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漯河警事：一場連道具都忘了銷毀的“法治行為藝術”

（漯河市公安局。劉虎 攝）

河南漯河警方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搞定一個企業家，判他個12年，只需要三樣東西：一個敢編劇本的膽子，一張敢寫“記錄儀丟了”的A4紙，以及一個連造假證據都懶得銷毀的粗糙靈魂。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戲Review

這是一起足以載入“法治魔幻現實主義”史冊的事故。

河南漯河，商人李智因涉嫌貸款詐騙和受賄被判12年。警方為了做實鐵案，祭出了經典的“三連否”：沒有提前做筆錄、沒有誘供、執法記錄儀“不幸丟失”。

原本，按照常規劇本，被告人會在絕望中把牢底坐穿。但在2025年6月13日的河南高院二審現場，辯護律師竟在警方自己移交的案卷深處，隨手翻出了一張“不存在”的光盤。

當庭播放，畫面太美：嫌疑人像小學生朗讀課文一樣，對著警方打印好的《訊問筆錄》照本宣科。

那一刻，空氣凝固，審判長緊急休庭。

原來，把人送進監獄的不是法律，而是幾位警官拙劣的編劇能力和那個忘了清理現場的道具組。

在這個充滿了“回旋鏢”的時代，我們依然低估了某些辦案機關制造驚喜的能力。

以前我們以為，冤假錯案的形成，至少需要經過精密的策劃、嚴絲合縫的偽證和上下其手的配合，好歹得像一部諾蘭的電影，燒點腦細胞。

但河南漯河警方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你們想多了。搞定一個企業家，判他個12年，只需要三樣東西：

一個敢編劇本的膽子，一張敢寫“記錄儀丟了”的A4紙，以及一個連造假證據都懶得銷毀的粗糙靈魂。

（關聯報道詳見網易號“法治邊角料”）

1、奧斯卡欠蘭克君警官一座小金人

讓我們把鏡頭拉回那個令人窒息，又想笑的庭審現場。

當律師從卷宗里像變魔術一樣掏出那張光盤時，坐在對面的公訴人、坐在上面的法官，以及那幾位剛剛還信誓旦旦發誓“絕無偽證”的偵查員——蘭克君、張志高、王永澤，他們的心理陰影面積恐怕比漯河市還要大。

這就好比魔術師正在臺上表演大變活人，結果箱子底漏了，觀眾眼睜睜看著“消失”的助手正蹲在桌子底下吃盒飯。

視頻里，嫌疑人李智手里拿著警方打印好的《訊問筆錄》，一字一句地念。這不是審訊，而是填鴨式教學；這也不是偵查，而是沉浸式的劇本殺。

如果說李智是無奈的演員，那蘭克君警官無疑是嚴苛的導演。即便在如此簡陋的影棚里（沒有窗戶的指居點），他也力求臺詞的精準。

這種“先射箭再畫靶子”，甚至“直接把靶子貼在箭頭上”的操作，堪稱偵查學上的“降維打擊”。

最讓人無語凝噎的，不是他們造假，而是造假造得如此敷衍，如此不走心。

依照常理，既然你們已經向法庭出具了《情況說明》，宣稱錄像“未刻錄”且設備“已丟失”，那這張光盤哪怕是拿回家墊桌腳，或者扔進微波爐轉兩圈，也比夾在案卷里移交給法院強吧？

這是什么樣的精神？

這是一種“老子就是法”的絕對自信。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律師是瞎的，法官是聾的，程序是死的，而他們手中的權力是硬的。他們根本不認為有人敢翻這份卷宗，或者根本不認為翻出來能怎么樣。

