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一件我一件,故宮沒蓋,我有蓋。”原本一句圈子里的玩笑話,如今在南京博物院這場風波里變成了扎心的諷刺。
五件捐贈古畫被貼上“偽作”標簽,從庫房拐彎抹角出了門,搖身一變上了拍賣臺,錘子一落,價格竄到天花板。
人們起初盯著“捐贈文物被私售”的荒腔走板,越挖越深才發現,真正叫人后背發涼的,不是槌子敲了幾下,而是管理鏈條的漏洞、權力尋租的影子,還有那些一輩子守文物的人被埋在塵里的吶喊。
這事兒的起點很簡單,捐贈的龐家把五件珍稀古畫交到南京博物院,想著“文化瑰寶能留住”。
轉頭去查去向,得到一句話:經“專家鑒定”為偽作,不具備館藏價值,已經劃撥調劑處理。
捐贈者眼睛一睜一閉都沒想明白,“偽作”怎么就能在拍賣會上拍出高價,拍賣圖錄翻出來一看,名字清清楚楚,估價蹭蹭往上飆。
這邏輯像擰巴的繩,有三處結越扯越緊。
程序這一環先卡住了。
捐贈的人對藏品天然有知情權,哪里去、怎么判、準備怎么處置,總要打個招呼,起碼也該拉著捐贈方一起再核驗一遍,或者找權威機構復檢,要是還爭議不斷,那就返還,人家自己去找門路。
南京博物院這邊沒通知沒協商,轉身來了個“調劑”,最終讓藏品出現在拍賣會,捐贈方成了被蒙在鼓里的那位。
有人問:“東西去哪兒了?”館里回:“鑒定為偽作,已調劑。”對話就像撞墻,捐贈者再問:“誰說是偽?憑啥不告訴我?”空氣里只有回音。
公益機構連這個基本動作都省了,人心難免打鼓。
鑒定這一環更離譜。
收藏界里馬未都有一句擲地有聲的話:龐萊臣是近代頂級收藏家,他的藏品就算不是原作,研究價值、收藏價值也在那兒擺著,怎么可能用幾千塊就“打發”?
這不是給老祖宗的牌位撣灰,用抹布一抹順便當垃圾丟了么?
藏品標成“偽”,價格按“廢”,跟行業常識對著干,誰會不琢磨有沒有見不得人的彎道。
有人拋一句口頭禪:“這價,和饅頭一樣,五毛倆?誰能信?”
溝通和信息公開這塊也讓人心里拔涼。
龐家追問去向從2024年11月開始就被推來推去,起訴之后拖了一年多才松口說可以核查,熱搜炸了才急急忙忙出面解釋。
捐贈者的心情從焦灼到憤懣,再到無力。
有人嘆氣:“這不是撩貓尾巴——找急嗎?人家捐的是心血,不是批發的小掛件。”
輿論越滾越大,南京博物院在央視鏡頭前想自證清白,畫風卻跑偏成了大型“社死現場”。
一張調劑憑證亮在屏幕上,落款那行寫著前院長徐湖平的親筆簽名。
更扎眼的是,他當時不僅是南博的副院長,還兼著江蘇文物總店的法人代表。
這構成了一條直線:所謂“文物調劑”,從公益機構流到一個由本人掌控的商業公司,像左手把右手口袋里的東西掏出來,喊一句“合規”。
這操作,像自家院里搬凳子,從東屋挪到西屋,再說“這不是我的”,看的人直撓頭。
人們自然要問:那些以“偽作”名義調劑的上萬件文物里,有多少是真東西被當贗品處理,順著縫隙流到市場?
