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離國民黨單獨組黨，三青團給出4大理由，看其如何拯救國民黨？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抗戰勝利前后，在三青團內部突然冒出了一股要求“組黨”的思潮。在廬山三青團二全大會上并掀起了一場“組建新黨”的運動，鬧得滿城風雨。

三青團組建新黨的主張，最初是在部分前復興社骨干之間醞釀起來的。

由于三青團與復興社的淵源關系，他們把三青團看成是復興社的繼承者，認為復興社演變為三青團，與國民黨分庭抗禮，“頗具兩黨制度的雛形或是趨勢”，因而對三青團關愛備至，對其前途也寄予了厚望。就是在上述聚會和座談中，首次探討了三青團組建新黨的問題。

據白瑜回憶：

1944年11月24日，張治中約集復興社重要骨干賀衷寒、康澤、鄭介民、滕杰、唐縱等人談話，討論國共談判成功，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之后的措施，唐縱即主張“三民主義青年團應改為獨立政黨性做法，不必為國民黨所拘泥而無所展布”。

這是目前所看到的有關三青團組黨的最早言論。由此可見，上述復興社骨干分子是三青團組黨論的始作俑者。所謂組黨云云，反映了他們試圖將三青團改頭換面，公開與CC派所控制的國民黨組織相抗衡，以謀獨立發展的企圖。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復興社與CC派的恩怨情結，是三青團組建新黨運動產生的源頭。

改隸問題所產生的刺激，則是促使“組黨論”迅速升溫、四處泛濫的催化劑。

自1944年下半年“組黨論”出現后，隨著改隸之議的進展，“組黨”思潮在三青團內的市場也不斷擴大。1946年2月，書記長張治中在重慶召集中央干事及各地支團負責人共同研討改隸問題，會上就“有主張另外組黨者，青年團組黨后仍然實行三民主義。…當時張書記長付諸表決，結果二十一人贊成屬于國民黨，十一人主張另組新黨”。

可見此時團內從中央到地方已有不少人，把組建新黨看作是解決三青團前途問題的一種可行選擇。

國民黨“實施憲政”的決策，構成了三青團“組黨論”和“組建新黨”運動的大背景、大環境。抗戰勝利前后，三青團出現的一連串異動——如“改隸”、“組黨”、“競選”等等，都與國民黨“實施憲政”分不開，都是在“實施憲政”的壓力下，國民黨的政治體制發生畸形和裂變，體制內各個部分開始游離、碰撞和重組的結果。

在當時團內許多人看來，自從國民黨宣布實施憲政以后，中國就開始走上了“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

“今后中國的政治趨勢，當然是兩黨或多黨制，這是必然的發展。”一時間在國民黨和三青團內，關于民主憲政的言論甚囂塵上。在這樣的語境下，三青團“組建新黨”也就不再是什么離經叛道之論，而成為言之成理的設想。

先前這些黨國體制的堅定擁護者，忽然之間搖身一變，都成了民主憲政的熱烈鼓吹者，不能不使人感到當時政局的變幻和離奇。

隨著抗戰以來三青團實力的增長，黨團矛盾趨于尖銳化，這是三青團“組建新黨”的內在原因和主要動力，也是許多團干熱衷于組黨的真正動機。

湖南支團的機關報《中興日報》直言不諱地說：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上說，三青團的性質、地位問題都與黨團關系緊密相關，對此團內上下現在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

大家都認識到：“團的地位，應從黨的關系上去分析，方能得到結論。”

而黨團關系卻異常復雜，根據重慶支團部的分析，存在以下四種情況：

因此，所謂確定團的性質和前途，就是要在黨與團的分合之間作出最終的抉擇。

從復興社與CC派的恩怨到黨團矛盾，從“實施憲政”到改隸之議，在上述四個因素的影響和推動下，三青團“組建新黨”運動逐漸醞釀發酵，開始由言論變為行動，由涓涓細流匯成滔滔江河，又由滔滔江河變為驚濤駭浪，終于在廬山三青團二全大會上以極大的能量爆發出來。

和任何運動一樣，“組黨論”也有自己的鼓吹者和代言人。中央常務干事、國防科學技術運動委員會主任何浩若是“組黨論”的主要代表。據記載，在1945年3月28日重慶召開的中央干事、監察談話會上，“何浩若主張國民黨分裂為二，使共產黨成為第三黨”。

數天之后，在4月5日中央團部談話會上，何氏再次大放厥詞，“主張本黨分為兩黨，以免中共成為第二黨”。王世杰對此評論說：“此雖非正式之談話，然亦可窺見黨內若干人之苦悶。”從這時起，何浩若就成為三青團“組黨論”的主要代表而名噪一時。還都南京后，“組黨論”更是變本加厲，甚囂塵上。

程思遠回憶：

何氏理論的信奉者主要是各地方團部的代表。

“組黨論”第二個代表人物是副書記長李蒸。李蒸系抗戰前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校長，抗戰時期為西北地區最高學府國立西北師范學院院長，是當時著名的教育界人士。1945年初，書記長張治中至蘭州視察時，“力邀李蒸至重慶參加三青團工作”。8月，李氏辭去西北師院院長職務，赴重慶擔任三青團中央團部副書記長。此時李蒸也對國民黨“實施憲政”抱有幻想，大力提倡三青團“組建新黨”，與國民黨展開“政治競賽”。李氏的這一主張在二全大會的學校團部代表中具有很大影響。

