
日本項目還在改報告的時候,中國承建的中泰鐵路一期已經在地上往前推了。
曼谷—呵叻—再往廊開方向的線路,2017年12月已經開工。
到2025年10月,第一階段工程量完成了49.4%。它當然也會延誤、也會遇到問題,但它至少在施工、在推進、在變成可見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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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差別就在于,不把所有東西都鎖死在“必須全進口、必須一套標準原樣搬過去”的框架里,而是更強調本地化采購、技術培訓,資金壓力也通過公私合營(PPP)等方式分攤。
預計2030年連接老撾、融入泛亞鐵路網的目標,這種“能接上區域網絡”的路線,對泰國長期物流與產業布局確實更有想象空間。
再把視野放大一點,日本高鐵出海“水土不服”的案例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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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早在2006年前后就碰過釘子,日方報出560億美元的高價,還拒絕越方希望用農產品抵債的思路,結果項目在2010年被越南國會否決,紙上談兵很多年。
印度那條孟買到艾哈邁達巴德的高鐵線,2017年開工時聲勢很大,2023年通車,后來拖到2032年,征地和技術適配問題一堆,進度也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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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一些發達國家,日本列車也出現過讓人尷尬的質量與適配爭議。
英國引入日立列車出現空調漏水、柴油機故障等問題,美國華盛頓地鐵采購的車廂也出現脫軌、設計缺陷引發停運。
把這些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問題不只是“技術好不好”,而是“能不能適應不同國家的地理、氣候、管理方式和成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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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印尼雅萬高鐵的例子給了另一個答案。
合作不是把一套標準端過去讓對方照抄,而是要能針對當地火山地質做適配,能訓練本地工人,能在資金安排上更靈活。
印尼2015年確定合作,2023年就把雅加達到萬隆的時間壓到40分鐘,2024年客流破千萬,還帶動沿線經濟數據改善。
這個對比放在泰國眼前,就更像一記悶棍:同在東南亞,同樣面對復雜地形,為什么別人能跑起來,我們還在改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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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泰國這堂課的結論其實很直白,基建合作不能只看名氣和招牌,更要看三件事。
錢怎么來、風險誰承擔、東西能不能在本地落地。
把方案做得再漂亮,標準喊得再響,只要不解決成本控制、本地化和可推進性,最后就會變成今天這種局面:一條本該連起曼谷和清邁的鐵路線,成了“存在于文件里”的幽靈。
對泰國來說,最痛的不是已經花出去的準備成本,而是十一年里被拖沒的機會。
只要火車一天不跑,北部的發展就一天等不到那聲汽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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