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朋情報組 全軍覆沒
1 四名骨干成員 李朋,1919年9月18日出生于天津,【北京】燕京大學肄業、【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1942年參加地下黨,1945年12月奉命轉入蘇聯情報系統。
抗戰時期曾任美軍翻譯、【紐約時報】記者、英國領事館秘書;
抗戰后任“中央社”采訪部主任,率領記者團采訪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遭婉拒而怒撕行轅酒會邀請函;中央社撤臺時遭辭退,轉任蘇聯塔斯社記者。到臺灣后任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秘書。
其人交游廣闊,是聲名顯赫的大記者,與國民黨高層和美國、英國方面十分熟悉。假以時日,很有機會發展成金無怠那樣的國際特工。
可惜缺乏李朋更詳細的資料-----何人介紹入黨、隸屬哪個部門、家人何在?
同居女友廖鳳娥,1923年出生,江西吉水人,早年曾在北滿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時任臺灣省立醫院護士。國民黨海軍軍校3名學生因與她通信被捕判刑。
汪聲和1920年生于北京, 自幼愛好無線電,精于電器裝配維修。1939年北平五中畢業,南下昆明考入“歐亞”航空公司,先后任機械員、無線電技師、中央航空公司駐成都站無線電技師。
l943年考入齊魯大學經濟系,1943年經董必武同志批準、地下黨員陳甫子介紹入黨。
抗日戰爭期間,歐亞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內有地下黨員陳甫子(陳寶珊)、金鏗(金漢明)、馮謙(后退黨)。解放初期的兩航起義成功,與長期在民航局內地下工作是分不開的。
裴俊,1921年生于四川成都貧民家庭,1933年到財主家當丫頭,1937年考入戲劇教育隊,1941年考入四川大學附屬成都劇團。裴俊積極協助汪聲和的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后,他們先到武漢,1947年8月到上海,汪聲和任國民黨民航局電臺臺長。
1947年9月,陳甫子安排汪聲和轉入蘇聯情報系統,接受蘇聯駐上海領事館武官顧倫近領導。
2 關于地下黨與蘇聯情報機構的合作
我黨和蘇聯同為共產主義陣營。早期不僅有地下黨到蘇聯接受情報和保衛工作培訓,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東北,都有地下黨奉命參加蘇聯情報組織,利用人熟地熟的優勢,搜集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
作為情報強國的蘇聯,出于國際主義和自身安全考慮,也在情報方面給了地下黨有力支持。蘇區五次反圍剿、五十年代龍潭后三杰從美國安全返回,都得到了蘇聯情報機構的協助。
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簽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戰爭年代,有多名地下黨在組織安排下轉入蘇聯情報組【內部說法叫國際共產黨】,協助工作,任務結束后又轉回。李朋、汪聲和及陳甫子都是這種情況下轉入蘇聯情報機構。
陳甫子,又名陳富梓、陳寶珊,1906年出生于河北保定。1921年加入北洋直隸軍隊,1936年辭去東北軍無線電報務員;
1937年10月在四川入黨,任職于歐亞航空公司宜賓氣象臺;
1939年四川省委書記張曙時將其轉歸董必武領導;
1940年董必武安排其轉入蘇聯情報系統;
1949年組織關系轉回我黨。
3 情報組運作過程
1949年1月,顧倫近指示汪聲和攜眷赴臺,秘密設立電臺。汪聲和建議將重要零件密裝于普通收音機內,到臺后再自行拆配使用。顧倫近堅持另派人去臺灣送特工專業電臺。
1949年2月20日,汪聲和裴俊夫婦以民航局職員名義,由上海乘中興輪赴臺,他的二弟、也是地下工作助手的汪聲鳴送行。
2月23日晚九時,兩名蘇聯人在臺北省立師范學院門口交給他一臺俄制25瓦特小型無線電收發報機和三千美元。
汪聲和發現電臺信號太差,即在臺北市和平東路某電料行,購得九燈收音機一臺,測試效果很好,但因臺灣缺電無法與總部順利聯絡。
1949年3月,汪聲和用藥水密函,三次經汪聲鳴聯系上海的顧倫近。后汪聲鳴調杭州,陳甫子安排他人轉交。
