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政治婚姻”，要破裂了

2025年12月，年關將至，也門南部發生了三件高度關聯的事件：南方過渡委員會（STC）先是在亞丁街頭揮舞1990年統一前的“南也門旗幟”，將“獨立”從政治宣示推向街頭動員；隨后，該委員會宣布在阿比揚省發動軍事行動，宣稱控制范圍已覆蓋“前南也門”版圖；同時，沙特支持的力量在北方邊境集結，對委員會擴張發出嚴正警告。

這一系列事件意味著也門正在加速分裂：一個是以首都薩那為核心區域、由胡塞武裝主導的北方國家，另一個是以“臨時首都”亞丁為樞紐、由南方過渡委員會主導并與阿聯酋戰略協同的南方國家。這和1990年統一以前的南北也門版圖幾乎如出一轍。

也門的悲劇在于，分裂并非某一方的單獨選擇，而是內外部多重力量博弈的產物。沙特需要一個弱化的緩沖區，伊朗需要一個戰略支點，阿聯酋需要一個航運節點，西方需要一個“可管控的談判對象”在這些多重需求博弈的共同作用下，也門的統一反而成為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最壞結果”，因為統一意味著某一方徹底勝出，會打破現有的權力平衡。

11月5日，也門首都薩那，武裝分子在街頭舉行反以色列集會 圖/視覺中國

名存實亡的“統一”

35年前的那次也門統一，被視作一場“政治婚姻”。蘇聯解體導致也門南方失去外部支持而傾向統一，北方則希望通過統一獲取南方港口與資源。但這次統一缺乏關鍵的公共基礎，即全民身份的共識與權力分配的公允。南也門在統一前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擁有相對世俗化的政治文化；北也門則是傳統的部落社會，宗教保守勢力強大。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被強行縫合，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社會整合機制。

統一以來，也門非但未能實現融合，反而讓南北差異進一步固化，雙方漸行漸遠。該國政府完全由北方精英壟斷，南方在權力分配中徹底被邊緣化。石油資源主要分布在南方，但開采收益大部分流向北方。南方人在政府、軍隊高層職位中的占比從統一初期的約40％降至近十年的不足15％。基礎設施投資集中在北方的薩那及周邊，南方的重鎮亞丁港卻逐漸破敗。這種經濟與政治的雙重邊緣化，使得南方分離主義情緒日益強烈。

2014年胡塞武裝奪取薩那，標志著也門統一進入最后的崩潰階段。胡塞武裝在控制區推行一套與傳統治理完全不同的體系：宗教法庭取代世俗司法、宗教學校成為教育主體、宗教民兵成為安全力量核心。這種治理模式對南方民眾而言是完全陌生甚至反感的。胡塞武裝對北方也門長達十余年的統治，已經深刻改造了北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即便未來某個時刻胡塞政權垮臺，北方也已經不再是1990年統一時的那個北方，已經變成一個新政治實體。

與此同時，南方在阿聯酋支持下逐步完成“準國家化”進程。2017年成立的南方過渡委員會從松散的政治聯盟發展成為具備行政、軍事、財政能力的治理實體，并控制了亞丁、哈德拉毛、馬哈拉等南方核心省份，建立了獨立的稅收系統、港口管理體系、安全部隊。南方過渡委員會成功地將“恢復南方國家”的敘事與現實的治理能力結合：不僅告訴南方民眾“我們應該獨立”，更證明“我們有能力獨立”。

從物質基礎來看，目前的貨幣體系分裂最為直觀：薩那的里亞爾匯率約535里亞爾兌1美元，亞丁則超過2800里亞爾兌1美元。同一種貨幣，在兩個權力中心的定價相差約五倍。南北方的財政收入來源也完全不同：北方依賴荷臺達港關稅、宗教稅，以及伊朗援助，南方依賴亞丁港關稅、油田收入，以及阿聯酋與沙特的財政支持。兩個權力中心各自支付自己控制區的公務員工資、維持自己的安全部隊、提供自己的公共服務。

軍隊的分裂則更加徹底。胡塞武裝在北方建立了約20萬人的武裝力量，南方過渡委員會在南方控制約4萬人的安全部隊，其他名義上效忠政府的軍隊碎片化為多個派系。也門已經不存在一支“國家軍隊”，只有多支效忠不同政治實體的武裝力量。

當一個國家的貨幣、財政、軍隊、司法、教育等核心國家職能已經分裂運行長達十余年，當兩個權力中心各自擁有穩定的外部支持與內部治理能力，當民眾的國家認同已經從“也門人”退化為“北方人”或“南方人”，“統一”早已名存實亡。

多方博弈

也門內戰長期被視作沙特與伊朗的代理人戰爭。北方的胡塞武裝一直從伊朗獲得穩定支持。伊朗對也門的主要投入不是經濟援助，而是戰略投資。通過支持胡塞武裝，伊朗在阿拉伯半島南端獲得了一個可以威脅紅海航運、牽制沙特與以色列的戰略支點。

