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斬殺線”下的美國流浪漢做三天朋友

2024年，是美國無家可歸人口達到歷史峰值的一年——每1萬名美國人中，就有23人流離失所，總數超過77萬（2025年數據尚未發布）。這一觸目驚心的數字背后，是一個個被“斬殺線”橫掃墜落到社會底層的個體悲劇。

圖為2023年12月25日，圣誕節，美國加州洛杉磯街頭無家可歸者的一處帳篷。（鐘梅攝）

“斬殺線”本是游戲詞匯，指玩家角色“血量”低時，可能會被一擊斃命。它被網友借用，描繪美國社會存在著“突然跌落”的殘酷現實：在美國，即便是中產階級，在支付必要生活開銷后存款也往往所剩無幾。因此，一場疾病、一次失業或一次婚變等意外，就可能引發災難性的連鎖反應：信用卡刷爆、房貸斷供、信用破產，最終墜入社會底層。

“斬殺線”雖是民間比喻，但其反映的群體，在美國官方統計中早有對應，即“愛麗絲線”（ALICE Threshold）。ALICE是“資產有限、收入有限、但有工作”（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的縮寫，指收入雖高于聯邦貧困線，卻仍不足以負擔其所在社區基本生活開支的家庭。專注“愛麗絲群體”研究的美國智庫“United for ALICE”的數據顯示，2023年全美有42%的家庭生活在“愛麗絲線”之下，處于經濟脆弱狀態。

我認識的流浪漢杰克，正是從這條線上墜落的人。

“斬殺線”的具象化

第一次見到杰克時，他坐在加利福尼亞州（以下簡稱“加州”）蒙特雷公交樞紐站的露天廣場一隅安靜地看書，身邊是一把吉他和一卷鋪蓋，與周圍流浪漢彌漫出來的頹廢氣息格格不入。“杰克”并非他的真名。像許多流落街頭的人一樣，他選擇用一個常見的化名來保護自己，也將真實的過去與社會身份，悄然隱沒在這個符號之下。

圖為2023年10月31日萬圣節前夕，美國加州蒙特雷縣流浪漢杰克。（鐘梅攝）

杰克告訴我，他1984年生于加州，高中畢業后入伍，曾經是一名縱身云端的傘兵——在那些凌空而下的時刻，總有一方傘翼為他托起生命的緩沖，安全著陸。離開部隊后，他曾在亞利桑那州當廚師，結婚生女。可惜，好景不長。他與前妻婚姻破裂，此后一蹶不振，跌入了酗酒、失業、付不起房租的惡性循環。雖然他也曾短暫入住政府收容所，但都是權宜之計，沒有得到任何再就業支持。在美國，沒有固定住址的人很難找到工作。最終，他回到加州老家，依靠每月250美元的政府補助和月均300美元的乞討收入生活。

2024年，美國聯邦貧困線為每人每月1215美元。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21年加州的人均月生活成本為4423.5美元。杰克每月550美元的收入，尚不及加州高昂生活成本的八分之一，甚至不夠聯邦貧困線的一半。這意味著，社會系統早已抽走了他那面賴以緩沖的“降落傘”。他徹底跌穿了所有的生存線，最終墜落街頭。

認識杰克的第三天，正值萬圣節。我問他：“如果可以自由選擇，你想穿什么服裝過節？” 他的回答平靜而凄涼：“我會在胸前掛塊箱板紙，寫上‘這就是我的服裝’。”箱板紙既是他乞討的牌子，也是睡覺的席子。每天晚上，他就找個背風的墻根，席地而眠。

根據住處，美國無家可歸者可分為兩類，一類暫住各類救助站；一類蜷在帳篷、汽車、街頭等非正規居住點。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以下簡稱“美國住城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像杰克這樣連張床都沒有的美國流浪人口超過27.7萬，達到歷史峰值。

“帳篷街區”：系統性失敗

離開蒙特雷后，我在舊金山和洛杉磯市中心看到了無數放大版的“杰克”困境——綿延的“帳篷街區”。聯合國住房問題特別報告員萊拉尼·法哈曾描述這些區域“條件不人道”，而且往往是毒品泛濫的溫床。

根據美國住城部的數據，2023年和2024年，加州無家可歸人口連續兩年超過18萬，居全美之首。法哈指出：“如果舊金山就只有100個人流落街頭，那我可能會認為這是個人問題。但當你看到舊金山及其他城市有這么多人無家可歸后，你就會明白，是這個社會出了問題。”

杰克的個人軌跡與加州的“帳篷街區”表明：這絕非偶然，而是系統性的失靈。面對失意或失足群體，美國社會救助不力，甚至選擇變相懲罰。

保障性住房的嚴重短缺，是推動許多美國家庭滑向“斬殺線”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美國全國低收入住房聯盟2024年3月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每100戶極低收入家庭中，只有34戶能住上廉租房，廉租房缺口高達730萬套。一旦中產家庭因收入驟降而失去住房，也難以找到廉租房。沒有固定住址不僅意味著居無定所，更構成了一種尋求穩定工作的制度性困境。于是，他們就會跌入長期失業的深坑，難以翻身。

更可悲的是，跌穿“斬殺線”的個體，往往面臨系統的二次打擊。據美國全國無家可歸和貧困人口法律援助中心活動與交流部主任杰西·拉賓諾維茨透露，截至2024年12月美國已有近150個城市出臺反扎營法案，禁止無家可歸者扎營。許多地方通過斷水、沒收御寒物品甚至逮捕來驅逐流浪者。這使得流浪者四處尋找容身之地，陷入更深的惡性循環。

法哈認為：“這種殘酷和不人道的行為，侵犯了包括生命權、健康權、享有飲水和環境衛生權在內的多項人權。必須從法律上禁止。”

此外，白宮官網也承認，面向無家可歸者的醫療救治和職業培訓不足，也加劇了無家可歸人口問題。拜登政府曾計劃到2025年將流浪人口減少25%，但現實是，2024年人數同比激增18%，其中未成年流浪者暴增33%。

“降落傘”與“斬殺線”

“斬殺線”的討論之所以在中國引發巨大共鳴，除了對美國濾鏡的祛魅，更深層的是對發展路徑的對比與反思。中國的脫貧攻堅戰，針對的是絕對貧困，其核心邏輯是 “兜底”與“賦能”，通過發展生產、易地搬遷、生態補償、發展教育、社會保障兜底等組合拳，幫助貧困人口脫貧，并賦予其持續發展的能力。對于流浪乞討人員，也強調救助尋親、精準幫扶與安家立業，目標是“脫貧”。

這與美國對“杰克”式的幫扶形成對比：每月微薄的救濟金和臨時收容所，只能維持其生存于貧困線之下，卻無力助其爬回“愛麗絲線”，更不用說實現經濟安全。兩者背后，是截然不同的社會理念與制度安排。

與“杰克”的三天交談，是我對美國“斬殺線”與“愛麗絲線”的一次微觀探查。他的故事，是個體悲劇，也是美國社會的沉疴。當越來越多的美國家庭徘徊在“愛麗絲線”上下，當一次失業、一場大病就可能觸發“斬殺”連鎖反應，它揭示的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內部危機，也為所有追求現代化的社會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警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恰恰取決于它如何對待那些跌入社會底層的群體，取決于它是提供托住生命的“降落傘”，還是默許那無情的“斬殺線”。

責任編輯：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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