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愁買房難

買房租房的那些糟心事，你可能覺得這是現代人的專屬煩惱。但你不知道的是，早在千年前的宋朝，老百姓和官員們就已經被高房價、高房租折騰得夠嗆。那個時候，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化進程轟轟烈烈往前趕，就跟咱們現在的發展趨勢一模一樣，鄉下人削尖了腦袋往大城市鉆，住房需求一上來，房地產市場直接就爆火了。
南宋淳祐年間的臨安府，那可是當時的頂流大城市，放在今天就是一線中的一線。根據后世估算，那會兒臨安市區的人口密度達到了每平方千米21000人，這個數字有多夸張？要知道現在的紐約、倫敦、北京這些國際大都市，人口密度都沒能超過它。人擠人、人挨人，大城市的商品房直接就供不應求了，物以稀為貴，房價和房租跟坐了火箭似的，蹭蹭往上漲，一點不帶含糊的。

在北宋的京師開封，房價漲得那叫一個離譜。北宋后期的房價，比起北宋前期直接翻了十倍。別說是普通老百姓了，就連朝廷里的官員，大多也只能望房興嘆，最后乖乖加入“租房一族”的大軍。這里面最有名的，就得提當過御史中丞的蘇轍。御史中丞這個官兒，說起來地位可不低，大概就相當于現在的下議院議長，妥妥的高級官員。可就是這么個大人物，前半輩子愣是沒買上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出租屋里。
直到晚年，蘇轍才終于攢夠了錢，在二線城市置辦了一塊地，蓋起了三間新房。苦了大半輩子終于擁有了自己的家，蘇轍高興得跟個孩子似的，忍不住提筆寫詩慶祝：“半生木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建閑年就新宅，不辭暑月臥軒陽。”字里行間全是喬遷新居的喜悅，也藏著半輩子租房的心酸。

后來到了宋神宗的時候，朝廷總算體恤官員們的不易，撥款在皇城右掖門前面修建了一批官邸。可別以為這下官員們都能住上免費的房子了，這官邸的入住門檻高得嚇人，只有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這些副國家級以上的大佬才有資格，部長級別以下的官員，該租房還得租房，一點轍都沒有。
房價居高不下，租房市場自然就成了香餑餑。在宋朝的大城市里，誰要是能有一套像模像樣的房產用來出租，那基本上就等于捧上了鐵飯碗，后半輩子衣食無憂是板上釘釘的事兒。所以那會兒的有錢人家，不管是皇親國戚還是富商巨賈，幾乎都把投資房地產當成了頭等大事，恨不得把家里的錢都換成房子。除了這些民間投資者，專業的開發商也瞅準了商機，一門心思蓋房子用來出租，賺得盆滿缽滿。
要說宋朝最有商業頭腦的開發商，那非宋真宗時期的宰相丁謂莫屬。這位大佬不僅在朝堂上混得風生水起，搞房地產開發也是一把好手。當時他看中了汴梁城計樂冰柜街的一塊地皮，周圍的人知道了都笑話他傻。為啥？因為冰柜街這地方地勢低洼，一下雨就積水，平時也是泥濘不堪，誰都不覺得這地方能值錢。
可丁謂的眼光遠比常人毒辣。他買下地皮后，壓根沒急著蓋房子，而是在宅基地附近挖了一個大水池，把周圍的積水都引到池子里，這樣就解決了積水的問題。更妙的是，挖水池挖出來的那些泥土，正好用來墊高地基，一舉兩得，省下了大把的人力物力。緊接著，他又在水池上修了一座橋，方便行人通行。最后，丁謂又向朝廷上書，請求開辟保康門作為新的通衢大道。
這一系列操作下來，冰柜街的交通一下子就便利了起來，原本無人問津的低洼地，搖身一變成了汴梁城的繁華地段。地價和房價跟坐了過山車似的，蹭蹭往上漲，丁謂也靠著這波神操作，狠狠賺了一筆，讓當初笑話他的人都閉了嘴。
眼看著房地產市場這么一塊大肥肉，宋朝政府也坐不住了，直接下場分一杯羹。朝廷在都城和各個州府都設立了一個叫“店宅務”的機構，專門負責經營官地和公屋的租賃業務。這個店宅務可不是隨便設立的，朝廷有三個明確的目的：第一，分割房屋租賃市場的巨額利潤，給國家財政增加一筆穩定的收入；第二，把公租屋的租金設為專項基金，專門用來維持當地的公益事業，比如修橋鋪路、救濟窮人；第三，也是最接地氣的一點，就是為城市里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讓那些買不起房的老百姓，能租得起一間遮風擋雨的屋子。
房子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宋朝政府也不敢眼睜睜看著房價一個勁兒地飆升，最后搞得民不聊生。所以和現在一樣，宋朝也會動用行政手段干預房地產市場，各種調控政策輪番上陣。
你以為“限購”是現代人的發明？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早在宋朝，朝廷就已經開始玩限購這一套了。宋真宗咸平年間，朝廷就專門下了一道禁令，明確規定官員不準購買政府出讓的公屋，防止官員利用職權搶占資源。到了宋仁宗天圣七年，也就是公元1029年，宋朝政府又出臺了更狠的政策——“第二套房限購”，規定現任的高官，除了自己正在居住的那套房產之外，禁止在京師地區再購置第二套房。這波操作，簡直和現在的限購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在兩宋時期，大城市里的租房族數量實在太龐大了，所以政府調控的重點，更多還是放在了房屋租賃價格上。朝廷經常會發布各種法令，要么減免一部分房租，要么干脆直接免除。比如碰到大雪嚴寒的天氣，老百姓日子不好過，朝廷就會下令免掉幾天房租；又或者到了春節、元宵這樣的重要節日，為了讓大家能開開心心過節，也會出臺免租的政策。
但這里面就有一個度需要把握了，要是一味地要求業主減免房租，肯定會引起業主的抵制。南宋末年就有一位官員，專門站出來對朝廷頻繁免租的做法提出了非議。他說，官府老是逼著業主給租金打折，那以后誰還愿意把房子租給別人住？就算有人愿意租，房子壞了，業主肯定也不愿意掏錢維修。最后吃虧的還是租戶，到時候大家就會面臨“無房可居”的困境。官府的做法，看起來是在體恤百姓，其實是沒搞懂“貧富相資”的道理。
畢竟宋朝是一個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時代，那時候的人已經有了明確的財產權意識，知道要保護富人的合法財產。也正因為如此，才會有人敢于站出來議論朝廷的減租政策，提醒統治者要平衡好租戶和業主之間的利益，不能顧此失彼。
宋朝的房地產市場，和咱們現在簡直像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有瘋狂上漲的房價，有愁眉苦臉的購房者，有精明的開發商，還有不斷出臺的調控政策。

千百年的時光過去了，房子始終是繞不開的話題，直到今天，依然讓我們的生活充滿憂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