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伸：《窗口》的燈火一生明亮

莫伸，陜西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著有長篇報告文學《大京九紀實》《東歐紀實》《一號文件》等，長篇小說《遠山幾道彎》《塵緣》《權力劫》等，電影劇本《列車從這里經過》《古路壩燈火》《家在遠方》等，長篇電視劇劇本《郭秀明》《東方潮》《一起走過的日子》等。作品榮獲中宣部第八屆、第十屆“五個一工程”獎，全國首屆優秀短篇小說獎，《小說界》優秀中篇小說獎，《 啄木鳥》優秀長篇小說獎，建國40周年優秀電影劇本獎，夏衍電影劇本獎創意獎、評委會獎，中國電影百年征集劇本獎，中國電視劇飛天獎，中國電視金鷹獎等。

莫伸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2025年12月，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的長篇報告文學《王院紀事》。王院村是秦巴大山中一個貧窮落后的村莊，改革開放后，成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文明村”以及陜西省鄉村振興示范村。您為何會寫這部書，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嗎？

莫伸：寫這本書的想法要分兩個階段來說。第一階段是20多年前，我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聽別人講王院村黨支部書記陳分新和他妻子劉忠群的故事，覺得很震撼。于是走進了王院村，這完全是受內心驅使的。當時想采訪他們，寫一個生活中動人的故事。這個故事中有著巨大的不幸，更有著寶貴的生活理念和令人感動的愛情。后來我就采訪到的素材寫了一部中篇報告文學，也寫了一部電影劇本，電影拍攝后在央視電影頻道播出了。

第二個階段是2023年，這已經是鄉村振興階段。這時候吸引我來寫這部作品的因素比較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中，王院村一直在進步，一直搞得比較好，這時候的好，已經不是最初脫貧致富奔小康時的艱苦奮斗和流血流汗，不是村舍房屋一茬又一茬地變得更新更美，也不是墻壁上越來越多的獎狀和錦旗，而是它為什么能夠一直進步，能夠在登高了的基礎上繼續登高。陜南山區具有很美的自然風光，但是風光很美的地方往往也就很窮。山區有很多先天不足。耕地少，質量差，再加上要保障“一江清水送北京”，所以人們通常理念中的發展路徑基本上被堵嚴了，繼續發展的難度非常大。從本質上說，所有陜南山區農村在繼續進步道路上遇到的問題，王院村統統遇到了。比如人多地少，比如農作物產量偏低，比如缺乏可開拓的產業、提高農民的收入很難，等等。在這種情況下，陜南注定將成為農民出外務工的大市大縣，因此空心村的問題也將格外突出。但是王院村的特殊在于，在同等的條件下，它總是比周邊其他村莊做得好一點兒。比如農民的收入要高一點兒，耕田的撂荒要少一點兒，環境衛生要干凈一點兒，安心留村的人口要多一點兒，村里的風氣要好一點兒。就是這“一點兒”又“一點兒”，讓我產生了興趣。有些人經常舉例說某某村人均收入多么高，發展和進步得多么快，我總是要問一下原因。它是通過什么發展起來的？如果很多發展資源和要素是它獨有的，那就不能說明問題。比如一個村子地下發現了大煤層，從而帶動這個村子迅速致富，這是特例。偏偏王院村不是特例。所以我就想：讓人們知道一個普普通通的村子是怎樣不斷進步的，這比我去寫一個特例更有意義。如果說是什么讓我動心，那么王院村的“一點兒、一點兒”是最吸引我、最讓我動心之處。

