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禁毒大隊長走私毒品案”二審宣判：維持一審有期徒刑三年半的判決；當事人表示將申訴

據封面新聞，廣受關注的“沈陽禁毒大隊長劉威走私毒品案”有新進展。

封面新聞記者從其辯護人、上海德禾翰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郭鵬處了解到，日前，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二審宣判：駁回劉威上訴，維持一審有期徒刑三年半的判決。

劉威原系沈陽市公安局于洪分局禁毒警察大隊副大隊長（主持工作）。一審判決書指出，2023年6月，劉威在未向分局領導及市局禁毒支隊匯報的情況下，違規使用“特情”人員，通過境外聊天軟件聯系到一泰國販賣大麻者，讓其向國內郵寄樣品，收件地址為沈陽市公安局于洪分局所在地。

2023年12月18日，兩名輔警按劉威指示在分局大門附近快遞柜取境外包裹時，被沈陽市公安局禁毒支隊及渾南分局禁毒大隊民警控制，包裹中查獲160.25克大麻葉。幾天后，劉威主動交代，公安機關又從寄到該快遞柜的另一境外包裹中查獲1352.09克大麻葉。經鑒定，上述大麻葉中均檢出四氫大麻酚成分。

“沈陽禁毒大隊長走私毒品案”二審宣判：維持一審有期徒刑三年半的判決 圖源：VCG

劉威的辯護人在辯護意見中指出，劉威案發時系實際主持工作的禁毒大隊副大隊長，負有在轄區打擊毒品犯罪的法定職權和責任。其在以打擊毒品犯罪為目的的職務活動中，即便存在持有、運輸、交付毒品的行為，也因法定職權而具有違法阻卻事由，不應將其行為認定為犯罪。

對劉威及其辯護人所提劉威行為的目的是通過特情人員獲取犯罪線索而破獲毒品案件，既無毒品犯罪主觀故意，也無社會危害性的辯護意見。沈陽市中院在一審判決中表示，建立特情人員應履行審批手續并進行規范管理，本案中并不存在阻卻劉威依照法定程序建立特情的事由。相關證據亦不能認定劉威出于工作目的走私毒品。

2025年10月14日，沈陽市院一審判決劉威走私毒品罪名成立，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五萬元。劉威當庭表示上訴。

二審裁定書顯示，劉威提出上訴后，遼寧省高院組成合議庭，通過閱卷、訊問上訴人，聽取辯護人意見，認為本案事實清楚，決定不開庭審理。

郭鵬律師認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明確規定，被告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第二審法院應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本案中，劉威在上訴狀中即明確表示其行為是出于工作目的，對本案一審認定的事實和采納的證據提出了根本性異議，足以影響定罪量刑，依法須開庭審理。

遼寧高院審理認為，相關證據不能認定劉威通過他人從境外走私大麻入境出于工作目的，對其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不予采納。決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記者了解到，得知二審宣判結果后，劉威已決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

來源：封面新聞 bjh

延伸閱讀

男子戒毒后隨領導出差被警察帶走驗尿 回家后工作沒了

被警察帶走驗尿時，李萬強戒毒3年沒有復吸，早已過了動態管控期。

那是一次普通的出差。他和領導、同事一起到某一線城市入住酒店，沒多久，警察上門，把他帶走驗尿。結束后，他清白地回到酒店，但事態已經無法收回——領導和同事都知道了他“有過吸毒史”。

出差回去，工作就沒了。

李萬強已屬幸運之人——更多的戒毒人員，因為開不出一張“清白”的無犯罪記錄證明，根本沒有機會找到工作。

同是戒毒人員的王軍有同樣的感受。他說，他們這樣的人，為數不多能找到的工作是清潔工、保安、摩的司機等，“運氣好的人還能送送外賣，但很不穩定”。但現在，這類工作也都需要無犯罪記錄證明。

按照我國的法律，吸毒屬于治安違法，不是刑事犯罪，但在過去，戒毒人員去開無犯罪記錄證明時，“派出所一般都會標注此人有過吸毒史，導致我們很難被錄用”，王軍說。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治安違法記錄封存”進入公共討論。但爭議隨之而來：封存吸毒違法記錄，會不會變相縱容吸毒，乃至讓吸毒人員脫管？

