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鐵道游擊隊創始人，抗戰勝利卻叛變投敵，建國后被捕結局如何

1956年，《鐵道游擊隊》電影上映那會兒，電影院里那叫一個鑼鼓喧天，全國人民都在哼那句“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

就在大伙兒對著銀幕上的英雄“王強”拍手叫好的時候，誰能想到，在山東棗莊的一個破草棚子里，這角色的原型徐廣田，正縮在一床發黑的爛棉絮里咳血。

這老爺子當時不僅窮得叮當響，檔案里還蓋著個觸目驚心的紅戳子——“叛徒”。

一邊是全中國都在追的星，一邊是村里狗見了都繞道走的糟老頭子，這巨大的反差，簡直就是要把人活活撕裂。

說起徐廣田這人，在魯南抗戰的老黃歷里，那是絕對的狠角色。

現在的神劇喜歡拍手撕鬼子，那是扯淡，但徐廣田的本事是真刀真槍練出來的，或者確切地說，是“餓”出來的。

那時候老百姓活不下去了，為了弄口飯吃，他練就了一身扒火車的絕活，愣是靠這手藝養活了半個游擊隊。

最神的一回是在1940年冬天。

那年冷得邪乎，魯南軍區的戰士們還在穿單衣，好多人的手腳都凍爛了，看著都疼。

徐廣田帶著十幾個弟兄，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趁著火車轉彎減速的那幾十秒，像壁虎一樣貼上去。

這不是演雜技，是玩命。

結果呢，他們愣是搞下來一千多套棉衣。

當這些帶著體溫的棉衣送到根據地時，首長們是流著淚接過去的。

朱老總后來還專門發電報嘉獎。

在那個年代，一套棉衣就是一條命，徐廣田送來的不是衣服，是幾千條命。

可是吧，歷史這東西最愛捉弄人。

徐廣田是個典型的“江湖人”，講義氣、不怕死，但他把打仗當成了“入伙”，覺得打鬼子就是為了以后能大口吃肉、大秤分金。

這種想法在槍林彈雨里顯不出來，可一旦稍微安穩點，心里的那個算盤珠子就開始撥拉了。

轉折點在1945年，抗戰勝利了，隊伍要正規化。

原來的大隊長劉金山當了鐵路局局長，副大隊長王志勝也是副局長，這都是正經的官。

可到了戰功赫赫的徐廣田這兒，只給安排了一個“長槍中隊中隊長”。

這就好比現在的公司上市了，跟你一起創業的哥們都成了副總裁，就你還是個部門主管。

徐廣田當時心態就崩了，他覺得這是“卸磨殺驢”。

再加上回老家一看，哥哥殘廢、弟弟炸死，家里窮得連個像樣的碗都沒有。

他越想越覺得虧，覺得自個兒拼命這么多年，除了傷疤啥都沒落下。

就在他心里最窩火的時候，國民黨的特務湊上來了。

那邊也不跟你談什么主義，就直接砸錢、許官。

這對當時急著想翻身的徐廣田來說，簡直就是量身定制的誘餌。

1946年春天，這位曾經讓鬼子聞風喪膽的英雄，連個招呼都沒打，為了那點眼前的利益，竟然真的去當了國民黨的特務連長。

但這事兒吧，最諷刺的地方在于，徐廣田的這次“跳槽”，僅僅維持了兩個月。

為啥？

因為他骨子里還是個窮苦人。

到了國民黨那邊，他以為是去享福，結果發現那邊的軍官喝兵血、抽大煙，根本看不起他這個“土包子”。

他那套在鐵道上玩命的本事，在那邊的官場里一文不值。

他想把革命當成生意做，結果發現到了對面，自個兒連上桌談判的資格都沒有。

僅僅60多天，徐廣田就后悔得腸子都青了。

他發現自己不僅丟了榮譽，也沒撈著錢，還背上了一世罵名。

于是，他又做了一個決定：逃。

他扔了國民黨的衣服，灰溜溜地跑回老家躲了起來。

這就有了1949年的那一幕。

當公安人員包圍他的院子時，徐廣田正在劈柴。

他平靜得嚇人，就把斧頭往旁邊一扔，說知道這天早晚要來。

接下來的審判，挺有意思。

按理說，這種投敵變節的，當時槍斃都不為過。

但組織上查了大量檔案，那一千多套棉衣、那炸毀的裝甲車，都擺在桌面上。

法官最后認定：叛變是實錘，但在國民黨那邊屬于“消極怠工”，很快就跑了，也沒打過自已人。

最后判了兩年。

這在當時，絕對是法外開恩了。

兩年牢坐完，徐廣田出來了。

但這才是悲劇的開始。

法律上算結案了，但社會性死亡才剛開始。

回到村里，原來的老房子早塌了，也沒人理他，只能在山腳搭個草棚。

他想申請老兵優撫，人家翻開檔案一看那兩個月的記錄，直接讓他回去。

最后的日子里，他就在那個漏風的草棚里熬著。

最扎心的是，村里廣播經常放《鐵道游擊隊》的歌，大伙兒都在夸“王強”機智勇敢。

真正的原型徐廣田卻只能躲在陰影里，聽著別人歌頌那個曾經的自己。

他把自個兒活成了一個透明人，那個英雄“王強”屬于人民，而那個落魄的“徐廣田”只屬于他那個破草棚。

歷史這本賬簿最是無情，它記你的功勞，但也絕不會漏掉你的一筆壞賬。

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一個冬天，徐廣田在那個草棚里病死了。

死的時候身邊連個親人都沒有，也沒人送行。

鄉親們看不過去，用幾塊青磚幫他壓了棺材板，木頭上草草寫了個名字，就把這曾經叱咤風云的人物給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