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皮火車緩緩駛離丹東站時,已是黃昏時分。夕陽透過布滿灰塵的車窗,在車廂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這趟開往平壤的國際列車,載著我們這群好奇心旺盛的中國游客,即將穿越國境線,進入那個神秘的國度。
就在發(fā)車前三分鐘,車門突然被拉開,幾個年輕女子急匆匆地上了車。她們的出現(xiàn)讓整個車廂都安靜了一瞬——不是因為打擾,而是因為她們的美貌。四個二十歲出頭的姑娘,皮膚白得幾乎透明,化著精致的淡妝,穿著款式相同但質(zhì)地考究的深藍色套裝,頭發(fā)整齊地盤在腦后。每人手里都拎著兩個大行李箱,神情略顯疲憊,但舉止依然得體。
領(lǐng)頭的姑娘用略帶口音的中文向列車員解釋著什么,我聽不真切,只捕捉到“票丟了”“補票”幾個詞。最終她們被允許暫時留在我們這節(jié)外國人專用的臥鋪車廂,坐在過道邊的折疊座上。火車緩緩啟動,鴨綠江大橋在窗外漸漸后退,國境線就這樣被拋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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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駛?cè)胄铝x州站時,朝鮮海關(guān)人員開始登車檢查。這是每次跨境列車必經(jīng)的程序,我們早已習(xí)慣。但當(dāng)檢查到那幾位姑娘時,氣氛變得有些不同。
海關(guān)人員要求她們打開所有行李箱。第一個箱子被打開時,周圍幾個乘客不自覺地探過頭去——里面整齊地碼放著各種金銀首飾:項鏈、手鐲、耳環(huán)、戒指,在昏暗的車廂燈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第二個箱子里則是嶄新的電子產(chǎn)品,還有幾套包裝完好的化妝品。第三個箱子裝滿了布料和服裝,都是上好的材質(zhì)。
海關(guān)人員面無表情地逐一清點、登記,不時提出簡短的問題。姑娘們用流利的朝鮮語回答,聲音平靜但手指不自覺地絞在一起。整個過程持續(xù)了二十多分鐘,當(dāng)最后一只箱子被重新鎖上時,我注意到她們明顯松了口氣。
檢查結(jié)束后,列車再次啟動。我躺在中鋪假裝休息,實則觀察著她們。最年輕的姑娘趴在狹窄的小桌上打盹,頭隨著列車晃動而輕輕搖擺,看起來疲憊不堪。另外三人則靜靜望著窗外逐漸暗下來的朝鮮田野,沒人說話。
“要不你們來我鋪位上休息會兒?”我終于忍不住開口,指了指自己的下鋪,“我白天睡過了,不困。”
四個姑娘同時轉(zhuǎn)過頭,眼神里先是驚訝,然后是謹(jǐn)慎的審視。最后,那位看起來最年長的姑娘用中文輕聲問:“真的可以嗎?會不會太麻煩您?”
“沒事,輪流休息吧,路還長。”
再三確認(rèn)后,她們才接受了這份好意。兩個人擠在下鋪休息,另外兩人依然坐在窗邊。這個簡單的善意打破了沉默的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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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東三年:異國打工記
夜色漸深,列車在朝鮮的夜色中穿行。窗外偶爾閃過幾點燈火,大部分時間是一片漆黑。我們分享著從丹東帶上車的食物——我有泡面和火腿腸,她們則拿出包裝精致的朝鮮特產(chǎn):松子糖、人參糖,還有一種用糯米紙包裹的酸甜糕。
“我們在丹東工作了三年。”最善談的姑娘叫金英淑,她告訴我,“在朝鮮餐廳做服務(wù)員,今天終于回家了。”
三年,這個時間長度讓我有些驚訝。原來,她們是朝鮮外派到中國的工作人員,按規(guī)定服務(wù)期滿可以回國探親。金英淑說,知道能回家的消息后,她們整整三天沒睡好覺,既興奮又緊張。
“餐廳在丹東哪里?”我問。
“火車站附近那家最大的朝鮮餐廳,您可能去過。”
我想起來了,那棟五層樓建筑,門口總是站著穿民族服裝的迎賓姑娘,里面的服務(wù)員個個貌美如花,能歌善舞。原來她們就是從那里來的。
談到工資,金英淑的回答很坦率:“我們每月能拿到大約八百元人民幣,但其中九成要上交國家。自己留八十塊。”這個數(shù)字讓我震驚——在丹東這樣的城市,八十元甚至不夠買一件像樣的衣服。
“那你們這些首飾和電子產(chǎn)品……”我指了指她們的行李箱。