爭論中的各方聲音很多，唯獨缺少了當事群體。我們或許也需要聽聽，那些被“記錄”的人，是如何理解這件事的。

復歸社會，步履維艱

李萬強已經戒毒六七年，但在社會管控的數字網絡中，他依然是一個“預警對象”。

因為出差驗尿而丟掉了工作后，他回到老家，在一家由當地“禁毒明星”胡新剛負責的敬老餐廳做志愿者，沒有收入。

李萬強曾經還送過外賣，做快遞和物流的日結工，但這幾年都做不了了。“我們的資料一進入人家那個平臺，就會直接被排除掉”，李萬強說，“按理來說，除了公安，其他機構都沒法查詢，也可能是通過大數據分析，顯示我們存在某種風險。”

他也曾試過去大城市闖。剛去時，他借住在妹妹家，后來準備辦居住證，交了相關資料到派出所。不久，有人跑到了妹妹家找他驗尿。

李萬強說，對此他能理解，可以單獨找他或給他打個電話。

“但他們是先找我妹妹小區的物業，再讓物業帶他們來找我，搞得物業和小區里其他人都知道我妹妹有個以前吸過毒的哥哥，這個影響很壞。”李萬強告訴南風窗。

影響還延伸到其他方面。李萬強之前辦了一張信用卡，沒用幾個月就被銀行停掉了。他說這期間他都正常使用，按時還款。后來打電話去問，銀行回復他“風控”不過關。

甚至去銀行貸款，就算征信沒有問題，對方也不會放貸，理由同樣是“風控”不過關。

李萬強已經戒毒六七年，但在社會管控的數字網絡中，他依然是一個“預警對象” 圖源：unsplash

這些不是李萬強一人的遭遇。同是戒毒康復人員的王軍也有著相似的感受。今年42歲的王軍，曾吸食冰毒多年，進過兩次強制戒毒所。2021年，他結束了第二次強戒，試圖重返社會。

但是找工作越來越難，王軍說，即便是處于就業鏈條末端的工作，近幾年來也充滿變數。

問題的核心，在于那一紙無犯罪記錄證明。

有時碰到用人高峰期，有些工作也會起用他們，但一旦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很快就會把人開掉。又或者，碰到一些重要時刻，舉辦大型活動等時，他們也會被遣返回家。

王軍說，這種基于過往記錄的系統性排斥，讓他們回歸社會變得步履維艱。

“我們不奢望別人怎么去幫我們，只是不要排斥、歧視我們，給我們一次機會就好了。”李萬強說，于他們而言，治安管理處罰記錄的封存，確是一個好消息。

他說，這不是為了去再次作惡，而是為了求得一個不被系統自動彈出、不被雇主直接秒拒的平等機會。

“很多人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就不該給機會。”王軍告訴南風窗，他承認自己以前犯過錯誤。“但我們已經拿自己青春去贖罪了，吸毒本身就是對我們的懲罰，我們也接受了罰款、行政拘留和兩年多的強制戒毒。”王軍說，這些都是他們為吸毒付出的代價。

“你就當我是個畜生”

李萬強和王軍遭遇的困境，胡新剛都看在眼里。作為一個曾經吸毒20年，后又成為當地禁毒先鋒的過來人，他知道戒毒康復人員復歸社會的困難，也知曉毒品如何摧毀一個人，以及重建一個人被毒品摧毀的“快樂機制”的艱難。

胡新剛從不避諱自己的吸毒經歷。按照他的說法，大多數有過吸毒經歷的人都在努力撕掉這個標簽，而這十幾年來，他一直在給自己貼上這個標簽。

甚至他的微信頭像，很長時間以來都是那張被他稱作“一世三生”的對比照。左邊是吸毒的他，骨瘦如柴、眼神渙散，典型的“癮君子”；右邊的兩張，是他戒毒后的模樣，眼神堅定，面容飽滿，對比之下判若兩人。

胡新剛的微信頭像/冷西 攝

而這一切，是他想要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去激勵那些正在戒毒或想要戒毒的失足人員。

“我15歲左右就吸毒了。”胡新剛回憶。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他因為校園霸凌輟學，混跡社會，覺得唯有如此才能擁有保護自己和家人的能力。

