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天里的一個午后,在北京同仁醫(yī)院,溥任安靜地離世。街坊們還在蓑衣胡同口說著:“四爺今天沒出來遛彎”。這位末代皇“弟”離去,如同一片秋葉落入什剎海,連泛起的漣漪都比別人輕一些。他的家譜上奶奶是慈禧,大伯是光緒,哥哥是溥儀,隨便一個都能夠書寫半部晚清歷史,可他卻活得好似一出刻意將調(diào)門壓得很低的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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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溥任的低調(diào)在他十二歲的時候就已經(jīng)確定了。1925年孫中山來到醇親王府,摸著他的腦袋說這個孩子眼神清凈。實際上更像是父親載灃的清醒傳承得更為徹底。老醇親王經(jīng)常帶著小兒子游覽故宮,指著褪色的雕梁嘆氣說:你看那龍爪再厲害,也撓不破時代。這種把王朝興衰當作平常事來講的教養(yǎng),比任何宮廷禮儀都更能夠磨平皇族的傲氣。所以后來溥任總是說:我們家里最大的遺產(chǎn)不是黃馬褂,而是知道什么時候應該脫掉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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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一次翻閱檔案時看到一個有意思的對比情況。1931年溥任跟著他的父親去東北見溥儀,在回來的路上于火車廂里縮著身子,一句話都沒有說。之后他跟學生回憶那次行程的時候,沒有提及偽滿洲國那出鬧劇,反而說看到奉天城頭更換旗幟,才明白什么叫做山河依舊。這種將家國滄桑轉(zhuǎn)化為人生功課的能力,還和他喜愛撿石頭的愛好是一樣的情況。街坊總是笑話四爺在遛彎的時候老是彎腰撿破石頭,可是又有誰知道他是在撿拾時間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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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創(chuàng)辦競業(yè)小學的行為相當豁達。當時由醇親王府馬廄改建而成的教室,黑板是將祠堂匾額翻面刷漆制作而成的。溥任拿著變賣古董的賬本與妹妹笑著說道:過去府里教授《論語》是為了考取狀元,如今教授識字是為了讓孩子不處于不利的境地。在最為艱難的時候,就連醇親王的金印幾乎都要拿去典當,還是載灃阻止并表示:印信可以賣掉,但是育人的初衷不能賣掉。這種將貴族資源平民化的智慧,比僅僅抗拒新時代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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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后所做出的選擇很能夠體現(xiàn)出本質(zhì)。他把王府當中的藏書整箱捐獻給北京大學,還專門留下一套《朱子家訓》放置在學校圖書館里,并且在扉頁寫上了“守拙”這兩個字。他每個月拿著58元的工資來供養(yǎng)五個子女的生活,吃著青菜窩頭,那種滋味比舊時王府廚子所做的滿漢全席還要香甜。有一回紅衛(wèi)兵前來查抄,看到炕上打著補丁的被子,竟然紅了眼眶:這個王爺?shù)暮蟠任覀冞@些工農(nóng)還要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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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這樣來看,溥任長壽的秘訣在于不把自己看得過重。晚年他聽力不佳,需借助寫字進行交流,但是他卻很樂意借此謀求一份清靜,在小黑板上書寫楷書,比當年批閱奏折還要認真。有日本學者慕名前來拜訪,他遞紙條開玩笑稱:我現(xiàn)在就是一個退休的老頭,歷史方面的問題得去問歷史老師。他將皇族身份如同平常衣物一般穿著的這份從容,反而比很多硬要擺架子的遺老更具貴族的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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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清明剛剛過去,他的死訊就傳來了。在八寶山的告別廳當中,播放的不是哀樂,而是他生前喜愛聽的京戲《定軍山》。長子金毓嶂對前來吊唁的人說:父親留下話不寫墓志銘,只刻上“教師金友之”這五個字。他主動去除很多歷史所帶來的裝飾,這或許就是真正的帝王的風度。畢竟能夠平靜地把時代給予的東西歸還回去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
如今,蓑衣胡同2號院那棵桑樹依舊結著果實。只是再沒有任何人呼喊鄰居來采摘了。每當夕陽將什剎海染成金黃之色,就會使人憶起溥任推著舊自行車緩緩拐進胡同的背影。他用了97年的時間來證明:最為高貴的傳承,并非是守護姓氏的榮耀,而是成為時代的注解。如同他常常掛在嘴邊所說的:鐘鼓樓敲鐘是為所有的人報時,不會單獨為愛新覺羅家多敲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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