2022年6月29日，安全人員聚集在也門亞丁的汽車炸彈襲擊現場 圖/新華社發（穆拉德·阿卜杜攝）

但從2025年開始，阿聯酋積極介入了也門的南方事務，并與沙特的也門改造計劃產生沖突。沙特的核心關切是邊境安全與遏制伊朗影響力擴張，希望也門出現一個統一但弱化的政府。而阿聯酋更關注亞丁灣與紅海的航運控制權，以及在也門南部建立長期戰略支點的可能性。這種利益分歧在2025年12月已經公開化，南方過渡委員會向東擴張的舉動被認為觸及了沙特的安全邊界，沙特的支持力量隨時可能與南方在邊界地區開戰。

這種分歧對也門分裂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削弱了“反胡塞聯盟”的內部協調能力，使南方陣營更加碎片化；另一方面，它也為南方過渡委員會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間——當沙特與阿聯酋存在利益分歧時，南方過渡委員會可能在兩者間尋求平衡，避免完全被任何一方控制。

西方國家則既需要維護紅海航道安全，又要在地區停火與人道援助上進行多方協調。美國在也門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最具代表性：一方面于2025年初將胡塞武裝列為“全球恐怖組織”，另一方面又在紅海危機中被迫與胡塞武裝進行間接談判以保障航運安全。這種“法律上制裁、現實中妥協”的悖論加劇了局勢的復雜性。

可能的分裂路徑

按目前的局勢進展，也門的分裂不會以某個“獨立宣言”的戲劇時刻突然到來，而會以更隱蔽但更難逆轉的方式落地固化，如貨幣繼續各行其是、港口各收各稅、軍隊互不買賬、外交各說各話。真正的問題可能不是“會不會分裂”，而是“分裂會以什么形式進行”。

分裂的第一條可能路徑是事實分治的制度化，即南北雙方不宣布獨立，但繼續強化各自的治理體系。南方在亞丁、哈德拉毛、馬哈拉等地建立完整的稅收、司法、教育系統；北方在薩那繼續鞏固胡塞武裝的宗教化治理結構。兩者之間出現一條“凍結邊界”，大致沿馬里卜—塔伊茲一線延伸。邊界兩側保持最低限度的商業往來，但政治整合完全停止。

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可能被迫接受現實。聯合國在薩那與亞丁分別設立辦事處，分別與胡塞武裝和南方過渡委員會談判人道援助；跨國公司在兩地分別簽訂獨立合同；外國政府在航運安全、人員釋放等議題上進行“雙軌外交”。沒有人正式承認分裂，但所有人按照“兩個也門”的現實行事。

第二條可能路徑是南方過渡委員會單方面推進政治獨立，比如在控制區舉行“南方人民大會”，宣布成立“南也門臨時政府”，或推動某種形式的“公投”。這種單方面行動的目標不是立即獲得國際承認，而是將既成事實推向不可逆轉的臨界點。

但這條路徑風險巨大。沙特擔心南方完全獨立會削弱自己在也門的影響力，可能對南方過渡委員會施加壓力。此外，南方內部也存在派系分歧。并非所有南方武裝力量都完全服從南方過渡委員會，親政府的軍事力量隨時可能發動反擊。一旦南方陷入內耗，胡塞武裝就可以坐收漁利。

第三條可能路徑是通過大規模戰事重劃邊界，南北方徹底決裂。在這種最壞的場景下，胡塞武裝和南方過渡委員會可能在也門政府軍控制的馬里卜或沙巴瓦等東部戰略要地發生直接沖突。由于該地區的“背后金主”是沙特和阿聯酋，所以沖突大概率不會升級為全面內戰，而是保持在“有限戰爭”的范疇內，即雙方通過局部軍事行動重新界定控制范圍，然后在新的邊界線上達成停火。

2019年5月14日，在也門荷臺達港，一艘貨輪停在港口 資料圖/新華社發

無論哪種路徑，紅海航運的安全成本將長期維持在高位。胡塞武裝控制荷臺達港和薩那，擁有威脅曼德海峽的能力；南方過渡委員會控制亞丁港，擁有在亞丁灣制造混亂的能力。雙方都可以通過“周期性制造風險”來換取談判籌碼或經濟利益。2025年12月，航運巨頭馬士基完成了近兩年來首次紅海航行，但這不是“恢復常態”的信號，而是“試探性通航”的開始。航運公司、保險公司、貨主都必須接受一個現實：紅海不再是“安全航道”，而是“可管理的風險航道”，需要為此支付長期溢價。

（作者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智庫中東研究所執行所長）

發于2025.12.29總第121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也門：分裂進行時？

作者：朱兆一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