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國際傳播：輿論博弈與路徑探析

作者： 薄云峰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

早在20世紀20年代，現代傳播學奠基人沃爾特·李普曼在其代表作《輿論》中，提出影響深遠的“擬態環境”與“刻板成見”概念，為議程設置理論奠定基礎。如今，國際傳播日益依托以光纖網絡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作為傳播介質， 在高科技的不斷迭代與加持下演進，Web2.0時代的到來，“物理技術顛覆”為傳播過程、傳播效能與傳播結果帶來迥然不同的新變化。傳播變得更快、更廣、更深，傳播結果也愈加去中心化、碎片化、無序化，這使得國際傳播中的“信息抵達”在不同對象國呈現出更加不可測度、不可控制、不可復制的“萬花筒效應”。

如今，隨著網絡高頻度、高密度地介入人類生活，網絡世界已經不再是“虛擬世界”，而是成為與現實世界并行不悖的平行世界。當今社會正走向以“平臺”為信息交流基礎設施的“萬物皆媒”生態。平臺并非單純映現社會，而是以“生成式”機制建構“現實”。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現代技術時代，“媒介之外別無他物”的重要意義更加凸顯。由具體事件而被喚起的“公眾”在描述事件的信息發布過程中，必然經由媒介中介來建構認知，本身就具有“生成性”的公眾只能與平臺的“生成性”相互纏繞、共生互塑。在算法、流量等媒介邏輯的裹挾下，人與技術的關系正在出現“人”被“邊緣化”的趨勢。圍繞公共事件，部分公眾或濫用話語暴力、或麻木圍觀。這是國際傳播需面對的新認知基礎。

一、輿論博弈：民間輿論場的生成邏輯與復雜生態

在高科技支撐的網絡空間中，各國民間輿論場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然而，其影響力與日俱增的同時，其情緒化、傳染性與不可測控性尤為突出。影響民間輿論場的因素可分為內外部兩個方面。

從外部技術與社會生態來說，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先進技術在提供新技術、方法和工具的同時，也深刻影響了輿情主體（社會公眾）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使輿情的生成、傳播規律出現諸多變化。從內部信息的失真與操縱層面來說，網絡傳播快捷、信息碎片紛呈等特性易導致信息自身在傳播過程中衰減、變形、失真，甚至致使牽引民間輿論場走向的事實信息失實乃至被人為打造成“虛假信息”；部分賬號刻意發布錯誤信息，加之網絡水軍的操弄干預，使民間輿論場更加真假難辨，危機四伏。“不斷生成性”的特點造成網絡生態治理更趨復雜。

近段時間，世界各國由于外交熱點事件的發生和演進，各國民間輿論場中偏激、極端表述成為裹挾民意的“狂飆引領”，有的激進網民甚至煽動仇恨、歪曲歷史、肆意踐踏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秩序；個別社交媒體評論區，理性探討被情緒宣泄取代，和平呼聲被對抗話語淹沒，充斥“火藥味”的民間輿論場可能干擾公眾對相關事件的客觀認知，影響民意走向。輿論博弈成為當前國際傳播所必須直面的核心挑戰。

二、路徑探索：基于區域國別研究的敘事創新與能力建設

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采用貼近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的精準傳播方式，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這正為我們的路徑探索指明方向，不僅局限于“傳播就是傳播本身”的單一視角，而是拓展區域國別研究的跨學科方向。

首先，從敘事創新的層面來說，要從宏大抽象到具體可感。2024年7月，湖南日報社《朋友·伙伴》采訪團隊抵達岡比亞，當地農民穆薩捧出一袋稻米希望記者“把它帶回湖南，敬獻給我的老師袁隆平”。記者通過深度挖掘，向世界講述穆薩在袁隆平高科團隊專家們指導下，農場單產是當地平均產量2-3倍、因而走出困境的故事。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2025年全國兩會記者招待會以此為例說，“這樣的故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這提示我們，將具體故事升華為關于友誼、知識與希望的人類共通敘事，正是因為我們理解了傳播內容即將進入的“社會語境”，找到了能跨越文化壁壘的情感接口，而這正是將區域國別知識賦能國際傳播的生動體現，豐富的敘事資源就蘊含在具體細微的交流實踐之中。

其次，從知識支撐的層面來說，要深化區域國別研究賦能國際傳播的學理應用。國際傳播需要深厚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學科知識儲備，深入了解把握對象國相關情況。南京師范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開展的日本民間反戰記憶跨領域研究、臺灣光復史研究，其價值不僅在于學術，更在于為駁斥日本極右翼以及“臺獨”謬論提供堅實可信的佐證史料。這種基于深度研究的力量，比直接批駁有力得多。區域國別研究所需的“歷史縱向維度”和“國際橫向維度”，幫助傳播者跳出固有的“矛盾桎梏”，能站在對象國的角度、能從對象國的各個領域，進行多方位客觀解讀，形成良好的國際傳播效果。

最后，從人才建設的層面來說，要培養復合型的專業隊伍。目前，國內媒體開始吸納具有外語、國際政治等區域國別學知識背景的專業人士，在對國際問題進行解讀或報道時，上述人士具有“世界觀、觀世界”的雙重維度。如針對近期國際熱點報道，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開展專家訪談，一些具備相關學科背景的專家，不僅能從中國立場出發，還能借助區域國別研究所需的學術思維，能從對象國的外交、地緣政治、國家博弈等多重視角進行關聯分析以及深層研判。這啟示我們，國際傳播人才的培養必須走跨學科的復合型人才之路。

三、 融通之智：百年變局下國際傳播的守正致遠

百年變局風起云涌，國際傳播既是國家形象的生動注腳，更是文明對話的連心之橋。網絡時代的輿論場域縱是眾聲喧嘩、認知多元，專業性與理解深度始終是穿越迷霧的定盤星。國際傳播與區域國別研究的跨界融通，恰是破解傳播壁壘的密鑰——以區域國別研究的專業洞察為鏡，照見各國歷史經緯與現實圖景；以平等包容的文明對話為舟，擺渡跨文化認知的鴻溝，方能讓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故事，跨越山海阻隔、直抵人心深處。

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借鑒區域國別研究思維和方法的中國國際傳播，將為國家形象塑造、國際話語權建設、國際影響力提升注入學術動能。從傳播之“技”的精進，躍升至文明之“道”的守望，中國的傳播之聲，當以善學篤行之心體察世界，以兼收并蓄之態對話文明，成為彌合分歧的黏合劑、凝聚共識的向心力、激發共鳴的理性強音。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征程中，這份跨越學科的智慧與堅守，終將化作跨越文明的溝通暖流，為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注入持久而深沉的力量。（作者薄云峰系新華報業集團揚子晚報記者、南京師范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歷史視野下臺灣地區人民抗日斗爭的地位和貢獻研究（1895-194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