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叔令捐出祖宅，歷史閉環了

他們來了

秧歌唱起

上個月，龐家嫡孫女龐叔令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南潯祖宅。

從12月22日起，南潯望族龐萊臣的百年祖宅，就被當地政府無償獲捐，化身南潯龐氏史跡陳列館。

這距宅中的頂流書畫作品1959年捐贈給南京博物院，過去了66年。

一個有趣的輪回。

所不同的是，這所宅子難以搬走，而捐給博物院的書畫，則正陷入漩渦。《》

當年的捐，帶有時代碾壓的剛性。

如今的捐，又有多少無奈在心頭。

大難臨頭「三象」飛

清民之際的南潯四大家族「四象」，總財富額約七千萬兩白銀，與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七千至八千萬兩相當，「富可敵國」四字，完全當得起。

鼎革之際，四象之一的張靜江等人站在了朝廷對立面，成為孫中山、常凱申等人的革命事業投資人。

1949年，又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出現。這一次，他們各有選擇。其中三支選擇離開，并得善終。

• 劉鏞家族中，留陸的劉承干，于1951年將60萬冊古籍（含10萬冊善本）捐贈給政府，獲「愛國藏書家」稱號，政府給予2萬元補償。到1955年幣制改革時，可兌換現行人民幣2元。其后人多從事圖書館管理員、教師等工作。

  去港的劉安仁，利用家族絲綢貿易經驗，在香港創辦南洋綢緞行，后涉足地產，成為中小商人，財富積累至百萬港元（1970年代），后代多在香港、加拿大從事金融、貿易。其后人仍為富商，并在香港、加拿大成立劉氏聯誼會。

• 張頌賢家族核心成員全部逃亡美國，其中張靜江后人多在美國紐約、加州定居，從事醫生、律師、工程師等中產職業；張石銘后代與南潯官方合作開發旅游，財富主要用于舊宅維護；張蔥玉后代以書畫鑒定世家身份活躍于紐約藝術圈。

• 顧福昌家族核心成員逃亡，其中顧乾麟一支經香港赴新加坡，于1950年代創立「顧氏慈善基金會」，將家族資產的30%（約100萬美元）投入慈善，用于教育、醫療（如資助新加坡南洋大學），剩余資產用于家族生活；顧壽臧后代在多倫多、洛杉磯購置房產，從事進出口貿易，財富積累至中等水平。

• 至于龐家，三房龐青城作為孫中山和常凱申的「投資人」，沒有留下的任何理由。

好謀無斷「定成分」

可惜的是，歷史的十字路口，龐家正好遇上了家庭變故。

龐萊臣于1949年3月去世，長子已經去世，長房長孫年幼；原配去世，續弦的夫人年紀不大，缺乏主見。

家中群龍無首，給孫立人當秘書的養子當然可以做主。且孫立人是美國人看中的取代蔣氏的人選，秘書對時局應該有深刻的洞察。

但事實上，哪怕家中財物都已裝車，說話理不直氣不壯，最終還是在繼母的主張下不走了：

孤兒寡母，有心無力。

婦道人家，能力有限。

海外莫測，家道難為。

蘇杭江浙，龐家之根。

就像那些在去留之間猶豫不決，最終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一樣，理由都出奇地一致，再看看、總會有轉寰余地、文化人不至于如此……

于是，歷史的窗口被迅速關閉，全家人都留在蘇州。

然后被打為「工商業者」，換句話說就是資本家。

像極了算計過多卻最終失敗的袁紹。用曹操的話說，好謀無斷。

慈善性質的龐滋德藥店公私合營，失去經營權。我寫過一位湖州中醫的家傳，對這段歷史頗為熟悉。

有些來人，可以打包帶走收藏。如果還不明白，那就看看《潛伏》中吳站長是怎樣厚顏無恥地敲詐漢奸穆連城的。

1959年，龐家終于「開竅」，將書畫全部捐贈給南京博物院。

高明啊！如今再捐出祖宅，是不是也有此想法？

交出來，就可保命。祖宅占地足有4700平米，而龐叔令的家宅，只有這么點。

因為成分問題，龐家說話聲音不夠響，富可敵國的龐家，吃喝都成問題。

歷史的經驗，是從不吸取經驗

承平年代，拼的是企業和家庭的微觀管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年代，拼的是對時代的宏觀把握。

龐家如今人去樓空，僅僅幾十年后，富可敵國的家庭，擠在幾十平的房間里，與我們普通人無二。

不是沒有人提醒過龐家。

1925年，徐志摩赴歐洲探望妻子陸小曼，途經蘇聯停留5天，一眼看出莫斯科的街道很干凈，工人的衣服很整齊，但我看不到他們的笑容——這一切都是「演」出來的，像舞臺上的布景。

他說：「平等的代價是自由——如果人被剝奪了選擇的權利，平等還有什么意義？」

至于胡適，1926年訪蘇后，肯定蘇俄對教育的重視、對貧困的改善。直到4年后，他才明白過來，在美國有自由，有面包；在蘇俄沒有自由，有面包；他們來了，沒有自由，也沒有面包。

至于陷入情網的張愛玲，則從1950年的旗袍的滾邊處感受到了歷史的細微風向，迅速逃往香港。

錢穆則在學習文件上下功夫。1949年，錢穆決定南下，很多人勸留，說你是學者，家國變遷，更應有人留下來傳承家國文化。

錢穆沒有爭論，指著那份渡江布告，反問了一句，你研究歷史，覺得這份布告有沒有大度包容的氣象？

當然，那是一種趕盡殺絕的徹底打掃。

「開局承諾，中局收緊，結局清算」

民國四大史學名家中，錢穆是惟一善終的。

其他留下來的，在反復檢討與改造、自污中，耗盡生命與尊嚴。

至于那些收藏，就像稚子抱金過市，每個有權者都在覬覦，一遇合適的時機就打包帶走。

正如錢穆所說，兩千年秦制有兩個致命前提，權力不需要被監督、利出一孔。資源只能從一個出口流動，那些選擇守成的人，反而越危險。

史書上，那些越有名的富商，金銀成山、宅地連片，可等時代拐彎時，這些名字往往消失得最快。

對于勸留，有人總結為開局承諾，中局收緊，結局清算。

這算什么，連地下工作者，都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有人說張愛玲后來在孤苦伶仃中死去，但歷史關頭的出海，與富貴、體面毫無關系，只是保命之術。

命保住了，便是選擇了成功。

在權力大于一切的地方，沒有什么是你的，包括你心愛的女人，甚至你的命。

我常說，中國人就是活得僥幸、死得隨機，看看很多大人物，也不能免俗。

前兩年，一位拒絕在境外配置資產的老人，將自己的茍且，美化為靜觀其變。

人家說得很真切，你想分地主的浮財嗎？你想睡地主的小老婆嗎？等到成了功，一人一個女學生。

可惜，沒有人覺得自己是地主家的大小姐，也沒有人以為自己是女學生。

不但心存僥幸，我又沒得罪過他，甚至我還對他們有恩，等著回報。

如果將選擇的失敗歸結為時運不濟，那更是在嘲笑歷史。

歷史從不相信運氣，真正決定命運的，只有一瞬間。那一瞬間，你看錯了時局，還是看對了方向，直接決定了你一生的命運，以及整個家庭的命運。

家傳里的血跡斑斑，便是子孫的歷史明燈。

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我們將向孩子怎樣講述家族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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