在這個過程中，他扎進了毒品圈子。

“那個時候毒品在我們圈子里，就是新生的時尚物品，大家吸毒是為了趕時髦。”胡新剛說，第一次吸海洛因時，他吐得昏天黑地，但為了不被“大哥”們看作“老土”，也為了融入圈子，他逼自己適應了那種苦味。

甚至，在發現自己上癮時，他“有種終于合格了的感覺”。隨之而來的是長達20年的沉淪。

毒品的可怕，不僅在于生理的依賴，更在于它對人性的吞噬。“毒品是把大腦的快樂機制毀掉了，透支人的快感。”胡新剛形容，那種快感“很直接、很強烈”，以至于世間任何其他物質都無法與之相比。

為了維持這種快感，他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爛人”。

1993年，父親病重住院，胡新剛在醫院守了兩個月，外人都說他孝順。但只要毒販一來電話，他還是會跑出去。“有一次我出去等毒販，等了一兩個小時才回去，我父親上廁所摔跤了，大出血……沒隔多久就去世了。”這件事成了他終身的悔恨。

但父親的去世，沒改變他對吸毒的渴望。自己沒錢時，他就向母親索取毒資。

母親在菜市場賣牛肉，為了不讓兒子那副模樣嚇跑客人，總是讓他先打電話，自己再把錢送過來。

有一次，胡新剛去找母親要錢，母親一瘸一拐地走出來，褲腳挽得高高的，腿上全是血。母親說是走路不小心跌進水溝劃破的。“她當時沒有罵我，（而是）問我吃飯了沒有？”那一刻，胡新剛覺得自己是“畜生”，沒有拿錢，扭頭走了。

然而，毒癮發作時的生理痛苦——“像螞蟻啃骨一樣的渾身酸痛”，讓他又折返了回去。

面對依然一瘸一拐的母親，他昧著良心拿走了錢。

“當時沒想什么母親很可憐之類的，我心里想你就認定我是個畜生，當沒我這個兒子一樣。”胡新剛說，但吸完毒以后，又想起母親，想起自己的生活，就開始后悔。

戒毒并不簡單。“只要一接觸到社會面，第一時間就會想到去復吸。”胡新剛坦言。20年間，他進過強制戒毒所五六次，勞教戒毒三次，自愿戒毒七八次。每一次出來，面對家人的不信任、社會的歧視以及內心的空虛，他都會再次扎入“毒圈”。

而且，當時為了自己不被拘留和帶去強戒所，胡新剛說，他自己隨時帶個刀片，被警方抓住時就割自己手腕。此外，他還吞過鐵絲，甚至拿艾滋病人的針頭往自己身上扎過，所幸沒有感染。

直到2009年，多次有過輕生念頭的他，在吸食冰毒產生幻覺后從5樓跳下，全身7處骨折，右腿髕骨粉碎，落下終身殘疾。

在醫院里，只有母親不離不棄。看著年邁的母親為自己奔波，也看著病友家屬無私的幫助，躺在床上的胡新剛第一次產生了“感恩”的念頭。

“雖然心里面還有去死的念頭，但看到母親每天為我奔波操勞……我就想自己要是死了，母親怎么辦，誰給她養老送終？”這個念頭，讓他堅持了下來。

重建快樂系統

胡新剛的重生，并非止步于“不吸毒”。

“戒毒是要在身體脫毒的同時，重建人的快樂系統。”這是胡新剛用半輩子換來的領悟。對于吸毒人員來說，毒品曾是他們獲取快樂的唯一捷徑，一旦切斷，巨大的空虛感往往是復吸的溫床。

而胡新剛找到的替代品，是“做好事”。

出院后，他開始跑摩的謀生。有一次，他在街邊看到一輛沒拔鑰匙的摩托車。他沒有像過去那樣想偷走換毒資，而是守在車旁等了2個小時，以防被別人偷走。雖然沒等到車主，但他把鑰匙交給了旁邊店主。

“雖然沒等到人，但是我心里好高興。”胡新剛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做校長的舅舅，舅舅在電話那頭的贊許讓他淚流滿面。“那是一種可以分享的快樂，它跟吸毒帶來的、短暫的、只能自己感受的快感不一樣。”

另一次，一位打摩的到郊區的女乘客讓他找零錢，自己在原地等待。當胡新剛從遠處換完錢趕回去時，看到女乘客正對著來接她的男朋友比了一個勝利的“耶”——顯然，男朋友賭定這個摩的司機卷錢跑了，但胡新剛回來了。