1949年4月中旬,汪聲和專程回滬,與顧倫近約定通報問題。5月15日首次與總部通訊成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至11月期間,汪聲和在蒲城街每月與總臺通報兩次。
11月間,汪聲和從蒲城街十三巷三十一號移居廈門街一一三巷九號居住。
1949年11月27日,駐穗塔斯社記者西尼耐可夫派遣李朋從廣州赴臺。
11月30日李朋與汪聲和在臺北首晤。
12月1日兩人再次會晤。
12月2日李朋以過去同事、中央社記者秦凱作掩護,去屏東,鳳山、左營軍港收集情報,交汪聲和發給海參崴赤塔總臺。
情報組上報了大量情報:
(一 )臺灣報紙、雜志和刊物等重要消息
如1950年2月14日14時發給總部251號電:
包括海南的國軍數字,系由財政部軍餉數字之推算所得等;
(二 )利用軍政各界親友關系,廣結有關人員,在閑談中套取軍政情報,並經常討論有關問題以增進了解程度。
汪聲和在何俊臣家中見到特工專用無線電收發報機,探知國民黨要將這些軍用品運給大陸殘匪的重要情報;
1949年底,太湖區游擊司令施君弼來臺領取收發報機及電池等軍品,寄存在何俊臣那里,汪聲和詢問何俊臣用處,得知了太湖茅山等地區殘匪部署情形;
汪聲和從好友、國民黨空軍上尉領航員李鑫淼處 獲得了許多重要的國民黨空軍情報。1950年2月,李鑫淼攜夫人回大陸定居;
(三) 利用擔任政府公職和經商做掩護,收集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汪聲和利用曾擔任過國民黨民航局電臺臺長等公職做掩護,和許多民航局高層建立了良好關系,從他們談話中獲取了大量情報。還通過在臺北經商途徑,廣結人緣,從商品往來中獲取有價值的情報。
---------從這些情報內容可以看出,多數情報對解放軍有用,對蘇聯方面用處不大。蘇聯關注的是美軍動向。
汪聲和夫婦因電臺暴露。
1949年5月15日開始使用不久,就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電信監察所偵測發現,但由于通報時斷時續,通報頻率不高,而且變動了通訊地址,所以沒被偵破。
1949年12月起,汪聲和電臺與總部通報次數由過去每月2次改為每周2次,通報次數過頻、時間過長、雙向通訊和通報時間、呼號、波長、電臺位置未能經常變換等諸多原因,暴露的風險大大增加。
特務以電訊測向交集點方式,鎖定二三戶日式住屋,隨后他們以分區停電、查戶口 、修理水電、防空等方式暗查。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在汪聲和家周圍,僅用8小時就基本確定了電臺的大概位置。
開始暗中監控汪聲和及李朋的行蹤。
到1950年2月28日,特務研判:如不及時收網,恐汪聲和電臺發出情報更多、危害更大,決定抓捕。
3月1日凌晨一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李立柏召集電監所劉醒吾所長及有關電信技術及行動人員,到廈門街一一三巷一帶實施搜捕。
國民黨“國防部”技術研究室中將主任魏大銘參加了搜查。
在汪聲和家,特務把天花板、墻壁、地板等逐一打開細查,一無所獲,困惑不解,以為弄錯了地方。走出大門時,魏大銘回頭掃視,突然發現客廳中一小圓桌的柱腳特別粗大,不成比例。當即命打開,里面赫然是套強力收發報機。
裴俊將一包預藏的毒藥硝酸銀遞給汪聲和,被特務發現制止。
2月下旬李朋生病,數天都沒有和汪聲和見面,總部給李朋的4封已譯好的電報也被搜出。李立柏請示彭孟輯司令后,立即前往中山北路一段八十三巷七十弄一號李朋寓所將其拘捕。
此案涉及16人,其中女子5人。
李朋、汪聲和、裴俊、廖鳳娥等4人判處死刑;
潘申慶、廖干元、李光國、黃玨、黃正等5人判刑10年;
郝侃曾等5人各判7年、2年徒刑;
李寶謙、莊漢江交付感訓。
廖千元是廖鳳娥的弟弟。
李朋遺書福建親戚撫養他的兒子溫冬。
4 牽連孫立人
黃玨早在金陵女子大學讀書時,即經過校長認識李朋。在臺灣,李朋和攝影記者金凱多次以公務到訪孫立人司令部。【3月21日黃玨黃正被捕】
黃玨后來嫁給防衛司令部衛生處處長徐嗣興;
黃正出獄后,改名黃美之,3年后與美籍外交官傅禮士結婚,定居美國,成了一名作家。
2010年,在孫立人辭世20年時,黃美之出版了回憶錄《烽火儷人》,公開了這段感情。
蔣介石父子對美國人看中的孫立人十分忌憚,先后抓捕了多名孫立人周圍的人:
孫的部下、防衛總司令部副司令段沄中將因通共被槍斃;
孫的部下、陸軍總部軍法處長周芝雨少將因通共被槍斃
孫的好友、安徽老鄉、教師魏振武、王曉春以通共被槍斃;
孫的老部下、新一軍補充團團長的陳行中以通共判刑10年改槍斃;
孫的老部下、新七軍軍長李鴻中將酷刑后判刑20年;