“是用攢下的錢買的,也有客人送的小禮物。”她微微一笑,“回家總要帶些東西給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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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時分,其他乘客大多已入睡,只有車輪與鐵軌有節(jié)奏的碰撞聲在車廂里回蕩。金英淑的聲音壓得很低,仿佛在分享一個秘密。
“您問我喜不喜歡中國?”她重復(fù)了我的問題,眼神望向窗外無邊的黑暗,“第一喜歡朝鮮,第二喜歡中國。”
這個回答的順序很有講究。我追問為什么。
“中國很好,很繁華,什么都能買到。但我只是那里的過客。”她停頓了一下,“每次看到丹東的高樓大廈,我就會想,平壤也在建設(shè)這樣的樓房。每次看到中國的孩子玩手機游戲,我就想,朝鮮的孩子也在努力學(xué)習(xí),為國家做貢獻。”
她的同伴補充道:“在中國,我們代表的是朝鮮。我們的行為舉止,客人都看在眼里。所以我們總是很小心,要展示最好的形象。”
我忽然理解了她們那種獨特的優(yōu)雅從何而來——那不僅是外貌的修飾,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責(zé)任感。她們在丹東的三年,不僅是打工,更是一次漫長的“外交任務(w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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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談中得知,這四個姑娘都受過高等教育。金英淑畢業(yè)于平壤外國語大學(xué)中文系,另外三人分別學(xué)的是音樂、舞蹈和國際貿(mào)易。這樣的學(xué)歷背景,卻在中國做了三年餐廳服務(wù)員,這讓我有些不解。
“國家需要我們在哪里,我們就在哪里。”金英淑的回答幾乎是標(biāo)準(zhǔn)答案,“而且能在國外工作,是很光榮的任務(wù)。很多人羨慕我們。”
她告訴我,外派選拔極其嚴(yán)格,不僅要考察政治背景、家庭成分,還要經(jīng)過長達半年的培訓(xùn),學(xué)習(xí)中國的風(fēng)俗習(xí)慣、法律法規(guī),甚至要掌握應(yīng)對各種突發(fā)情況的技巧。她們在丹東期間,除了在餐廳工作,每周還要集中學(xué)習(xí),匯報思想動態(tài)。
“其實最難的,是想家。”最年輕的姑娘突然開口,她叫李秀妍,今年才二十二歲,“不能隨便打電話,信件要審查,有時覺得自己像斷了線的風(fēng)箏。”
金英淑輕輕拍了拍她的手背,像是安慰,又像是提醒。
凌晨四點,列車在一個小站臨時停車。我被窗外的光線喚醒,發(fā)現(xiàn)那四位姑娘已經(jīng)醒了,正靜靜地整理行李。她們把那些昂貴的首飾和電子產(chǎn)品重新擺放,用衣服仔細(xì)包裹,動作輕柔得像在照顧嬰兒。
金英淑注意到我醒了,遞過來一瓶水:“快到平壤了。”
窗外天色漸亮,朝鮮的鄉(xiāng)村景象在晨霧中逐漸清晰:整齊的農(nóng)田,騎著自行車早起的農(nóng)民,墻上依稀可見的標(biāo)語。這一切與一江之隔的丹東形成鮮明對比。
“回去后有什么打算?”我問。
“先回家看望父母,然后等待新的工作安排。”金英淑說,“可能繼續(xù)在涉外部門工作,也可能被分配到其他崗位。”
“你們想做什么?”
四個姑娘相互看了一眼,笑了。那是整晚我第一次看到她們?nèi)绱朔潘傻男θ荨?/p>
“我想當(dāng)老師,教中文。”李秀妍小聲說。
“我想開一家小商店。”另一個姑娘說。
“我想結(jié)婚,生兩個孩子。”第三個姑娘臉紅了。
金英淑最后說:“我想繼續(xù)為國家工作,去哪里都可以。”
列車廣播響起,平壤站快到了。姑娘們站起身,重新檢查儀容——頭發(fā)一絲不亂,衣服平整,妝容完美。她們從行李箱里取出幾枚小小的領(lǐng)袖像章,鄭重地別在胸前。
列車緩緩駛?cè)肫饺勒尽U九_上已經(jīng)有人在等候,幾位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還有幾個提著花束的普通人——大概是她們的家人。
下車前,金英淑代表她們四人,向我深深鞠了一躬:“謝謝您的照顧。祝您在朝鮮旅行愉快。”
她們拎著那些沉甸甸的行李箱,隨著人流走下火車。在月臺上,我看見李秀妍撲進一位中年婦女的懷里,肩膀輕輕顫抖。金英淑則與工作人員簡短交談后,跟著他們走向特別通道。
我站在車廂門口,看著她們的身影消失在站臺盡頭。那些裝滿中國商品的行李箱,那些用三年青春換來的“外國經(jīng)驗”,那些壓抑在得體微笑下的思鄉(xiāng)之情,都將融入平壤的日常生活,成為這個國家復(fù)雜面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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