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朱元璋相貌之謎”的考析與解讀

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里，異人必有異相。如古代帝王，幾乎無不具有“奇骨”“重瞳”“龍章鳳姿”等一些典型的外貌與形體特征。但沒有哪位帝王的相貌，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樣充滿傳奇色彩。朱元璋存世畫像有正像與異相，或稱真容與疑像之別。為什么一個人會有兩副面孔？朱元璋相貌之變的推手是誰？這兩副容貌是如何在文本與圖像中形成并廣為傳播的？本文將通過對文獻與圖像兩種歷史材料的追蹤，探析朱元璋相貌之變背后的政治與文化意涵。

一、朱元璋的“異相”的由來

1、《明史》所記郭子興“奇太祖狀貌”事

據《明史》記載，朱元璋的相貌，對其發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郭子興傳》記子興據濠州，太祖往從之，“門者疑其諜，執以告子興。子興奇太祖狀貌，解縛與語，收帳下，為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小張夫人亦指目太祖曰：‘此異人也。’乃妻以所撫馬公女，是為孝慈高皇后。”

“正史”的記載令人印象深刻，是支持朱元璋異相說的重要文獻基礎，有必要對其史源加以梳理。

其實，朱元璋曾撰《紀夢》一文，回憶他入城之際為人所執，“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為步卒。”其中并無郭子興“奇其狀貌”的內容，甚至沒提郭氏出手相救之事。

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為滁州郭子興廟立碑，《敕賜滁陽王廟碑》根據朱元璋本人提供的材料說：“（上）抵其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郭子興），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

《滁陽王廟碑》相比《紀夢》，補充了郭子興“親馳活之”的情節，稱拔擢他為親兵，是因為“間召與語，異之”，當是異其談吐，未及其相貌。

顯然，朱元璋兩次自述，都沒提到自己的相貌。

然而《明太祖實錄》記述此事，已發生變化：“門者疑以為諜，執之，欲加害。人以告（郭）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見上狀貌奇偉異常人，因問所以來。具告之故。子興喜，遂留置左右。”朱元璋得郭子興知遇之故，已由“與語異之”潛變為愛其“狀貌奇偉異常人”。

郭氏次夫人之語，亦見《滁陽王廟碑》，稱郭子興欲為朱元璋擇配，“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杰。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于家，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次夫人謂朱元璋“舉止異常”，是稱贊他才干出眾，亦非詫其容貌。

通過對文獻的追蹤，可知《明史》所記朱元璋初從軍時，因其“狀貌”異常而獲得特別的機遇，殆非朱元璋口述原始史料的本意，在傳播過程中已發生變異。其變化之始，可追溯到永樂間重修的《明太祖實錄》。

2、朱元璋“異相”始見于永樂中年官方文件

永樂初所修《天潢玉牒》，記明太祖開創事跡，該書載有許多奇異事件，為明王朝的開國史披上一層神秘面紗。如謂朱元璋微時，“往來濠城，有一奇士，指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這是筆者所見太祖之“奇”的最早文本。這位“奇士”指朱氏為非凡之人，至乃遜避不敢與之同城，可是沒有說明朱元璋奇在何處。

到永樂十一年（1413）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已著力刻畫朱元璋“非凡”的外貌：“（上）龍髯長郁，然項上奇骨隱起至頂，威儀天表，望之如神”。碑文中的朱元璋，生著一部長而茂密的龍須，項上“奇骨”隆起，隱然上行，直至頭頂，確乎一副駭人的異相，或更確切地說，是一張具象的“龍顏”。

然而朱元璋的“奇骨”并非天生，而是在他登基前不久突然形成的。事見《明太祖實錄》卷二八，吳元年十二月戊申條：“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后遂成骨隆然，甚異。”

今見《太祖實錄》為永樂九年至十六年的三修本，與碑文同一時期。考慮到更早的《天潢玉牒》尚未將朱元璋的“非凡”坐實，孝陵碑出現“項上奇骨”而未明其故，唯實錄介紹最詳，因推斷其演變過程應是：朱元璋對其出身原本樸實的自述，如“朕本農夫”“淮右布衣”等，到永樂初年已開始添加神異的因子（“非凡人”），但還未形成具體的表象符號。到永樂中年建孝陵圣德碑，這一符號（即“奇骨”）誕生了，并被進一步加工，寫入實錄。實錄的記載更具神秘色彩，實際上起到了為“奇骨”解碼的作用。