面對鏡頭,八十多歲的徐湖平用一句“退休多年、身體不好、不問世事”撇清關系,語氣平平。
網友把過去的檔案翻出來,2008年退休初期有過實名舉報,內容涉及違規辦學、受賄、倒賣文物、侵占拆遷款等點位,相關部門當年做過處理。
這些舊案與今天的調劑鏈條互相對照,圓了一個圈。
信息的存在讓輿論有了抓手,是否屬實以司法與權威結論為準,公眾關心的點只在:這條鏈路到底怎么跑起來的、誰在關鍵位置按下了按鈕。
線索發到這里,很多人忽然想起南京博物院墻里曾經有過兩位院長的名字,他們在守護文物的路上,不只是掛名,而是真的把命放在庫房門口。
1964年的靈谷寺塔下,曾昭燏站在石階前,她把“今日跳塔,與司機無關”的字條留在桌上。
法醫報告寫成“意外高墜”,她離去前一周寫給北京文物局的那封未寄出的信里夾著一張小紙條:“如若文物有損,我無顏見祖宗于地下。”她關注龐氏捐贈畫件,1963年12月檔案里有她的建議,認為龐氏畫件珍貴,擬請上海博物館裝裱科重新揭裱,費用列年度科研經費。
她在會上說過一句話:“如果文物會說話,它們會罵我們嗎?”像一聲問天,落在今天仍然回響。
塔影是一桿秤,秤的是人的良心,一頭是制度,一頭是人心。
再往后二十年,1984年春天的清晨七點一刻,姚遷在辦公室換下白熾燈,擰上更亮的燈泡,說“燈一直亮,庫房能安靜些”。
他上任后一件大事是做庫房數字化編號,強調“賬物相符,任何人不得私自調出文物”。
這條底線剛拉直,省里籌辦明清書畫精品展,一位“老首長”提出要借一級文物“學習”,館規寫著“一級文物不出庫”,借條上也簽了十五天期限、逾期罰款。
畫還是被借走了,去了就不回來。
兩年時間里,他上門討要無數次,得到的回應是“首長開會”“已歸還請查詢”。
他給國家文物局發出加急電報:“畫未歸,人先亡,求救。”辦公桌上有一封申訴信沒寫完,抽屜里鎖著一本1978年版《博物館學概論》,扉頁第一行寫著“防微杜漸,制度為先”。
三月的那天,他把繩子系在窗欞上,結束了自己五十八歲的生命。
遺書上說:“畫沒回來,我無顏見祖宗;我走后,請把我埋在庫房后墻根,讓我繼續守。”1985年八月復查結論出來,原報道失實,予以平反。
燈泡還在亮,守的人已經走了。
對照“守”和“拿”的光影,情緒自然堆滿了心口。
一邊是曾昭燏傾力呵護,一邊是姚遷拼死守護,再看今日那張“偽作”的標簽和“左手倒右手”的動作,像把兩段沉重的歷史和眼前的現實拉到同一張桌子上。
捐贈者的信任被晾在曬臺上,守護者的心血被風吹,文化的脈絡在兩個齒輪之間咯噔一聲,人們聽得見。
這場風波很快把問題拋向制度和流程。
業內很多人把路徑擺在案上:捐贈文物的入藏、鑒定、調撥要有清晰的鏈路,告知、共同核驗、第三方復檢、返還或妥善處置,步步留痕;涉及自身或關聯機構的事項要觸發“回避”,關鍵節點請獨立審計;庫房賬物相符,數字化臺賬要做到可追溯,年度抽檢要有比例,違規問責設立時限;拍賣市場的信息要與文物管理平臺互通,出現相同名稱、相同來源的條目要自動預警。
制度是燈罩,不亮的時候不是怪夜黑,是燈芯沒裝好。
也有人把這事兒拉回到生活里打比方。
文物就是國家的家譜,像每家每戶的老照片、老玉、老匾的放大版。
誰家會把祖傳的那張全家福交給一個不打招呼就拿走的單位?
誰家會允許有人沖進屋,把柜子里的東西標成“假的”,轉身拿去賣?
公信力這玩意兒就是瓷器,掉一角就有痕,粘上也有裂。
有人開玩笑摻了一句苦澀:“這不,掉邊兒了,還想當全新的碗使?”
事件在公眾視野里持續發熱,問題一個接一個冒頭:那五件畫的鑒定依據在哪里、誰簽的字、調劑鏈路怎么跑、拍賣信息如何接力、監管環節誰來把關。
更多人盯著那張憑證上的名字、那兩個職位的交叉點,想從字縫里找出路徑。
有人梳理時間線:捐贈到了庫房、判“偽”、未告知、調劑、拍賣、熱搜、采訪,節點清清楚楚擺在那里。
信息指出拖延核查一年多、低價處置與行業常識反差巨大、回應延遲到輿論爆起才跟進,反差像兩根琴弦拉得很緊,隨便一撥都響。
這個故事在場景之間穿梭,情緒在人物之間交錯。
捐贈者拿著存檔材料、一遍遍寫申請去查去向,坐在辦公室里,心像被小鉤子拽著,一動就疼。
館方在鏡頭前攤開憑證,字跡工工整整,解釋詞輕飄飄,像風箏斷了線。
記者發問,聲音不高,問題落地。
屏幕前有人唏噓,有人皺眉,有人盯著字幕重復那行字,看得出神。
兩位院長的名字在彈幕里亮起,像舊燈泡發出微弱的光,照亮了庫房一角。
人們不免再問一句:龐家捐的是文化的年輪,守護者付的是一生的心力,走到今天的拐點,誰來把這條路修直?
這問題不帶教訓、不講大道理,落回到流程和底線,落回到透明和可追溯。
有人用一句老話壓住心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有人干脆把那句“防微杜漸,制度為先”寫在紙上貼在墻上,當作提醒。
歷史看人,文物看光,燈亮不亮,庫房靜不靜,事情是否走樣,最終都在紙上,在賬上,在每一道手續里。
那句“故宮一件我一件,故宮沒蓋,我有蓋”的戲言在此刻像一面鏡子,照出笑的弧度背后的荒誕。
這場風波不是一個機構的局促故事,它把一個時代的問號擺在了桌面。
有人把臺燈調亮一點,把檔案翻慢一點,把每一個環節讀清一點。
燈一直亮,庫房能安靜些。
文物不該失語,守護者不該悲情。
捐贈者交出的不只是藏品,也是信任。
故事還在繼續,問題也在繼續,答案要在陽光下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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