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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企業的快速發展,新就業形態群體持續擴大, 貨車司機、快遞員、護工護理員、家政服務員、商場信息員(一般指導購員)、網約送餐員、房地產經紀人員、保安員 等非全日制、季節性、臨時性的靈活就業群體(簡稱“八大群體”)大量涌現,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些群體以農民工居多,且面臨流動性大、組織性弱、維權困難等諸多問題。
202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建議確定為重點督辦建議,標志著這一群體的權益保障進入頂層設計快車道。
一、現實困境,車輪上的汗水與屏幕后的焦慮
這些勞動者面臨著收入波動大、勞動關系模糊、社會保障不足三重困境。中國勞動學會調查顯示,靈活就業人員收入波動系數高達0.43,遠高于固定工作的0.12。
平臺企業多以“信息中介”自居,通過“合作協議”規避勞動關系。這使得大量勞動者處于“既非雇員也非獨立承包人”的灰色地帶。
“平臺通過算法調度、動態定價等方式管理勞動者,卻往往以‘合作關系’‘民事關系’為由規避用工責任。” 這種模糊的勞動關系導致勞動者在職業傷害、勞動報酬爭議中陷入維權困局。
二、從“強制休息”到“算法透明化”,從“索賠無門”到“千余萬人參保”
2024年2月,人社部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休息和勞動報酬權益保障指引》等文件,針對“超時工作”問題提出了具體解決方案。
這些指引要求平臺企業合理確定勞動者連續最長接單時間和每日最長工作時間。當勞動者工作時間達到上限時,系統應推送休息提示,并停止推送訂單一定時間。
針對算法不透明問題,文件要求平臺企業在制定訂單分配、報酬支付等規則時,需履行民主程序并公示,打破“算法黑箱”,使勞動者對薪酬計算有明確預期。
職業傷害保障是新業態勞動者最迫切的需求之一。自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啟動試點以來,這一制度已覆蓋1000多萬人。
南京外賣騎手戚建忠在送餐途中摔倒骨折后,通過職業傷害保障獲得了875元醫藥費報銷和41900元一次性傷殘補助金。這種由平臺企業繳費、就業人員個人不繳費的新型工傷保險,在試點基礎上正穩步擴大覆蓋范圍。
截至2025年9月,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已擴大至17個省份,累計參保人數超過2200萬人。
三、漸進式立法,發展型轉型,從“位置服務”到“云端工作”
2025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立法進入快車道。“基本勞動標準和新就業形態”方面的立法已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
針對立法路徑,專家建議采取“漸進式立法”。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王天玉用“水淺行小舟,水深走大船”比喻這種漸進式探索的必要性。
立法重點將突破傳統思維,承認“第三類勞動形態”的存在,即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但需特殊保障的情形,為這一群體設計專門的權利義務體系。
當前新就業形態正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目前“位置服務”類崗位占比最高,為41.7%,這類勞動密集型崗位不僅收入波動大,且替代風險高。
政策引導勞動者由“基于位置”的勞動密集型向“基于云端”的知識密集型轉型。重點扶持數字內容創作、人工智能訓練、跨境電商運營等新興領域,這些崗位的收入水平更高,技能溢價空間顯著。
四、社保賬戶互通,破解“斷保”難題
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跨平臺、跨地區流動導致的社保中斷問題,政策層面正在構建社保賬戶互通機制。
推行“身份證唯一識別碼”社保賬戶制度,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權益記錄整合至統一賬戶,實現一人一戶、終身不變。
同時,探索“彈性繳費”模式,允許勞動者根據收入波動調整繳費基數,設立“最低繳費保障線”與“補繳緩沖期”,切實提升參保便捷性與可持續性。
從2022年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初期的7省市、7家企業,到今天覆蓋17個省份超過2200萬人,政策的保護網正越織越密。
隨著“基本勞動標準和新就業形態”立法進程加快,這8400萬勞動者將告別“二等公民”身份,在算法與生計間找到平衡點。
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與勞動者權益保障不是對立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雙輪驅動。未來,隨著新業態領域立法的完善,中國有望為全球數字時代勞動法治建設貢獻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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