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商脈中的魯商風華

來源：齊魯晚報

　　近日,電視劇《大生意人》熱播,將一段清末商人“以商報國,為商立傳”的傳奇呈現在觀眾眼前,也再次喚起人們對傳統商幫文化的關注。在華夏商業文明的星河中,魯商作為與徽商、晉商、浙商、粵商齊名的五大商幫之一,其獨特的氣質猶如一幅淡雅而深沉的水墨長卷——他們不僅是精明敏銳的生意人,更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潤、胸懷家國天下的“儒商”。

　　□劉永加

　　齊魯大地歷史悠久,物產豐饒,地理位置優越,歷來是發展工商業的寶地,這里誕生了與徽商、晉商、浙商、粵商并稱五大商幫的魯商。

　　所謂魯商,從歷史起源來看,狹義上指先秦時期魯國的商業活動,但當時更耀眼的是齊商,得益于齊國“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而廣義的魯商,則是齊魯文化融合后,以“魯”為代稱的山東商業群體,其精神內核是厚德、誠信、務實、創新。

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追溯魯商的源起,最早卻是起步于齊國。姜太公受封于齊之后,并未困守農本,而是前瞻性地推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國策,開創了因地制宜、重視流通的治國傳統。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盛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這不僅是對物阜民豐的描繪,更是對齊國商業文明的肯定。《漢書·地理志》中也說:“太公以齊地負海潟鹵,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

　　齊相管仲提倡發展經濟、積財通貨,設立“輕重九府”,即掌管財政的九個官署；還在齊國劃分出適宜商品貿易的區域,分為二十一鄉,包括工商之鄉六個、士鄉十五個；主張“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

　　齊國的紡織業一直很發達,到了漢初,朝廷在臨淄設立官方紡織機構——三服官,齊魯地區成為絲織品的主產地,“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魯國植桑養蠶普及,絲織業也慢慢發展起來,有了“魯縞”等精美的絲織品,名揚各地。《韓非子·說林上》有載:“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

　　魯國是儒家學說發源地,儒家創始人孔子也主張通商惠民,其核心是“義利之辨”,提出“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等思想,為商業活動確立了道德準則,強調商業行為應符合“義”的原則,追求正當利益。

　　曹邴氏是經營鐵業,兼營貰貸、販運的魯國大商人,據《史記·貨殖列傳》載:“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在曹邴氏的影響下,鄒魯之地的許多文學之士也心動,“好賈趨利,甚于周人”。

　　曾以“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為座右銘的范蠡,在功成后隱居經商,選擇山東陶地(今山東定陶)作為經商起點,化身為“陶朱公”,迅速積累巨額財富,并三次散財濟貧,既體現了其商業才能,也彰顯了“富好行其德”的仁者之心。他還把自己的從商經驗和致富秘訣傳授給那些慕名而來、虛心求教的人。《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了一位名叫猗頓的魯國人,“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無奈來到陶地,向范蠡求教,“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范蠡不吝傳授寶貴經驗,提出自己的建議,“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猗頓勤于經營,十年不輟,遂至巨富。

不問道俗,投錢取飲

　　至唐代,隨著市坊制度的突破與全國市場的形成,山東地區的商業進入新的活躍期。在一些城市,店鋪林立,貨物充溢,商賈云集,到處都是商品交易的繁忙景象。農村集市貿易也得到了一定發展,當時稱為“草市”或“墟市”。詩人張籍《泗水行》詩中云“城邊魚市人早行”,描寫的就是泗水城邊的“草市”。

　　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中記述了一幅市井風情畫面:“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驛站道旁,店家將煮好的茶湯置于案上,往來行人無論士農工商,只需按價投錢,便可自取自飲。這“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八個字,超越了簡單的買賣關系,閃耀著早期商業文明中難能可貴的人文光輝。

　　宋代,山東繼續保持城市商貿繁榮,同時新興起了許多城市和大批商貿市鎮。宋哲宗時,青州為京東東路治所,“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風物茂盛,雅俗雜處,修涂四達,富焉庶焉”。定陶當水陸交通要沖,“乃東運之沖,其后河截清水”,宋初在此置發運務,后改為轉運司。這些都為齊魯商人提供了廣闊的經商舞臺。

　　宋代齊魯商人繼承了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傳統,“重義輕利”形成共識。萊蕪人呂規充分利用當地冶鐵業發達、取材便利的優勢,“募工徒,斬木鍛鐵,制器利用,視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獨予三；人出取三,我獨取一。”因其精工制作、質量上乘、價格優惠,市場占有率很高,“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御,其器皆呂氏作也。”呂規在發達后,對“鄉人貧病不能出門戶,婚葬失其時,四方游士顛頓道路不得歸,力振翼之”,詮釋了“達則兼濟天下”的情懷。

捐膏火,設義塾

　　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山東段成為連接南北的經濟動脈。沿岸的臨清、濟寧、德州等城市迅速崛起為商賈云集的漕運碼頭,魯商借著這條水運大動脈,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足跡和貨物流通到了全國。

　　自古山東人就以吃苦耐勞、勤奮能干而著稱,進而在全國各地都打出了齊魯商人的品牌。清末夏仁虎在《舊京瑣記》中寫道:“北京工商業之實力,昔為山左右人操之,蓋匯兌銀號、皮貨、干果諸鋪皆山西人,而綢緞、糧食、飯莊皆山東人……魯人勤苦耐勞,取而代之,久遂益樹勢力矣。”

　　活躍于清乾隆至道光年間的淄川商人畢豐漣的創業史,是魯商吃苦精神的縮影。乾隆年間開始,淄川出現小機戶,栗家莊樹荊堂恒盛機房的創始人畢豐漣以一張織機起家,他不辭辛勞,親自扛著絲綢到周村綢貨市場挨門兜售,其生意越做越大,機房規模不斷擴大,最終有了樹荊堂的輝煌業績。

　　“以誠待人,誠實無欺”的經商理念根深蒂固,從而樹立了山東商人的良好形象。如明代萊陽商人左文升,他的朋友周繼先把200緡鈔交他代為經營,并約好了二分的利息。后來,鈔價上漲,利息也上漲二倍,左文升卻將獲得的全部利息都給了周繼先。周繼先說:“價有定議,外不敢取。”左文升答道:“爾錢獲利,何敢以私?”兩人之間誠信、不貪、互讓的美德,被廣為傳頌。

　　濰坊楊家埠年畫興盛于清代,當時非常暢銷,有時甚至先收錢、再印畫,以至于出現了人等貨的局面。畫商來楊家埠采購年畫,多數要住一段時間,才能拿到貨,畫店就免費留客商住宿,并供應小菜與開水。楊家埠當時有三十多家畫店,每天接待畫商達50人以上。這樣一來,畫商與畫店逐步建立起固定的供銷關系,使得楊家埠年畫更加揚名天下。

　　明清時期,齊魯商人在積累財富后,普遍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重教興學,出資修建官學、興辦義學、籌資創辦書院等,為鄉人創造良好的受教育條件。一些在外地的齊魯商人,還會在經商屬地興學。清代棲霞商人馮秉忠于北京房山一帶貿易經商,“邑里及房山各捐膏火設義塾,且令子鈞踵行之,前后計費數千金”,他不僅自己在房山捐資興學,還讓兒子繼續他的資助事業。

　　縱觀數千年魯商史,有一條清晰的精神主線貫穿始終,那便是“以義制利,義利兼顧”的儒商品格。在今天,其重然諾、講品質、有情懷、擔責任的精神內核,依然具有穿越時空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