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虹：教學型教授制度的上海實踐：制度邏輯與執行困境

11月28日，由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主辦、港科大（廣州）教育創新與實踐研究所承辦的高校教師隊伍建設圓桌會議順利舉辦，會議聚焦“結構變革、教師畫像以及制度挑戰”，匯聚來自香港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南威爾士大學、美國歐林工學院及復旦大學等多所知名院校的專家學者，共同圍繞教師角色重塑、晉升路徑與評價體系等核心議題展開深度交流，致力于促進高校教師發展與評價體系的創新。復旦發展研究院劉虹副教授受邀參會并分享主題為“教學型教授制度的上海實踐：制度邏輯與執行困境”的案例。

案例：教學型教授制度的上海實踐：制度邏輯與執行困境

劉虹在分享中指出，當前高等教育評價體系普遍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結構性困境。她以上海27所公立高校的實踐探索為案例，系統分析了教學型教授制度在中國的實踐探索與深層挑戰，為高校教師評價體系改革提供了本土化視角。

劉虹首先從全球學術發展的宏觀視野切入，指出教學型教授制度的設置實質上是對“學術資本主義”趨勢下教學工作被邊緣化的回應。她強調，中國高校長期面臨類似困境，而在本土語境下推進SoTL實踐、構建新崗位的發展路徑，正是當前改革的著力點。2020年的“破五唯”教育評價改革，為這一改革提供了關鍵的頂層設計指引。

以上海高校為例，教學型教授制度設計主要圍繞三大目標展開：為專注教學的教師開辟職業發展通道、平衡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并以SoTL理念建立符合教學作為學術工作的評價體系。其核心邏輯在于通過設立新序列，重塑學術職業發展生態，從而提升教學工作的地位與價值。在已設立該制度的23所上海高校中，評價體系主要由教學、科研、基礎條件三大維度構成。以副教授層級為例，教學相關指標約占1/3，科研要求約占40%，基礎條件約占1/4。但深入分析表明，其隱藏邏輯是“僅靠教學表現不足以獲評教授”，教學工作仍需科研式成果作為支撐。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與訪談研究，劉虹博士總結了當前制度面臨的五大現實困境：一是制度目標與評審標準之間存在落差，有教師反映，實際評審中教學型教授的要求有時甚至高于教學科研型崗位；二是評價過度依賴稀缺性教學獎項，獲獎概率較低，憑此實現晉升的教師比例極低；三是教師身份與職業認同困境，教學科研序列仍被普遍視為主流，教學序列晉升存在“天花板”；四是系統性支持不足，教師在課程與項目發展中的實質影響力、關鍵教學領導崗位通道以及教學發展中心等專業支持體系尚未健全；五是評價工具不足，教學成果“能見度”低，評價委員會往往只能依賴“可見且可計數”的獎項與論文，加劇了前述困境。

她進一步指出，這些表層困境根植于四大深層邏輯：“科研中心主義”的學術聲望與資源分配體系，使得教學貢獻難以獲得對等的認可與相應的地位；其次是組織變革的路徑依賴與風險規避，傳統的評審邏輯與體系結構強大，習慣于將新序列吸納回“仍需科研式證據才保險”的舊軌道；再次是教學成果本身的低可見性與高評價成本，目前暫時還缺乏可信、可比的證據工具；最后是教師個體在繁重工作量下的艱難抉擇，投入教學創新可能意味著提高科研產出的機會成本，并可能對科研產出形成一定擠出效應，使得教學序列淪為“被動兜底”的受限選擇，而非學者愿意主動選擇的、有吸引力且受尊重的職業通道。

針對上述困境，劉虹為港科大（廣州）等新型高校提出了系列前瞻性改革方向：首先應明確教學型教授崗位的獨立學術價值，使其扎根教育學術的路徑，而非科研序列的“低配版本”；其次需構建多維、動態的評價體系，從依賴稀缺獎項轉向整合學生學習成果、同行觀察、教學出版物等多元證據的“證據組合包”；同時應推動教學序列融入治理體系，讓教學型教師在學校關鍵崗位中發揮作用；還需建設智能支持的教學評價基礎設施，依托人工智能等技術追蹤學生參與度以及學習成效，支持教學反思與課程重構；此外應構建教學學術社群與文化，邀請學生參與課程設計與教學反饋評價等，推動跨學科交流、學生參與及國際聯結。

劉虹在總結中強調，真正的挑戰不在于設立新崗位，而在于重塑其背后的資源分配與評價邏輯。新型高校如港科大（廣州）擁有從頭設計更連貫體系的獨特機遇，有望使教學型教授崗位成為一個受尊敬、可持續的職業選擇，最終走出一條教學與科研并重、教師多元卓越發展的新路徑。

來源 |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紅鳥鳴智教學，原標題為“高校教師隊伍建設圓桌會議回顧：專家聯講”

排版 | 畢瑛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