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局已定！烏克蘭組建選舉工作組，華盛頓選定“接鍋人

烏克蘭最高拉達近日做了一件看似技術性、實則高度政治化的事情：正式組建“戒嚴期間選舉問題特別工作組”，并確定在12月26日召開首次會議。表面上，這是在研究如何解決戰爭狀態下的投票難題，實際上，這是烏克蘭政治系統第一次以制度化方式，承認一個事實——澤連斯基作為戰時總統的合法性紅利，已經用完了。流程一旦啟動，就意味著方向已經確定，剩下的只是節奏和方式問題。

必須先把這個“工作組”本身講清楚。它并不是普通的議會委員會，而是一個橫跨所有議會派系、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心成員、以及所謂“公民社會代表”的超級拼盤。烏克蘭媒體把這種結構稱為“廣泛代表性”，但在政治現實中，它真正的作用只有一個：攤薄風險，分散責任。未來無論選舉是否合法、是否引發社會爭議、是否被俄羅斯或國內反對派攻擊，都不是某一個政黨或個人的責任，而是“集體決定”。這本身就說明，推動這件事的人非常清楚風險有多大，但依然決定強行往前走。

更關鍵的是他們正在討論的方案。不是全面解除戒嚴狀態，而是通過一次性立法，在戒嚴框架內為總統選舉“精準開口子”。海外選民如何投票、前線是否設立投票站、選民數據庫如何重啟，這些問題在正常的烏克蘭官僚體系里，至少需要數年扯皮。但現在，它們被集中打包、快速推進，效率高得反常。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基輔并不是在“自主籌劃”，而是在按既定時間表執行任務。

這只“掐表的手”，不在基輔，在華盛頓。

對美國來說，澤連斯基的問題早就不再是“是否支持”，而是“何時更換”。戰爭進入第三年，戰線固化、資源枯竭、社會疲勞全面顯現，繼續用澤連斯基這個高度情緒化、強烈象征化的人物來推進停戰談判，成本太高。他本人就是戰爭敘事的一部分，越是他簽字妥協，國內反彈越大，歷史責任也越難切割。換句話說，澤連斯基已經不適合做“終戰總統”了。

所以過去一段時間，美國的操作路徑非常清晰：先從反腐入手。不是為了真正清理腐敗，而是為了切斷澤連斯基的政治保護網。葉爾馬克這個“影子總統”的出局，并不是什么偶然事故，而是信號。一旦連二號人物都保不住，總統本人就只剩下象征意義。此時再推動選舉，不是逼宮，而是順水推舟。

那么，誰來接班？答案幾乎已經寫在明面上。民調顯示，如果現在舉行總統選舉，扎盧日內在第二輪中的支持率可達64%，澤連斯基只有36%。這個差距在戰時政治中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扎盧日內目前被“外放”到倫敦，恰恰讓他避開了基輔的派系廝殺，保留了稀缺的政治資源——清白。

從美國和北約的角度看，扎盧日內是一個明顯更優的選擇。他掌握軍方威望，能壓住前線老兵和武裝群體的情緒；他是職業軍人，對戰爭成本的理解是冷酷而現實的；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如果由扎盧日內出面說“這仗打不下去了”，烏克蘭國內幾乎沒有人敢公開反對。民族主義者可以反對政治家，但很難反對“打仗的人”。

這正是扎盧日內的戰略價值所在。他不僅是潛在的總統，更是一個“減震器”。他可以在不引爆社會的前提下，完成對戰爭敘事的切換，把“必須勝利”轉變為“必須止損”。對西方來說，這是唯一還能體面收場的路徑。

而澤連斯基真正的危險，并不在于是否會輸掉選舉，而在于選舉之后。他幾乎注定要背鍋。問題只是，這口鍋有多大。是僅僅為烏克蘭的軍事失敗負責，還是順帶為西方這幾年基于意識形態沖動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一起買單？歷史往往傾向于后者。

更微妙的是個人恩怨。澤連斯基當年如何對待波羅申科，烏克蘭政壇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他又是如何將扎盧日內“請”出國內，同樣有目共睹。一旦權力完成交接，清算是否發生，發生到什么程度，并不完全取決于法律，而取決于政治交易是否成立。如果波羅申科與扎盧日內形成某種默契，澤連斯基面對的，將不只是國內的追責，還有來自外部的切割。

所以，從今天開始，澤連斯基已經不再是“戰時總統”，而是“過渡對象”。烏克蘭政治機器已經啟動換人流程，美國需要的是一個能簽字的人，而不是一個會演講的人。戰爭沒有結束，但敘事已經開始收尾。接下來發生的一切，無論包裝成多么復雜的民主程序，本質都只有一句話：該換人背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