“一個陌生人的信任讓我覺得很溫暖……證明我不是天生的毒品胚子。”

這些細微的、來自普通人的信任與尊重，如同磚石，一點點填補了胡新剛內心的黑洞。他開始意識到，通過幫助別人獲得的社會認可，可以產生比毒品更持久、更真實的滿足感。

基于這種理念，胡新剛創辦了“衡陽市石鼓區同伴教育戒毒服務中心”，并在衡陽市石鼓區挽月山莊建立了一所特殊的“戒毒學校”。

衡陽市石鼓區同伴教育戒毒康復培訓學校/冷西 攝

這里沒有圍墻，沒有藥物，甚至沒有強制的管束，有的只是一群有著相同經歷的“同伴”。

“每個人來，我都告訴他這里沒有藥，戒毒肯定難受。”胡新剛說。當學員心理毒癮發作，甚至發生戒毒康復人員以自己吞食打火機等自殘行為為由，想要出去時，他們沒有放棄，而是輪流陪伴、聊天，遞上一杯熱茶。

“我就跟他講，這個打火機我以前也吃過好多次……我說我知道你現在很難受，你是想去打一針。但你要想好，你出去打一針后，以后的日子又要怎么過，我這里是肯定不會讓你來了。”胡新剛用自己的經歷現身說法，打破了吸毒者心中那道“沒人懂我”的壁壘。

“這些曾經都吸過毒的人在一起，沒有隔閡也沒有欺騙，大家可以互相感同身受。”這種抱團取暖的模式，奇跡般地幫助了許多人。更重要的是，胡新剛帶著戒毒人員做公益——去敬老院剪頭發、去福利院打掃衛生，現在則是運營一家免費的敬老餐廳。

胡新剛在2025年9月開始負責的行愿敬老餐廳，給附近老人免費提供午餐/冷西 攝

而這正是他覺得可以重建人快樂系統的方式。

“當他們在幫助他人后，聽到對方的感謝和善意，他們心里也會很開心，感受到那種被需要的快樂。從而建立自我價值，覺得自己也是能幫助到他人的人，而不只是垃圾和被社會拋棄的人。”胡新剛認為，這是抵制毒品心癮的根本解藥，也是他們回歸社會時獲得他人認可的憑證之一。

封存記錄≠放任不管

胡新剛多年的努力，既在于減少吸毒人員，也致力于讓戒毒人員被社會接納。他認為，這次“封存違法記錄”制度的出臺，可以讓他們獲得一個平等的就業機會。

但在硬幣的另一面，公眾對于“安全”的焦慮同樣真實且現實。

“一旦吸了毒一輩子都戒不了”“吸毒人員復吸概率90%多”……這些流傳甚廣的說法，構成了公眾反對“違法記錄封存”的心理基礎。

然而，依據當下嚴密的禁毒、戒毒體系和現狀，公眾其實大可以放心一些。

治安管理處罰記錄的封存，并不等同于對吸毒人員管控的松懈。

按照當前法律規定，在吸毒問題上，治安處罰只是一個入口。當一個吸毒者被拘留、罰款后，真正的管控才剛剛開始。

根據我國“禁毒法”和“戒毒條例”，一旦吸毒人員被發現并被認定成癮，等待他們的是一套嚴密的流程：社區戒毒（3年）或強制隔離戒毒（2年）加社區康復（3年）。這意味著，一個吸毒成癮人員，至少要面臨長達3到6年的高強度戒治管控。

圖為注射器 圖源：視覺中國

更關鍵的是公安內部的“吸毒人員動態管控預警系統”。

2006年，公安部建立了這套系統。一旦吸毒信息錄入，身份證便與系統綁定。正如李萬強所遭遇的那樣，無論是在哪里住旅館、坐火車、進網吧，只要刷身份證，警報就會拉響，當地民警會迅速介入進行尿檢。