夢一類的記事，本在實錄凡例之外，但《太祖實錄》破例記載此事，且將這個在現實中得到呼應的“異夢”系于吳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別有用心。因為這一神秘事件就發生在朱元璋緊鑼密鼓籌備稱帝之際，他隨即于次月，即戊申年（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乙亥日登基。以彼戊申日暗指此戊申年，所蘊含的象征意義不言而喻。

事實上，正是《太祖實錄》開始系統地利用相術原理構建朱元璋奇特的容貌特征。朱元璋由奇人到奇貌的變化，并非野史向壁虛構，它由官方的歷史書寫首先完成，《太祖實錄》反復渲染太祖相貌的奇偉，是這一轉換的關鍵。

實錄在追述朱元璋少年之事時，贊曰：“上稍長，姿貌雄杰，志意廓然，獨居沉念，人莫能測。”《明史》據此寫道：“（上）姿貌雄杰，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奇骨貫頂”是對“奇骨”的發展，但這四個字在實錄原文里尚未出現，只是到了明晚期始為描述朱元璋容貌的經典用詞。《明史》乃徑采之，羼入歷史文本中，實際上是用后起的觀念對歷史本態進行追改式的重寫。

實錄還記載：已入寺為僧的朱元璋，一日游方至六安，有老儒相其面曰：“我觀貴相非凡。我善星歷，試言汝生年月日為推之”云云。

前引《天潢玉牒》的“奇士”指元璋為“非凡人”，此老儒也是一奇士，他用相術及星歷之學，準確推出朱元璋非凡的命造。如果我們從官方文獻敘事的連貫性上觀察，會發現，朱元璋之奇與非凡，正由空泛一步步落到實處。老儒相面，是朱元璋“貴相”的最早記錄。

圍繞朱元璋何以發跡，《太祖實錄》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它主要的理論工具，就是相術。朱棣與其父不同，在諸般術數里，他比較偏好相術，在其發跡史上，相術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影響必然滲透到實錄等官方文獻的修纂中，成為解構、重塑本朝歷史的工具。當然，對于“得國不正”的他，這主要還是為了服從他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說，朱元璋相貌之變，其子朱棣是第一個“整容師”。

3、“奇骨貫頂”與相術家筆下的朱元璋像

明初著名相士袁忠徹在景泰二年（1451年）編纂《古今識鑒》一書，其中記一個叫鐵冠的方士為尚居人下的朱元璋相面，語曰：

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麗天，輔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維滯氣，如云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于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

可看到，此時朱元璋尚未“奇骨貫頂”，還只是“輔骨插鬢”（又叫“輔角插天骨”，以輔骨長聳為上，是清貴之像）。在《古今識鑒》中，有多位士人生有此像，似乎并不甚奇。“奇骨貫頂”就非常尊貴了，指額正面頭骨方正而大（名伏羲骨），上至頭頂百會穴，相書又稱朝天伏羲骨、方伏羲骨，也就是常說的“日角相”，多被視作古代帝王之奇品骨相。

相語中常見龍行虎步、龍姿鳳質、天日之表一類的判語，其實與形容人器宇軒昂一樣，蓋皆泛語，不是具體的體態描繪，“奇骨”卻是一種較為顯眼的體貌特征。然而，無論是孝陵神功圣德碑，還是《太祖實錄》，它們所描繪的項上奇骨，與此并不相類。所謂“奇骨貫頂”，應是后人借用相術詞匯對朱元璋“奇貌”所作的符號化的再概括。

雖然孝陵碑與實錄首發“奇骨”之端，但“奇骨貫頂”一說還未出現在《古今識鑒》里，而到明晚期何喬遠撰《名山藏》時，已稱“太祖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全然為相學家口吻。由于《名山藏》出世較晚，作者應受到當時流傳的太祖異相的影響，可能屬于“看圖說話”。又由于相術的廣泛影響，相家術語強烈滲透到文藝創作及人們的日常話語中，“奇骨貫頂”之類多屬俗語套話，未必一定都有史料的淵源與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識鑒》對朱元璋容貌“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麗天，輔骨插鬢”的形容，已與傳世的異相或丑像頗為相似了。天地是指天庭和地閣，分別象征額頭和下巴，相朝之狀，是形容其突崛相對——異相的朱元璋，不正長著一張兩頭彎彎的鞋拔子臉（或稱“豬龍形”）嗎？

