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朝鮮國王的反清復明計劃，看似螳臂擋車，實則令人動容

在明末清初的亂世棋局中，有一位朝鮮國王始終懷揣著 “反清復明” 的執念，他就是經歷八年質子屈辱、對滿清恨之入骨的孝宗李淏。

李淏，字靜淵，朝鮮國王仁祖的次子，朝鮮王朝第十七位君主。

從沈陽館舍的 “戍卒” 生活到漢城王宮的北伐籌備，他以一生之力醞釀著一場跨越國界的復明大業，用行動詮釋著對大明的赤誠與對滿清的刻骨厭惡。

1637 年，丙子之役后，朝鮮被迫履行盟約，將王子李淏與哥哥世子李溰送往沈陽充當人質。剛抵達沈陽，兄弟二人便遭到軟禁，館舍之內毫無自由可言。

彼時的沈陽恰逢荒年，“年饑谷貴，難于接濟”，館中上下 “艱苦萬狀”，曾經錦衣玉食的朝鮮王子，竟落得 “衣服居處，有同戍卒” 的境地。

八年的囚徒生活，在李淏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屈辱烙印，也讓他對清朝產生了不共戴天的仇恨。

即便身處軟禁之中，他的反清之心已然沸騰，揮筆寫下 “我愿長驅百萬兵，秋風雄陣九連城” 的詩句，字里行間滿是踏平清軍的豪情與復仇的決心。

與李淏的堅貞不同，哥哥李溰在沈陽日久，逐漸被清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一聽清人所為，出入于田獵戎馬之間”，甚至隨多爾袞入關參加順治帝的登基儀式，對清王朝表現出明顯好感。

這種鮮明對比，更堅定了李淏反清復明的信念，以及李淏這種信念的可貴。

1645 年，李溰返回漢城后，因 “變心” 親清被朝鮮大臣們合謀毒殺。

而堅守氣節的李淏不久后歸國，成為新的朝鮮世子，其堅定的反清態度贏得了朝鮮上下的廣泛支持。

李淏即位后，首要之事便是肅清朝廷中的親清勢力，大力起用志同道合的 “復明” 派官員。

當時隱居故里、“以扶世道，淑人心，伸大義于天下為己任” 的名臣宋時烈，因對 “大義” 的深刻闡發深得李淏賞識。

孝宗九年，李淏力邀宋時烈出山，為自己的北伐計劃尋找得力助手。

孝宗十年三月，李淏屏退所有侍從，與宋時烈進行了一場絕密的單獨談話，首次袒露了自己的北伐藍圖。

他堅信“胡無百年之運”，認定“彼虜有必亡之勢”，向宋時烈構想道：“養精炮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后俟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杰，豈無響應者？”

在他看來，只要朝鮮訓練出十萬精銳敢死之士，趁清朝出現破綻時突襲關外，中原大地的反清義士定會紛紛響應，復明大業指日可待。

面對宋時烈 “諸葛亮尚不能有成”“萬一蹉跌，有覆亡之禍” 的擔憂，李淏態度堅決，毫不動搖。

他直言：“予非以予才能辦此事也，只以天理人心之所不可已者，豈可以才不逮而自畫不為哉。” 在他心中，北伐復明是順應天理人心的必然之舉，不能因個人能力有限而退縮。

他更慨然表示：“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既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于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

對他而言，只要堅守大義，即便朝鮮因此覆亡，也無愧于天下后世，更堅信天意會站在復明一方。

信念之外，李淏開始將北伐的構想付諸行動，大力整頓軍備、擴充軍力。

他首先對禁軍進行改革，將原本僅有的 600 名禁軍擴充至 1000 名，并且全部改編為機動性更強的騎兵，提升快速作戰能力。

隨后又將駐守都城漢城的御營廳軍從 7000 人增加到 21000 人，專門增設了大炮攻堅部隊，強化攻堅作戰實力。

一系列的軍事調整，都是為了積蓄力量，等待合適的北伐時機。

在此之前，當日本使臣提出 “假途朝鮮，赴援南京”，欲與南明聯手夾攻清軍時，李淏毫不猶豫地同意了這一請求。

即便日本使臣擔憂朝鮮歷經兵火與饑饉，無力供應大軍，朝鮮方面仍慨然回應：“鄰國之道，豈以假道為憚。”

這份爽快的應允，正是李淏急于聯合一切反清力量、早日推翻滿清統治的真實寫照，只可惜日本最終未能出兵，此次聯合反清的機會化為泡影。

李淏的北伐籌備一直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他滿心期待著 “俟其有釁” 的時刻。

倘若他能多活數年，恰逢后來 “三藩之亂” 的亂世契機，或許真能率領朝鮮大軍揮師北伐，躍馬遼河，踐行 “長驅百萬兵” 的誓言。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北伐計劃逐步落地、軍備日漸充實之時，李淏于孝宗十年病逝，他畢生追求的復明北伐大業，尚未真正啟動便戛然而止，成為一場未能實現的悲壯幻夢。

李淏的北伐計劃雖以失敗告終，但他對大明的留戀與對滿清的厭惡，貫穿了從質子生涯到臨朝理政的全過程。

他以一國之君的身份，不顧國力差距，執意踐行 “大義”，這份執念與堅守，在明末清初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獨特的一筆，也讓 “復明北伐” 成為朝鮮歷史上一段難以磨滅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