“理論上來說，我從2006年以后就沒被公安抓過了……但直到2015年我外出坐火車、住酒店刷身份證時，還是會被帶去驗尿之類的。”胡新剛也證實了這一系統的嚴密性。

即便按照“戒毒條例”規定，戒斷3年未復吸人員不再實行動態管控，但這在現實中往往只是“降低管控力度”而非“完全退出”。

“動態管控并不會因為消除或下調級別就失去作用，吸毒記錄終生不會消除，它像一道枷鎖永遠束縛在吸毒人員身上。”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區分局曾在一份公開答復中如此表述。

因此，即將推行的“違法記錄封存”，僅僅是限制了該記錄在社會面（如一般企業入職查詢）的公開查詢，從而保障戒毒人員的隱私權和就業權。而在公安機關的內部系統中，這些記錄依然存在，重點管控、動態預警的機制依然在運轉。

違法記錄的封存，不會改變它的存在。

社會接納，也是禁毒的一部分

管控體系盡管如此嚴密，但很多人還是難以理解，為什么要給吸毒、戒毒人員機會？

2006年，時任國家禁毒委副秘書長陳存儀提到，吸毒人員身份同時具有“三重屬性”：吸毒人員既是違法者，也是大腦神經功能受損的病人，更是毒品泛濫的受害者。

“沒有人是天生的毒品胚子，大部分都是不幸染上的毒品。”胡新剛在采訪中反復強調。環境的影響、家庭的破碎、年少的無知，往往是推人入淵的黑手。

如果不將他們視為需要挽救的“病人”和“受害者”，而僅僅當作必須清除的“垃圾”，社會可能會付相應的代價。

有研究顯示，家庭和社會的接納程度，影響戒毒的成敗。2022年，司法部的一項調查顯示，重慶市復吸高危人群中，失業人員的復吸率高達47.1%，無固定工作、無固定收入人員復吸比例過半。

“如果我們戒毒出來，想要重新來過時，周圍人看到我們都是躲開和遠離，社會對我們是歧視和排斥，那我們最后可能只能回到以前那個圈子”，李萬強說，“因為你只能在那個圈子里才能找到存在感。”

胡新剛也告訴南風窗，社會的排斥會使得這些戒毒人員成為一個潛在的危害，他們最后可能因為沒有出路而重返曾經的圈子，或者從事其他違法犯罪的事情。

“我們去接納這些戒毒康復人員，真的是在減少社會隱患，也可以說是在跟毒販搶資源，此消彼長。”胡新剛說。

此外，現在的禁毒形勢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胡新剛觀察到，強制戒毒所的人數正在銳減，強戒所面臨轉型。“現在禁毒大隊的抓一個吸毒人員都很難的。”胡新剛說，這說明毒品市場的萎縮和管控的有效。

相關統計也顯示，截至2024年底，中國現有吸毒人員74.7萬名，同比下降16.7%，戒斷3年未發現復吸人員428.6萬名，同比上升5.1%。

在這樣的背景下，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出臺，更像是一種精準的社會治理微調。它將那些已經真正戒斷、渴望回歸的“李萬強們”，從無差別的社會性死亡中打撈出來，給他們一個靠勞動自食其力的機會。

“我們要求很簡單，能有一個機會，靠自己的勞動生存下去就可以了。”王軍告訴南風窗。

當然，胡新剛也并不主張無差別的“一刀切”。他認為，封存應當分情況：“針對那些高風險的吸毒人員，比如有嚴重暴力傾向或者有販毒嫌疑、以及因吸毒產生妄想或其他幻覺類病癥的人員，可能不太適宜封存。”

更多的人渴望回到平凡的現實。2025年12月16日上午，胡新剛騎著電動三輪車來到自己負責的衡陽市石鼓區行愿敬老餐廳。廚師已在準備免費午餐。10點50分，老人們準時來到，很快坐滿餐廳。

在行愿敬老餐廳就餐的老人們/冷西 攝

穿著馬甲的志愿者們忙前忙后，端上熱氣騰騰的素食。其中，有幾個曾是讓鄰里避之不及的“癮君子”，現在，他們是老人們口中熱心的“小張”“小李”。

李萬強就是其中一員。他在這里幫忙義務送餐，雖然沒有工資，但他覺得“精神很富足”。

從“爛人”到“志愿者”，中間隔著的，除了個人的意志力，還有家人的支持和陌生人的善意，也有制度的嚴管和社會的微光。

（應受訪者要求，除胡新剛外，其余戒毒康復人員為化名。）

來源：南風窗 B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