文化藝術報：您剛才說到空心村。這是鄉村振興面臨的很嚴峻的現實。您為什么會去關注這些問題呢？

莫伸：因為這些問題就擺在人們面前，包括對這些問題該怎樣看待。我注意到，負面的議論不少，但是可以認真去想想，如果都回到從前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嚴格分開，農民堅守在農村，而城市是專屬于城市人的，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和目標呢？再朝深處想，將近一百年前，中國工業剛起步的時候，許多人就提出了鄉村衰落的問題，因為搞工業就要占地，就會興起城市，就要招收農民去當工人，就勢必使一些農村空落。不同的是，從前這個過程很緩慢，所以喊歸喊，并不會形成多么嚴重的問題。只有改革開放以來，這種影響才最為強烈。為什么？因為這是中國近百年來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中國越來越發達，城市就會越來越多，農村需要的人就越來越少。農民這支隊伍也一定會規模越來越小。客觀地說，這一切都不是什么壞事。它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進步的必然規律。但是具體到中國，土地那樣大，農民那樣多，你不可能忽視這一切。在這個進退都會出現困難的特殊時期，鄉村振興的問題以非常醒目的方式凸顯出來：一方面是整個國家在高速進步，一方面是高速進步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我們不可能停下高速進步的腳步，因為那會帶來更多的問題；但也必須正視高速進步所帶來的問題。我覺得身為作家，我們不排斥個人寫作中的天馬行空，但一定要有人去關注這些社會的、現實的問題，否則藝術就成了于社會大眾毫無意義的空幻之物。起碼我個人一直比較關注現實，所以當各方面條件具備的時候，我就非常自然地開始了《王院紀事》的寫作。

文化藝術報：很想知道您給王院村這樣一個村子立傳，動筆前都做了哪些準備？

莫伸：前面講到，20多年前我曾經走進王院村，那時候根本沒有想到會再次走進這里。當我再次走進這個村子，才強烈地感覺到，多年前的采訪，給我奠定了一個很堅實的寫作基礎。因為那時候的王院村，與為擺脫貧困落后而臥薪嘗膽和破釜沉舟的階段還不遠，甚至還處在進行時，這就讓我能夠切身地感受到時代的特質和奮斗的氛圍。可以說如果沒有當時的采訪，今天不要說我缺乏對王院村當初奮斗的真切感受，就是王院人自己也會感覺模糊。畢竟，時間是最無情的流水，它會沖刷掉所有的一切，無論是巨大的艱難還是巨大的幸運。如果那樣，我寫王院村就只能憑借文筆的技巧，也就一定會抽象和概念。幸運的是：當時的采訪為我留下了寶貴的一手資料，這讓我寫起王院村的歷史狀況和奮斗場景變得自信。

還要說一句，從前的采訪是從前，它不能代替今天的采訪。所以從2023年開始，我一趟又一趟地去王院村。要說動筆前的準備，深入采訪是最大的準備。即使下了這樣的功夫，我仍然覺得有很多的遺憾。

文化藝術報：都有哪些遺憾呢？

莫伸：比如語言。真正要把人物寫得活靈活現，把事物寫得入木三分，你至少要相當程度地熟悉當地語言。但對我這個年齡段的人來說，已經做不到了，因為已經失去了對語言的敏感。記得有一回，書稿請棕溪鎮和王院村的干部閱讀時，他們提出了盡量使用當地語言，這個想法是對的，如果做到，會大大增加全書的現場感和真實感。我理解這一點，也努力想彌補這一點，但從聽懂語言到熟悉語言，再從熟悉語言到運用語言，是需要長期浸泡和濡染的。語言不到位，就會影響敘述和描寫的質感。要說遺憾，這算一個。但是更大的遺憾是內容的缺失。改革開放初期，農民之間的矛盾比較簡單，因為除過集體時代有些干部多吃多占，其他人根本沒有獲取利益的可能。后來不同了，除過個人創業增收的路徑多了，國家和社會對農村支持的力度也大了，連蓋房都會得到上萬甚至幾萬元的補助。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評定低保戶、貧困戶，還是誰該享有這份利益、誰不該享有，都變得非常敏感，也非常難平衡，這就使幾乎每個村莊都有上訪戶。讓人驚奇的是，王院村做了這么多的大事，樁樁件件都涉及錢。像村民集資修路、集資拉電、集資建校，都是非常棘手的事情，但是王院村沒有一個上訪的。許多在棕溪鎮擔任領導的干部說起這件事，都非常感慨，說做到這一點太難了。當然，這首先說明了王院村的班子廉潔，說明了村民對他們信任，但同時也說明他們有工作的方法和智慧。這些方法太值得書寫和總結了。問題是你怎么寫呢？總不能空喊口號吧，這就一定要寫具體的人和事。但是當事人并不希望把他們經歷過的事情寫出來。鄰里之間、父子父女之間，有許多生動鮮活而且有說服力的事情，但他不愿讓你寫，這就束縛了作者的手腳。我的體會是，寫報告文學最理想的狀態是深入地走進去采訪，遠遠地脫離開寫作。采訪要越近越好，要面對著面；寫作則要拉開距離，要背對著背。王院村有不少工作內容，包括他們解決村里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創造出來的工作方法，都沒法深入地去書寫，這個遺憾就大了。

