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王朝末期的“末世繁華之謎”

在我們的印象或者電影、電視劇里邊，中國的王朝末年總是給人一種荒涼、凋敝、頹敗、混亂的印象。比如很多電視劇里都會用這樣的臺詞：“王朝末年，妖孽四起，奸臣橫行，陷害忠良，天下大亂，民不聊生。”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翻開史書就會發現一個相當詭異的現象：中國的王朝末年，尤其以宋、明、清三朝為例，越是接近崩潰的時刻，就越是呈現出一種“盛世”的景象。尤其是帝國的中心城市——臨安、南京、上海、北京……在王朝崩潰的前夜，其繁華程度甚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

這就讓人忍不住要問一句：為什么大廈將傾，帝國卻正在經歷“盛世的狂歡”？

以宋朝為例。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北宋的繁華不必多說，咱們小時候都學過《清明上河圖》。相比之下，南宋的富裕、繁華、文明程度更超北宋。

大家都知道，南宋的國土面積比北宋大概小了三分之一。按理說地盤小了，國力應該大大萎縮才對吧？非也。當時的首都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人口爆炸式增長到了120萬以上，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超級都市。

據《武林舊事》記載，南宋末年的杭州“買賣晝夜不絕”，不僅有早市、晚市，還有“深夜食堂”；當時的南宋，服務業發展到極致的水平：不但有專門代客叫車的“車馬行”、代辦宴會的“四司六局”，還有給貴婦們的貓改毛色的特色服務；臨安城內房價沖天漲……

但這些繁華真的是因為南宋的經濟繁榮嗎？

首先要問一個我們經常能在網絡上看到的問題：是生活在大城市好，還是生活在小縣城、農村好？大城市房價高、物價貴，一切都貴，但還是有無數人趨之若鶩，為什么？因為安全——財產安全、人身安全、治安好——這也是當時臨安城空前繁榮的原因之一。

全國的富商、權貴們全部集中到最安全、最有保障、金錢不會被隨意沒收的首都。錢像潮水一樣涌進江南的心臟，推高了房價和物價也將臨安城推向最高的繁榮。

所以，當北方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時候，距離襄陽不到一千公里的西湖上，依然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就連帝國的最高長官賈似道也被這繁華的景象迷惑，絲毫沒有亡國的緊迫感，大興土木建他的“半閑堂”。

其次，南宋末年的盛世是被“消費”推高的——有錢人們有一種潛在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沒人愿意做長線投資了——萬一錢收不回來，不就虧大發嗎？所以大部分有錢人選擇了即時消費，這讓餐飲、娛樂、奢侈品行業空前繁榮。財富不再像血液一樣循環，而是像泡沫一樣越積越高。

看到這里，一定會有人問：那這些權貴精英、有錢人的錢是從哪來的呢？當然是從基層殘酷剝削來的。

為了維持首都的體面和巨大的軍費開支，南宋政府推行“公田法”，即強制低價征收民間土地；又推行“金銀見錢關子”——印刷紙幣，用通貨膨脹的手法攫取民間財富。

也就是說，有錢人吃的每一條鯉魚，西湖上每一盞徹夜不熄的燈火背后，都可能是一個南宋普通人一生的經營。

臨安城就像一個巨獸，吞噬了大宋朝最后一點資源和生命力，也給了全體南宋人一種錯覺——看這錦繡江山，看這繁花似錦，哪有半點亡國的樣子？“不會亡國的。”

所以，當國土、子民、婦孺和這些最后的財富被蒙古人的鐵蹄踩碎的時候，南宋人才好像忽然從美夢中驚醒——原來所謂的盛世，不過是一場錯覺而已。

三百年后的大明朝，在它崩潰的前夜，竟然又演出了一模一樣的戲碼，甚至更加離奇——大明朝坐擁全世界最高的GDP，坐擁富可敵國的江南財團，卻在一夜之間化為煙塵。

那些揮金如土的士大夫們、商人們、精英們，究竟在想什么呢？

如果你穿越到崇禎十七年的南京城，一定會被那里的繁榮所震撼——園林建筑精巧到令人發指，大街上、酒樓里人聲鼎沸，幾乎每個人都穿著絲綢。

你一定會忍不住說：“這都要亡國了，不應該滿目瘡痍、遍地饑荒嗎？為什么空氣里充斥著一股金錢的味道？”

因為大明朝的富人們早就不滿足于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了——這太鄙俗了。他們流行追求“精致”——比如僅“扇墜”一項，就有無數講究；有巧匠能在不到一寸的桃核上雕刻出一條小舟來，這條小舟艙篷兼備，上載有五人：蘇東坡與黃庭堅一塊看書，佛印法師臂掛念珠，念珠粒粒可數，還有兩名船夫，一人劃船、一人烹茶。每一個人神態各異……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巧匠？當然是因為有市場。明末的有錢人就喜歡追求一個“極致的精致”。只要聽說過“秦淮八艷”的故事，就知道有錢人的日子過得有多奢侈：名妓們已經高級到可以和知識分子討論詩歌與哲學的程度。

