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新書《半夜雞不叫》剛擺上北京王府井書店的展臺,柜臺前就圍了不少上了年紀的讀者。“這名字怪眼熟啊”,有人低聲嘀咕。的確,半個多世紀里,“周扒皮”三個字早已成了舊社會惡地主的固定標簽,如今忽然有人為他翻案,自然惹人側目。
時間往前撥回到1948年冬,遼寧瓦房店黃店屯村的夜風刺骨。周春富屋里點著油燈,他把當天收來的苞米籮筐數了一遍,又記在賬本上。有老鄉回憶:“老周人黑瘦,舍不得點煤油,燈芯常常燒得撲閃。”據縣檔案館的不完全統計,周家大概有地四十來坰,另有一處染坊、一口油坊和一爿小賣鋪。以東北當時的標準,這只能算“小地主”,比復縣那位坐擁七千多畝的陳維禮差了好幾個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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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高玉寶在湖南與江西交界的山路上向一位老先生請教寫字的事,在戰士們眼里,這個“小老高”認字像要命。第二年,他把“土改見聞”和“當長工的舊賬”寫成初稿寄到中南軍區政治部。郭永江看完拍案叫絕,卻對高玉寶說了一句:“人物得集中,故事得尖銳,寫四個地主不如寫一個。”這句話成為后來“周扒皮”獨占罪狀的關鍵。
修改稿時,兩人曾有過一次簡短爭執。郭永江指著手稿說:“這里四個人的壞事摻在一起,讀者記不住,干脆都算到一個人頭上。”高玉寶猶豫:“那名字呢?”郭笑了下:“隨便取個化名。”可高玉寶圖省事,還是寫下了“周春富”。幾年后,此名隨作品風靡全國,也讓真實的周家后代背起沉重包袱。
1952年國慶,毛主席在懷仁堂敬酒時稱呼高玉寶為“戰士作家”,在場的人無不羨慕。小說的政治價值、教育意義瞬間拔到最高點,“半夜雞叫”從此進入大眾記憶庫。試想一下,連續二十多年各類教輔、電影、墻報都在重復同一情節,誰還會去考證那只雞叫得是否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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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騫查過不少農學資料,他發現公雞半夜打鳴并非不可能,但在東北冬季零下二十度的夜里長工摸黑下地干活,的確不合常理。采訪王義幀時,老人搖頭:“夜里黑燈瞎火,鋤頭往哪揮?”一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質疑,足夠動搖童年記憶里“必然真實”的故事。
周春富的結局不算光彩。1949年初,土改工作隊進村,他被列為“惡霸地主”,群眾斗爭會上遭到毆打,在一次深夜批斗后氣絕身亡。那一年高玉寶正在部隊隨軍南下,兩人沒任何交集。周家的后事草草結束,村里人忙著分地、修堤,很快無暇多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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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寶晚年受訪,被問起“周扒皮”真偽,他停頓幾秒說:“寫書那陣兒,我只想把苦給說出來,當長工的血汗不能白流。是不是非得叫周春富?當時真沒多想。”這句半帶無奈的回答,道出了典型化創作與個人命運交錯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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