文化藝術報：這個問題是《王院紀事》僅有的，還是其他幾部報告文學都存在的？

莫伸：都存在。但是只有在《王院紀事》中特別突出。或者說，其他幾部作品基本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其他幾部作品都是大事件，都是站在全國視野去描寫和講述，好多太具體的人和事很自然地和作者拉開了距離。《王院紀事》不同，在所有我寫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它是單位最小的一個，也是描寫對象最集中的一個。從本質上來說，《王院紀事》是解剖一只麻雀。當然，為了更全面更客觀地解剖，我不僅采訪了王院村，而且采訪了同在旬陽市的其他村莊。比如甘溪鎮的梯巖村、金寨鎮的寨河村（現叫寨河社區）。但無論如何，都是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所以“近距離”地書寫就成了這本書最大的特點。

文化藝術報：您走進農村采訪，一般采取哪種形式？是在鎮上把農民叫過來開座談會，還是直接進村接觸農民？

莫伸：當然是后者。

文化藝術報：王院村地處秦巴山區，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有限，您覺得適應嗎？是否能圍繞著采訪的甘苦談一些自己的體會？

莫伸：這個問題問得好。2007年我在王院村采訪時就住在陳分新家里。由于他的妻子殘疾，所以條件要比一般村民家差一些。但他是支書，外面來人不住他這里又住哪里去呢？當時我住的那間房很簡樸，但是收拾得很干凈。隔墻是豬圈，不是那種完全隔絕的墻，每天只要躺在床上，就能聽見豬哼哼。

2023年我和一批作家藝術家朋友去陳分新家看望劉忠群時，有幾位女性知道這個情況后，覺得不可思議，問我豬圈的味道能飄過來嗎？我說當然能。她們說那你怎么還能一住就是六七天呢？這還真把我問住了。后來想了想，如果放在今天，讓我住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我恐怕就不會像當初那樣安心。人都有適應性，當周邊環境都是這樣時，你不會覺得苦。那一回為了采訪鎮干部，我在棕溪鎮也住了兩晚上，就住在鎮政府對面的樓上。整棟樓沒有衛生間。每天晚上我起夜都要穿齊衣服，走下樓梯，穿過馬路，再走進鎮政府的院子，因為只有鎮政府的院子里有公廁。放在今天，住這樣的地方我肯定不適應。但在當時，你沒得選擇。當沒有選擇時，你不會覺得苦。苦的概念是在比較中形成的。

記得當時采訪王院村的記者很多。新華社的邊江，《當代陜西》的張金菊、王慕科，尤其是新華社女記者張嚴平，據說她在陳分新家住了九天，晚上就和劉忠群住在一起，結果老鼠直接跑到床上來了。你說她不怕？當然怕，怕得要命。但是她堅持。后來張嚴平被評為新華社的十佳記者，她也是新華社首席領銜記者，獲得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她寫的多篇大通訊都產生過重大反響。如果不吃苦，她能輕松地寫出大通訊嗎？公正地說，寫新聞寫通訊需要深入采訪和體驗，寫報告文學就更需要。因為報告文學比新聞和通訊更加注重形象化的表達，也更加注重生活的質感。身為作家，你怎么獲取第一手資料？怎么產生切身體會？這不是住在高級賓館里能解決的事情。