李朋案中,潘申慶和黃氏姐妹都是孫立人的身邊人。
“通共”的孫立人已是呼之欲出。但蔣介石需要美援,還不能抓孫立人而激怒美國人。
朝鮮戰爭爆發,臺灣受到美軍青睞,援助滾滾而來。孫立人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1955年郭廷亮兵變案發,孫立人以叛亂嫌疑逮捕,軟禁33年,在蔣氏父子都去世后恢復自由。
5 后續影響
特務在調查李朋時,意外得知共產勢力已在英屬馬來西亞秘密設立了一個電臺。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大陸工作處處長的鄭介民主動將此情報與英方分享,雙方秘密進行情報合作甚至瞞著美國人。保密局積極開展東南亞情報活動,英國每月撥給3000英鎊,共享情報。
保密局提供給英國的情報有-----
我黨在福州設立辦公室,負責東南亞秘密工作;
負責香港地下工作的廈門工作站,負責人是許祖義、張圣才;
居住霹靂洲的李姓客家礦工,兩年前移居婆羅洲,負責接應。
馬來亞共產黨用電臺與廣州、北京聯絡;
曾在莫斯科圖書館工作的日共石村太郎,經常往返香港和馬六甲。
魏大銘實施反間計,逆用電臺,繼續和海參崴方面保持通訊,傳送假情報6個月,全力灌輸美軍已經在臺的假相,以影響蘇聯情報部門。
1950年9月,國民黨在聯合國拋出“蘇俄間諜汪聲和、李朋案”,以此作為國民黨投報美國,打壓蘇聯的武器。
6犧牲
1950年9月6日,汪聲和身穿白色帆布西裝,白襯衣,灰色格子襪,黑皮鞋。
李朋身穿灰色香港衫,淺藍派力司長褲,花格襪。
廖鳳娥穿黑色香云紗旗袍,赤腳木屐。
裴俊穿藍地白格子旗袍,赤腳,平口紅皮鞋。
經軍法處法警自獄中押至法庭。
隨后,軍法處給每人一瓶紅露酒,一個奶油面包。汪聲和、李朋、裴俊三人將紅酒一飲而盡,廖鳳娥只飲三口,將酒瓶交還法警。
汪聲和飲酒后,臉色由白轉紅。李朋飲酒后,面色更白。裴俊飲酒后,臉色尤為紅潤。
六時正,監刑官及執行憲兵王隊長率憲兵三十名,分乘卡車兩輛,汪聲和、廖鳳娥二人乘第一輛,李朋、裴俊乘第二輛,駛往馬場町刑場。
4人下車后,各由兩名憲兵押解,汪聲和下車后,即至其妻裴俊身邊。李朋走到廖鳳娥身邊。
六時三十分射擊令下,汪聲和、李朋、廖鳳娥應聲倒地。計汪聲和、李朋,各中三槍,廖鳳娥中六槍。裴俊連中兩槍,仍跪地不倒 ,劊子手又補上一槍,始倒向汪聲和身側。
七時三十分,極樂殯儀館前往刑場收殮。
十時許,殯儀館人將四人尸體埋于臺北和平東路公墓。
當時有臺灣報紙報道“李朋、汪聲和、裴俊(女)、廖風娥(女)等4人在刑場口號不絕,飲彈方休,可見頑劣 。”
臺灣中央日報在1950年9月3號、4號、5號、7號和10號都刊登了此案消息。
1950年9月8日新華社內參刊登了李朋四人臺北遇難消息。
1950年底,在上海公安局工作的汪聲鳴從一個朋友處看到香港《新聞天地》刊登的四人在臺灣被害的消息,經多方核實確認屬實,為了保密,他沒有告訴家人。
汪聲達、汪聲光兄妹五人先后從港臺報紙和個人組織外調結論中,得知大哥大嫂在臺灣遇害。
1951年陳甫子找到汪聲和的父母,告訴他們:汪聲和夫婦受黨的派遣去臺灣做地下工作,要嚴格保密。如需要,可由他出具證明。
此后汪聲和三弟留學蘇聯、四弟汪聲達參加空軍飛行員政審,五弟汪聲光報考解放軍外語學院,二妹到原子彈基地工作全是他出的證明。
陳甫子還給當地派出所出具證明:汪聲和、裴俊是革命烈士,對外不公開。
1977年初,汪聲光向單位黨組織提出:請求政府公開汪聲和夫婦為革命烈士;
1980年,北京語言大學來思平副教授將汪聲光請求函遞交交民政部長程子華。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親自過問,汪聲和、裴俊被公開追認為革命烈士。
2012年4月15日,汪聲光帶汪聲和骨灰回到北京,
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革命烈士骨灰堂烈西二室0002號。
2014年10月19日,汪聲達、汪聲光等一行六人第三次來到臺北六張犁,給大嫂裴俊遷墳。發現了裴俊的不少遺骨,其中有半個頭蓋骨、牙齒、衣服銅扣等。
10月27日,某部派一位局長、兩位處長等四人,在八寶山革命烈士骨灰堂迎接裴俊回家。
2019年6月30日,汪聲和、裴俊兩烈士安葬新落成的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烈士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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