考慮到鐵冠此人都不太可靠，則他所稱的“明公狀貌非常”，很可能就是袁忠徹本人的生花妙筆，不過借鐵冠做代言罷了。顯然，這副以相術理論為依據寫出的太祖容貌，已較官方欽定的版本有了更大的豐富，加進了相術家自己的想象與改造。

如果說，永樂時期的碑文、實錄，為朱元璋這位開國皇帝的“形象建設”，指出了一個神性的方向。這有一個過程，那么到袁忠徹奉敕輯纂《古今識鑒》時，已“實證”地推出一個頗具異相的太祖皇帝了。

明中期正統、景泰時的太祖御容，已經顯出奇異的特性，但還走得不太遠；至少這時，朱元璋的臉孔上還沒有“黑子”，奇骨還未貫頂，“龍顏”也還沒有異化為一副丑陋不堪的豬龍之形。

二、朱元璋“異相”中的符號意蘊

隆慶中任南京工部尚書的張瀚回憶曾于南京武英殿見太祖御容，其像“眉秀目炬，鼻直唇長，面如滿月，須不盈尺，與民間所傳奇異之像大不類。”從其記載來看，到明代中晚期，太祖異相已在民間廣為流傳。比如萬歷時人張萱之父在云南作知縣時，曾于黔國公府“摹高皇御容，龍形虬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為真矣”。后來張萱在京為官，“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須髯皆為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較之只有京官才能瞻仰的太祖正像，異相傳播更廣，留給人們的印象更為深刻。

那么是否能為朱元璋異相的產生及流傳設定一個時段上限呢？這里先提供一些與朱元璋相貌有關的旁證材料，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貌類高帝”。宗室中，憲宗第十三子榮莊王祐樞，也是“狀貌類高帝”。這兩位王子都和朱元璋長得像，但沒有他們相貌怪異的記載。臣子中也有“貌類”的，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進士山陰人陳思道，仕至禮部侍郎，此人生平“有二異”，其一就是“貌酷肖御容”。然查張岱《越中三不朽圖贊·陳行父公像傳》所存陳思道官服像，其面容并無奇處。

成化進士陸容記：“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闔百戶者，除至蘇州衛，偶見之，拜且泣。人問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蓋逼真已。”此事祝允明《前聞記·天王堂土地》亦載。陸、祝二人都是明中期蘇州人，在他們的記述中，均未提到朱元璋相貌怪異。

綜合以上明初至明中期人“貌類高帝”的材料，似可推斷，在明代中期前，朱元璋怪異之像尚未廣為流傳；朱元璋完成由“奇貌”向異相的轉變，大約在嘉靖時期，其后始大量出現太祖異相之記載及繪畫。

三、對朱元璋“異相”及其傳播的政治文化考察

1、對朱元璋異相為“疑像”的簡單辯說

異相中的朱元璋，容貌險奇怪異，有的還滿臉布有黑子——這是一副驚人的相貌。對其真實性，歷來討論頗多，有信以為真容者，也有人視之為疑像。

趙汝珍《古董辨疑》說：“朱元璋傳世之御容有二，一為溫文儒雅、五官端正者，一為雄豪奇偉、深目長頰者。二者均常見之，南薰殿各代帝王像，二像均有之。數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時供此二像。明太祖亦同常人，絕不能有二像，是其中必有一偽，惟孰真孰偽，前人未有紀錄，憑空推想亦難確定。但以理推之，當以深目長頰者為真，蓋此像跡近侮辱，含有朱豬之意，若非真像，在專制時代無人敢為之，況其子孫又奉祀之，其必為真像，蓋可知也。”

趙氏之見實存罅漏，如謂“數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時供此二像”，已在清末，恐怕難稱“（朱明）子孫又奉祀之”吧！一個人長那樣一副尊容，是難以想象的，所以許多人雖然不做定論，還是傾向認為丑像“非真”，如明人王圻編集的《三才圖會》，即不取異相。

其實，與畫像孰真孰假的推想之詞比起來，對朱元璋一人而具兩副容貌做出解釋，更具價值；其中持“疑像”說者最多，又有三說：

其一，明末清初人談遷說：“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廟。”此說似難成立，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微行恐人識其貌，與賜諸王侯御容何干？難道“諸王侯”還會不識今上真容？且朱元璋在位，主要依靠公朝理政，經常臨朝親斷政事，何曾擔心臣民會認得他！何況好多朱元璋“微行”故事，還是后世野史敷衍出來的。