話再說回來，我自己的感覺，我寫《王院紀事》沒吃什么苦。2007年的條件當然不如現在。記得我采訪老支書李光輝時，要走一個多小時山路，走得汗流浹背，但我把它當成體育鍛煉。尤其是從2023年開始的第二階段的采訪。王院村已經有招待所了，方方面面的條件都不錯了，確實和苦不沾邊兒。當然你硬要和縣城里比，那就會比個沒完。我還有個感覺，雖然生活中的苦屬于客觀存在，但是當你熱愛寫作這門事業，當你意識到只有這樣做才能讓自己的作品寫得更好些時，你會自覺地這樣做，而不會覺得苦。

文化藝術報：說到采訪，我想起2023年您和您的兩位學生出版了一部保護朱鹮的長篇報告文學，還看到一篇對您的訪談，訪談中您也說到，是采訪幫助你們比較圓滿地完成了這部作品的寫作，您能否也講講寫那本書的體會？

莫伸：2023年我們出版的書叫《重現的翅膀——中國朱鹮保護紀實》。后來有人評價說，寫朱鹮的書相當多，但歷史跨度最大、囊括事件和人物最多、藝術表達最好的是我們這部。之所以能夠這樣，當然是多種因素形成的。但首要的因素還是我們下功夫進行了采訪。寫任何一部報告文學，采訪都是第一要務。當你對一個人一件事不了解時，任何一個想象不到的微妙之處都會卡住你，讓你寫不下去。硬著頭皮往下寫，你會越寫越心虛。因為你既寫不清楚事情，更梳理不出觀點，最后連語言都躲躲閃閃，變得不自信了。

文化藝術報：問題是你們怎么知道需要采訪誰，又需要采訪哪些事呢？

莫伸：確實不知道。我們剛去采訪時，對方問我們，你們能不能先拿出個采訪提綱來呀？我們拿不出。因為是心里沒底才去采訪的。心里沒底我們怎么拿提綱呢？當時前面兩眼一抹黑，但是我不擔心，只要有一絲絲光亮，你就跟著這光亮朝前走，漸漸就會看到更多更大的光亮。嚴格地說，整個采訪過程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常常聽對方講著講著，就帶出了新的人和事，我們就順著新人新事的線索繼續追蹤，繼續采訪。這樣一來，你知道的人和事就越來越多，手里掌握的素材就越來越豐富。一部報告文學就是這樣出發、這樣完成的。如果只是往辦公室里一坐，向有關人員要幾份材料，再聽對方大致講一下朱鹮的發現史和保護史，那根本不可能寫出來一部全景式的、有生活質感的作品。

文化藝術報：在采訪朱鹮保護的過程中，您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莫伸：很多，比如姚家溝是朱鹮的發現地。那里地處深山，路遠難走。聽說我們要去姚家溝，不少人都勸阻。因為那里已經沒有一戶人家也沒有一只朱鹮了。這意味著我們走進去無處食宿，也意味著我們當天走進去，必須當天走出來。偏偏同行的六人中，有四位女性。她們還缺少在深谷幽峽中行走的經驗，共同提出的問題是：會不會碰到蛇？當時我擔心的根本不是蛇，而是她們能不能走完全程。如果剛開始走就有人不適應，可以退回去。最怕的是走進深山后，突然沒有力氣往回走了。所以我心里一直猶豫。想來想去，還是下決心走一趟。事情明擺著，既然寫朱鹮，就一定要寫清是在哪里發現它的，發現它時是怎樣一種環境和情景，所有這一切，如果不親自去看，你下筆就會不自信，內容就會飄。所以我還是要求大家克服一切困難，咬著牙上山。后來的實踐證明，沒有這一趟上山，許多內容是完全寫不出來的。

文化藝術報：您寫了多部長篇報告文學，而且您是從寫鐵路題材的報告文學起家的。1992年您出版了反映大秦鐵路建設的《中國第一路》，1996年您又出版了《大京九紀實》，您為何會鐘情鐵路題材的寫作？