一位參加會議的代表回憶：

“組黨論”在蔣經國的中央干校系和青年軍中也不乏鼓吹者，蔣的親信王升即是其中之一。

據王升后來回憶說，當他在青年軍聯誼會工作時想到：

由此可見，以三青團組黨來取得“多黨政治”的形式，給黨國體制披上一層“民主”的外衣，從而消除“國際上（主要是美國）的誤解”，也是“組黨論”者自圓其說、振振有詞的理由。

上述三種“組黨論”雖然來源不同，內容有別，但在所謂“組建新黨”的名義下，彼此呼應，相互激蕩，匯成一體，成為三青團內一股頗有影響的思潮。

“組黨論”的主要理由之一是：

“組黨論”者認為：

他們宣稱：

“組黨論”者將政治腐敗的責任完全歸咎于國民黨組織一方，并對之進行猛烈抨擊。他們把國民黨的腐朽看作是自己的可乘之機，竟然以為在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的形勢下，可以由三青團取代國民黨來作公開號召，支撐門面，這表明他們不自量力到了什么程度！

理由之二：指責國民黨組織松懈，精神萎靡，與共產黨斗爭不力，必須由三青團組成“獨立政治戰斗體”，方能取得對敵斗爭的勝利。

“組黨論”者提出：

自詡三青團比國民黨“更富于斗爭性格”，更加適應對敵斗爭，甚至能夠擔負“消滅共產黨”的任務，這是某些“組黨論”者為了證明三青團價值而向國民黨當局拋出的一個“誘人”理由，其畫餅充饑、自欺欺人的性質十分明顯。

理由之三：黨團分離，組團成黨，在政治上對國民黨政權有利。

“組黨論”者宣稱：

他們恭維國民黨為“第一大黨”，自己則“隱然以第二大黨”自居，野心勃勃，大有與國民黨平分天下之氣概：“憲政即將實施，黨與團均將失去現有之政治掩護權力，黨有數十年光榮革命歷史及數百萬黨員，自屬唯一大黨，同時團之數量質量與其發展之普遍，已有獨立參加政治活動之力量，由于八年來之鍛煉，尤富政治斗爭能力，憲政實施，團亦屬第二有力組織，同樣對政治具有決定性之作用。”

他們樂觀地預期：“以本團今日組織之發展與團員之眾多，必能取得第二大黨地位，減低共產黨在國內國外之政治作用。”與國民黨“在對外斗爭上可以互相策應，在對內工作上可以互相競賽”，“可收相輔相成、殊途同歸之效”。

理由之四：中國即將變為多黨政治，各黨派紛紛活動，三青團只有組建新黨，獲得“決策之機會”，才能取得政治地位；否則干部和團員必然人心思散。

“組黨論”者認為：“抗戰勝利瞬將一年，政府為貫徹實施民主政治初衷，對各黨派事事委曲求全，隱然予各黨派以平等之地位，一年以來，國內黨派，如雨后春筍，到處公開活動”。

而“本團數逾一百二十萬以上，生氣虎虎，允為中國革命之主要力量…再觀今之所謂黨派者，多數買空賣空，根本就無群眾，有的號為第一大黨，黨員總數亦不過一萬余人，以此數字可以成黨，可于各種會議得一席次，而本團反遭遺棄，不能分掌旗鼓，于情于理，均說不過去，何怪青年灰心失望”。

“組黨論”者對此憤憤不平，并一再警告說：

對于三青團不能掌握實權，長期處于附庸地位的狀況，“組黨論”者深感無奈和氣憤。

在他們看來，抗戰以后“本團于艱苦中逐漸成長為一強大的革命團體”，然而長期以來，因“黨團關系微妙”，使“團員于此撲朔迷離之環境中忍耐掙扎”。“部分革命同志由于過分愛護青年，事事躬親，不免太覺辛苦，本團同志感愧之余，雖極愿分擔憂勞，終因前述同志顧慮太多，不能痛快付予責任”，“名雖課以工作，實未假以事權”，使之“無從發展”。更有甚者，改隸之議動搖了三青團的組織地位，政協會議又使它“反遭遺棄”、“竟抱向隅”。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組黨論”也成了三青團感情宣泄的渠道，許多提案擺出一副憤世嫉俗的姿態，對國民黨不惜冷嘲熱諷，甚至譏笑辱罵，以發泄長期積累的憤懣。

“組黨論”者不厭其煩地列舉各種理由，加以反復論證，說明三青團既“不能維持舊狀”，也“不便改隸政府”，只有“成為獨立政黨”才是唯一的出路。

他們認為：

并一再強調：

基于上述理由，“組黨論”者提出：三青團正式與國民黨分離，成立一個新政黨，主義、政綱和組織體系不變，與國民黨為兄弟黨，但黨籍與干部均分開。至于這個“新黨”的名稱，有的建議“為保存團的革命歷史，團的名稱仍舊，不予變更”；也有人提議改稱“三民主義共和黨”，“其意在表示本團改組后之政黨，即革命建國之政黨，其生命與中華民國同一生命”。

組建新黨的內容如此貧乏可笑，說明它只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辦法。

“組黨論”面臨一個最大的難題，即新黨黨魁問題。

在組黨運動最初醞釀的時候，就“考慮到領袖問題，國民黨的領袖是蔣總裁，而青年團的領袖亦是蔣團長，世界各國沒有一個領袖之下而有兩個政黨的先例”。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組黨論”者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也拿不出一個像樣的辦法。

有人建議：

或稱“團的領袖，由團長蔣兼任，或由團長蔣指定一人負責，受團長蔣之指揮”。最后干脆把這個難題推給蔣介石本人去解決，建議由“本團領袖由團長考慮決定之”。據說在私下里有些代表曾希望“推陳誠作三青團組黨的頭目”，不過這一設想很快就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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