其二，清初人宋起鳳《稗說》說，南京二寺有兩種朱元璋御容，靈谷寺者為一草本（大概指不設色的紙本），其像“望若龍狀”；雞鳴寺者為“五官端好”“面無纖痕”的彩繪圖像。“二處凡游者，必請主僧展禮。兩地迥殊，不知其孰是。或曰靈谷者上令工為之，宣威外域爾，非真也”。

其三，與上說近似，但不稱“宣威外域”，說是朱元璋在得天下前為威服世人偽造的。

當元運已終，天下大亂之時，第一個以相貌之奇來主動承受天命的，是布販子出身的徐壽輝。《明史·徐壽輝傳》載：“元末盜起，……奇壽輝狀貌，遂推為主。”似乎朱元璋也希望有一副徐壽輝那樣有號召力的臉孔。此說很為人深信，因為它為朱元璋不合常理地擁有兩種面容，且異相太過驚人，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

然此說實難成立。因為徐壽輝很快為部下所弒，朱元璋應該很清楚，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下生存，一副奇貌是靠不住的。如果說他欲借一副由天命符號構成的寫意面孔，來傳達他才是真命天子的訊號，就更不可信了。因為朱元璋即便已為江南兵力最盛的諸侯，仍在名義上依附于韓林兒龍鳳政權。這是他長期堅持的韜光養晦的策略，假造異像之說，有違于此。

以上三說皆認為異相出自朱元璋刻意的偽造。然而“異人”之像，“奇”固然重要，還須配一“偉”字，“奇偉”之像才是完美的。歷代帝王畫像，雖然都會在造型中融入一些符合相理的特征，如大耳、豐準、廣額等，并且成為古代造像的基本手法；畫師們在追求面容相似的前提下，都會表現渲染一下這些代表尊貴的符號。但前提是，必須符合大眾基本的審美觀，尤其是面容。漢高祖劉邦就是一位“隆準而龍顏，美須髯”的美丈夫，他也有“七十二黑子”，但長在左股上，而不像朱元璋，滿臉落花，實在破相得很。反觀朱元璋的怪像，卻是那樣丑陋不堪，甚至十分猥瑣，毫無貴氣可言。朱元璋常常自擬漢高祖，甚至還覺其輸于己，他會以那樣的丑態來自貶嗎？

2、朱元璋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是其迥然相異外貌的基礎

朱元璋的本像絕不如此駭人，只是他的兒子朱棣在篡位后，對開國歷史進行了重塑，一個重要表現是：洪武朝的異人與異跡驟然增多；永樂以后，與朱元璋有關的各種圣瑞與“神跡”的傳說更如井噴，一個神化、傳奇的朱元璋逐漸從其平常人的面貌中脫脫而出。

通過前文對文獻及圖像的追蹤，不難發現，這兩種歷史材料的演變大致是相對應的。從朱元璋的相貌被泛泛地形容為“姿貌雄杰”“異常人”，到符合相術上“輔骨插鬢”的特征，再升格為極貴的“奇骨貫頂”，體現出一個發展的過程，大致經歷了整個的明朝中前期。其表現便是朱元璋的容貌越來越奇，也越來越“丑”。換言之，朱元璋的容貌在傳世的過程中，經歷了改造、加工，不斷被添進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信息符號，如奇怪的臉型，突出的五官特征，以及12、24、36、72不等或“盈面”的黑痣等，最后變成一副“豬龍”之形。異相中朱元璋相貌并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就沒有黑子），正是加工者手法、觀念及心態不同的表現。它是民間的集體創作，遠比宮廷畫家的“稍加穆穆之容”要大膽和沒有顧忌。

這個過程又與時代大變遷的背景下，朱元璋形象的迅速演變相對應。

首先應指出，朱元璋先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才會產生兩副迥然相異的面貌。明中期以后，本朝太祖的形象，變異速度加快，在大眾觀念中的“人格”發生分裂：一方面，他是雄才大略的曠代圣主和明君，一方面，他又是超級嗜血的暴君和兇徒，在野史、筆記、口傳、戲劇中出現了大量描寫他無知、猜忌、多疑、濫殺的故事。其情節或真或幻，或虛或實，但他殘殺畫工的眾多傳說，則無疑加劇了人們對他真實容貌的懷疑。張瀚就猜測說：“相傳太祖圖像時殺數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間所傳，即后一人所寫，未可知也。”