莫伸：因為我從小就在鐵路地區長大，是鐵路世家。長大后又在鐵路上參加了工作，比較熟悉鐵路，比較有感情。

文化藝術報：這兩部作品當時反響都很大，可否講講它們的創作情況？

莫伸：《中國第一路》是從1990年10月開始采訪的，1992年12月出版。它和我寫《王院紀事》所花掉的采訪、寫作、出版時間，包括30萬字的體量都一模一樣。這本書我是應原鐵道部宣傳部之邀去采寫的，出版后曾在原鐵道部召開過一個討論會，參加研討會的有原鐵道部部長陳璞如、副部長李軒，有原國家計委副主任郭洪濤、原國家經委副主任岳志堅等人。這樣多的高層領導閱讀一部報告文學，并且親自參加作品討論會，本身就說明了這本書題材的重大性。以原國家經委副主任岳志堅為例，當時他患青光眼動了手術，看不成書。那些天，他除了重要文件，每天讓秘書念的就是兩個內容：一個是《參考消息》上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報道，一個就是我寫的《中國第一路》。至今印象深刻，參加作品討論會時，他是讓老伴兒攙扶著參加的。會上他作了個發言，用“ 觀點正確，符合事實，文筆生動”這十二個字對這部書作了個概括。當時這本書在鐵路系統內很轟動。由于有這樣一個前提，所以當京九鐵路修建時，原鐵道部宣傳部又邀請我去寫。

文化藝術報：連續寫出兩本鐵路題材的書，辛苦可想而知。我想問的是：除過辛苦，它們都讓你收獲到什么呢？

莫伸：要說收獲，實在是太大了。但是所有收獲中最大的收獲是：這兩本書的寫作提高了我的認知水平。以大秦鐵路為例，這條鐵路修建于改革開放之初，是運煤專線，從山西大同往秦皇島港口運輸煤炭，再通過海輪把煤運到南方沿海，以保證沿海一帶的發電需要，進而保證沿海企業的生產發展。可以說一條運煤鐵路，支撐起半個中國的能源需求。也可以說沒有這條鐵路，中國經濟絕對不可能如此迅速地騰飛。但在當時，人們并不這樣認識問題，反倒是負面議論不少。說這條鐵路運出的煤一部分賣給了外國，所以是條“賣國路”，說：“為什么建設一條鐵路只運煤不運人？還為不為人民服務了？”還說美國和日本明明有煤炭和石油，但人家就是不開發，要留給子孫。人家是把其他國家的石油和煤炭買去后埋在地下儲藏起來。說得有鼻子有眼——前幾年打中美貿易戰，美國對中國很不滿的一條，就是中國為什么不購買美國的石油和煤炭。所以有時候回望歷史，確實很感慨。

回過頭看，我從改革開放的初始，就沒有陷入認知誤區，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我采訪過這兩條鐵路。通過上上下下的采訪，我知道了許多“為什么”。為什么要十萬火急地修建這條鐵路？為什么不是客貨混運而要修運煤專線？為什么要通過海運而不是陸路直接運輸？這些調查，極大地拓展了我認識問題的視野，或者說使我認識問題站在了一個相對的高度。這兩本書都是寫鐵路，寫工業的，但是如果沒有這兩本書，我以后也寫不出來反映農業的長篇報告文學《一號文件》。

文化藝術報：說到《一號文件》，這也正是我想向您提出的問題。作為作家，您寫作突出的特點就是豐富。《中國第一路》和《大京九紀實》寫的是工業，而《一號文件》和《王院紀事》寫的是農業。《一號文件》自出版至今，已經再印了7次。由《一號文件》改編的電視連續劇《黃土高天》，也在央視一套黃金檔播出。可不可以認為它是您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莫伸：可以這樣說。至少它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反映的題材太重大了。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三農”問題專家鄭夢熊看過這部書稿后，用三句話概括了它的內容：“一部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農民的關系史，一部中國農村農業的變遷發展史，一部中國農民生存掙扎的奮斗史”。后來這部書出版時，這三句話非常醒目地印在冊頁上。