這種“權力的松弛感”，比偽證本身更讓人不寒而栗。

2、“情況說明”：一張能擦屁股的神奇紙張

在中國司法實踐中，有一種文書，其法律效力凌駕于《刑訴法》之上，那就是警方的《情況說明》。

《刑訴法》規定了必須錄音錄像，律師要求排非。警方微微一笑，打印一張紙：“因設備老化，記錄儀丟失。”蓋個章，完事。

公訴人信了，一審法院信了。

在漯河這起案子里，《情況說明》被用出了花。

律師要同錄？——“丟了”。

律師質疑看守所時間？——“改了”。

律師質疑做偽證？——“不予立案”。

當謊言被當庭戳穿，光盤里的畫面把他們的臉打得啪啪作響時，漯河警方在兩個月后（2025年8月8日），竟然又出具了一份新的《情況說明》。

這時候，正常的邏輯是：道歉、撤案、查辦害群之馬。但漯河警方的邏輯是：只要我嘴夠硬，尷尬的就是你們。

他們解釋說：那是給嫌疑人的“參考資料”，并沒有“一字一句照著念”。

這就好比你在被窩里被抓了現行，你非說只是在研究人體構造學。

面對高清無碼的視頻證據，還能如此面不改色地指鹿為馬，這已經不是業務能力問題，這是認知障礙。

他們生活在一個由謊言編織的平行宇宙里，在這個宇宙中，他們的話語權是物理定律，不可違抗。

3、“指居”：把人變成鬼的流水線

李智的遭遇，撕開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指居）這塊遮羞布的一角。這個原本為了特定重案設計的制度，在某些地方已經異化成了“合法刑訊逼供體驗中心”。

沒有看守所的監控聯網，沒有駐所檢察官的巡視，沒有律師的會見。

臨潁縣黨校賓館，聽起來是個學習進步的好地方，實際上卻是把人關在無窗房、滿地蟲子、精神折磨的“黑獄”。

把人往里面一關，不上刑具，光是剝奪睡眠、威脅家人、信息阻斷，沒幾個人能扛得住。

于是，李智扛不住了。

他成了那個乖乖念劇本的“好演員”。

更惡毒的是那個時間差。

明明9月就抓了，非要改成11月進看守所。中間這幾個月去哪了？在那個“黨校賓館”里被當成面團反復揉捏。

為什么要改時間？因為那幾個月是他們的“創作期”，劇本還沒寫好，口供還沒背熟，怎么能讓律師見到人？

律師五次去會見，得到的答復是“查無此人”。

一個人，在法治社會的陽光下，在公權力的檔案里，竟然可以被物理刪除三個月。這比恐怖片還要恐怖，因為恐怖片還有結局，而這種權力的任性沒有底線。

4、養肥了再殺：一種原始的狩獵本能

剝開這層刑事外衣，李智案的內核，依然是熟悉的配方：經濟糾紛刑事化。

也就是俗稱的：把豬養肥了再殺。

幾個商人合伙做生意，賺了十幾個億。分錢的時候不均，產生了債務。正常的商業社會，大家法院見，打民事官司。

但在某些地方，這就成了“圍獵”的信號。把債權人抓起來，定個“貸款詐騙”；把以前正常領的工資，定個“利用影響力受賄”。

這邏輯簡直無敵：

你幫我干活，賺了錢，那叫你本事大；

我不樂意分你錢了，把你抓起來，你以前干的活就叫“犯罪”，你拿的錢就叫“贓款”。

那個關于紅酒的細節充滿了黑色幽默：

一瓶酒拍了2800萬，大股東卷走1500萬，警方不追究。因為如果不追究大股東，李智的受賄罪就不好拼湊了。

法律在這里，不再是準繩，而是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樣，全看背后的“老大哥”需要什么形狀。

只要能把人送進去，把錢吐出來，邏輯通不通不重要，事實存不存在也不重要。

5、誰在為這臺“草臺班子”買單？

如果沒有那張意外現身的光盤，李智現在大概已經在縫紉機前思考人生了。

他的12年刑期，將成為蘭克君們胸前的軍功章。

這才是最讓人絕望的地方。李智的翻盤，不是因為制度的糾錯，而是因為作惡者的懶惰和傲慢。

如果他們稍微勤快一點，把光盤銷毀了；

如果他們稍微謹慎一點，把執法記錄儀真的砸了；

那么，正義將永遠缺席，而邪惡將繼續披著法治的外衣彈冠相慶。

現在，底褲已經露出來了，全場觀眾都看到了。但漯河警方依然站在舞臺中央，提著褲子，大聲喊著：

“我是正規演員，這是藝術！”

鄭州市金水區公安局依然說著：

“無法證實犯罪事實。”

這是一場巨大的共謀。

在這場共謀里，偵查員負責編劇，看守所負責改時間，檢察院負責裝瞎，一審法院負責蓋章。

整個系統運轉得如此絲滑，直到一顆小小的光盤卡住了齒輪。我們不指望蘭克君警官能良心發現，畢竟良心這東西在辦案指標面前一文不值。

我們只好奇，在河南高院二審的聚光燈下，這臺已經穿幫到底褲都不剩的“草臺班子”，還能把戲演多久？

畢竟，觀眾已經不笑了。

觀眾現在只想退票，并要求把導演送上審判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