與其正像為官方標準像，而異相多被民間奉為真身一樣，朱元璋圣明的正面形象是官方、正史的語言，而那些摻雜了各種離奇、驚駭內容的故事形象，主要出自民間的演義與加工。當然，朝野之間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它們是積極互動的，如本文指出的，朱元璋相貌之變，發軔者正是官方，但相貌如何繼續演變，卻成了民間的自由創作，超出了官方的控制。但宮廷和上層后來也部分地接受了太祖皇帝那張不同尋常的丑像，否則黔國公府也不會尊藏懸掛——由于相學思想對各階層人士的普遍性影響，即便朱元璋的子孫，對其祖先那些與正像不合、不雅，但是顯出“雄奇”的異相，也不會感到不滿，甚至還可能津津樂道。

朱元璋的形象塑造，其基礎是人們對開國歷史的集體記憶，而誘發其變的指針，則是不同時期的政治形勢與需要。明中期以后，政治腐敗，國勢日衰，懷舊之思成為人們宣泄不滿的一個窗口（萬歷年間海瑞重提太祖以剝皮重典懲貪的舊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國內矛盾重重，北虜南倭，交相來襲。當國家和社會面臨嚴峻的危機，而人們又覺拯溺無力時，太祖皇帝“掃孽胡而握漢統”的開創之功，以及在位期間強力整肅吏治，實現政治清明的“偉大功績”，就更令人稱羨懷念了。太祖何以“不階寸土一民”而得天下？成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久議不衰的話題。而對這樣一個問題，當時人只能用“天命”來解釋。

如何察知天命呢？往往依靠包括相士在內的各類術士、方士的中介。

明代方術之風甚盛，尤其是成祖憑著一副龍顏得天下后，相術與政治的結合愈加緊密，愈為突出。如成化十二年的“侯得權之變”，侯得權本是一游方僧，止因有一副“奇貌”，就不斷有術士奉承他是天子的貴造。他初時尚不自信，直到有術士拿也當過和尚的朱元璋來鼓勵他，他才篤信，以為只要相貌足夠“奇”，命中就一定有非分可希。侯得權迅速擴大了他的門徒隊伍，就連許多宮廷宦官都甘心拜在他門下，奉他為“上師”。

只憑一副奇像，就想做皇帝，侯得權并非獨例。正德年間，封在寧夏的安化王朱寘鐇，也是聽信術士說他相貌奇偉，輒敢稱兵造反。曾幾何時，相人術被朱棣借來為自己篡逆披上天命的外衣，但他想不到，相術之理也會成為反抗皇朝統治的意識形態。大量相術支配人行動的事例證明，通過相貌特征來研判人之禍福休咎，在群眾中有著非常堅實的根基，是異常典型的群眾心理。在此語境之下，朱元璋的面孔自然在變形中愈放愈大了。

人們總在試圖探索朱元璋真實的相貌。其實，根據傳播學理論，所謂真實，包括三個層次：客觀真實、媒介真實和心理真實（即主觀真實）。媒介真實是借助符號再現的，根據相理“易容”的朱元璋，臉上集中體現了諸多的相學符號，如黑痣、龍形、虬髯、五岳特征等；盡管它離開朱元璋的真容（即客觀真實）已不啻千里，但媒介真實比起原態之物更為飽滿、精彩而多幻。在朱元璋面貌及形象的傳播中，“真實”通過兩套媒介體系傳播：官方的正史、碑文、玉牒，以及陵寢、太廟等處懸掛的御容等；和民間傳說、故事、小說、戲曲、口碑、私史、私繪帝王圖像等。顯然，兩者都有各自的敘事框架，在傳播中進行有意的選擇、加工與引導，試圖建立符合各自取向的觀念架構。然而它們在議題和符號的選擇上，存在一定的交叉，這兩條線索、兩種真實，交相影響，積極互動，在它們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大眾認知上的“主觀真實”（或稱“受眾現實”）——那就是一個謎一般的傳奇皇帝朱元璋。

人們似乎更樂意接受朱元璋的怪異之像，即便到民國成立，臨時大總統孫文率國府眾僚參謁孝陵時，所奉的仍是一幅朱元璋的異像。這或許是因為，正像中的朱元璋，只是一位器宇軒昂的封建帝王，而那些“丑”而奇特的面孔卻有著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隱含了更多的話語，更符合人們對神秘力量的崇拜心理（這也是民間秘密宗教設像的一般特點）。

“朱元璋”這位復雜詭譎的帝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按照自己的觀念、想象和需要集體創造出來的。

《史學月刊》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