文化藝術報：您是位城市人，卻寫出了反映農村農民的重頭作品，所以陳忠實說當他閱讀《一號文件》時，“曾幾次發生某種頗為刺激的自愧性心理反應”，并且認為您完成了一部“超越文學的功勛性創作”。您是否可以向讀者們介紹一下《一號文件》出版后的情況？

莫伸：這本書出版后，反響應當說是強烈的。我讀到的評論中，有很多是自發的、來自民間的評論。僅這一類民間評論就遠不止十萬字。銅川市委黨校的一位退休教授，已經年屆80。他讀過《一號文件》后，寫了一篇文章。文章開篇第一段的原話是：“連讀數遍，掂量再三，我是越來越堅定地認為，越來越有底氣地說，作家莫伸寫出的這部長達60多萬字的報告文學《一號文件》，確系題材特別重大，寫得相當精彩，堪稱很有分量、不同凡響的上乘之作，很值得廣大讀者，特別是那些分管三農工作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專門研究三農問題的專家學者將其作為案頭的必備之書，去認真地閱讀和思考。”坦率地說，這樣一種評價，讓我很感動。他能夠從頭到尾讀完這樣一部大部頭的書，已經讓我感動了，而他又提筆寫下一篇相當長的評論，就更讓我感動，畢竟他已經年逾80了。

《一號文件》落筆后，尚未出版，我將前兩章寄給北京的《中國作家》雜志，2012年12月發表，面世不到一個月，《中國紀檢監察報》就率先登出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見證中國農村的歷史性變革——推薦長篇報告文學〈一號文件〉》。當時許多讀者自發寫出的讀后感傳到了我手里，確實水平很高。這些素不相識的讀者的評價不是“人情”溢美，不是“紅包”評論，它們對我的鼓勵和震動特別大。

文化藝術報：您的文學生涯開始得很早，1978年您在《人民文學》雜志頭條發表了小說《窗口》，并獲得了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那時候您好像還在寶雞鐵路上當裝卸工。這篇小說的發表和獲獎，對改變您的生活有影響嗎？

莫伸：當然有影響，而且影響很大。《窗口》發表后，首先是在社會上產生了反響，當時有一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是老作家徐遲寫的。我的《窗口》和這篇報告文學發表在同一期刊物上。那時候徐遲已經名滿天下，而我只是個普普通通的裝卸工人。公正地說，無論從哪個意義上去衡量，《哥德巴赫猜想》比我的《窗口》都寫得好，但在這期刊物上，我的《窗口》卻排在頭條位置。一方面這說明刊物繼續沿襲著重視小說的傳統，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刊物不拘一格培養人才的理念。這期刊物出來后，很受歡迎，尤其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里，許多人連夜排隊購買這一期的雜志，放在今天這是無法想象的。那時候電話遠未普及，人們都是通過寫信來訴說讀后感和聯系作者。當時全國各地寫給我的信件多到難以計數。有些人從報紙上得知我在寶雞鐵路系統工作，于是在信封上寫著“寶雞鐵路局莫伸收”，也被我收到了。因為郵局每天都收到給我發來的信件，分揀時只要看到我的名字，就會準確地為我投送。

有一句話我特別想說，《窗口》能引起這樣大的轟動，是因為此前中國的文化藝術事業一片凋零。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這篇小說遠未成熟。前兩年我看到同期獲獎的作家劉心武的一篇文章，說當他回過頭去重讀自己的《班主任》等早期作品時，覺得非常幼稚，簡直不堪卒讀。我非常贊同，是特定的時代和環境成就了我們。回過頭來看，《窗口》在當時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對鼓勵我堅定信心，用畢生的精力來從事文學創作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如果不是在我青年時代受到了這樣巨大的鼓勵和強有力的推動，恐怕有沒有后來的《一號文件》和今天的《王院紀事》，很難說。在這個意義上，《窗口》像一串不滅的燈火，照亮了我幾十年的創作長途。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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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高思佳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