這種文化上的病態精致，讓明末呈現出一種空前盛大的繁華感。但這和宋朝末年一樣，不過是末世鮮血澆灌出的最后一朵殘花。

當時，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銀都通過貿易流向了中國，讓明末呈現出一種奇異的景象：一邊是南京、蘇州、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人人都在做生意、炒地皮、炒古董。

為什么要炒古董？因為這在當時是一種類似股票的金融產品。幾乎所有的帝國中心城市都顯得格外富裕、繁華。

但另一邊，農業等能支撐國家收入的產業卻一片荒涼。農村極度凋敝，政府財政破產。

據史書記載，李自成快打進北京城時，崇禎皇帝哭求權貴們為國家捐點錢，但眾人反應冷淡。有人故意穿得破破爛爛的上朝，有人在門上貼“吉屋出售”。

最后舉全國之力，崇禎帝籌到了多少錢呢？——二十萬兩。還不夠江南富商造個園子的！最后李自成攻破北京，將權貴們抓起來“搜贓”，卻搜出數千萬兩白銀。

明亡之后，多少知識分子、大儒痛心疾首、捶胸頓足。有說是“王陽明心學不實用”導致亡國的，有說是“黨爭亡國”的。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帝國的分配機制出現了大問題——政府為籌集軍費，不斷壓榨底層農民，導致起義不斷、流寇四起。

可這些稅款最終流向哪里？不是邊關的將士那里，而是官員的口袋里、權貴的園子里、秦淮河畔的畫舫里、士大夫的字畫里。

也就是說，明末的繁華是建立在無恥的權力搜刮之上的。國家破產了，權貴們卻迎來個人財富的頂峰。他們的錢又把帝國的中心城市推向極致的繁榮。

又過了幾百年，到了清末。人們是否從歷史中學到了經驗教訓呢？并沒有。

清末的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富裕繁華，但就在距離這些大城市僅幾十公里的農村，人們卻過著和中世紀一樣的生活，甚至大規模死于饑荒。

清末的繁華，是被全球化“吹起來”的，并不是中國自身長出的果實。只要一聲槍響，一切就戛然而止。于是，荒誕的一幕出現了：社會上的大部分人都很窮，但賣奢侈品的商店卻還是排起長隊；富人們也不再搞投資——直覺讓他們變得格外謹慎。萬一搞生產、搞研發、投資工廠……錢拿不回來怎么辦？當人的預期發生改變后，就會從“大搞生產”變成“大搞消費”。

其次，因為財政和權力高度集中，政府在統治出現問題后，往往會把地方剩余拼命向中央或少數富裕地區抽取。于是“中心越擠越肥，外圍越抽越空”。當中心城市人聲鼎沸、車水馬龍時，農村地區卻因苛捐雜稅進一步凋敝死亡。

人群大量涌入城市謀生，或依附權力獲得安全保障，又進一步推高了中心城市的繁榮。因此，這種“近亡而盛”的繁華，本質上是建立在大面積貧困化和秩序失衡之上的。是一種掠奪式的集中，而不是可持續發展。站在上帝的視角來看，這是王朝在利用最后的制度優勢，把資源向少數節點瘋狂聚攏。

王朝后期的鼎盛，更多是權貴和資本在進行最后一輪套利。因此，才會呈現出一種“越接近崩潰卻越繁華”的錯覺和假象。

所以，看似反直覺，其實是一種局部指標——城市繁榮、城市的人有話語權，與整體狀態脫鉤的錯覺。中心燈火明亮，整體已經熄火。

這就像是1911年的大清國。如果你生活在北京，絕對感覺不到任何亡國之象。城內燈紅酒綠，老爺、少爺們喝茶遛鳥、唱堂會，平民們打麻將、逛戲園子，處處鶯歌燕舞，一幅太平景象。崩塌好像是一夜之間發生的。

實際上，這種“單中心結構”在后來的歷史演進中依然余音繞梁。在單中心結構中，危機一旦爆發，中央就會強行抽取地方剩余。當地方經濟基礎被中心城市抽取干凈后，會陷入既無足夠能力抵御自然災害，也無政治力量進行自救的程度。

也就是說，這樣的結構讓危機無法分散，而是最終導向單一爆發點。一旦起義軍突破中心城市，整個權力系統就會瞬間崩塌，因為地方已經沒有可供回旋和支持的力量了。

一個健康、處于上升期的社會，它的繁榮總是發散性的，能滋潤大部分的土地和個人。在這樣的時代，繁榮意味著底層有上升希望，普通人能通過勤奮改變命運。意味著財富在流向每一個能創造價值的角落。

但末世的繁榮，是“聚集性”的。它就像是一臺抽水機，強行抽干了廣袤國土的每一分生命力，最后只為供養那幾座核心城市、那幾個特定圈子、那些少數的人。

這種繁榮越是燦爛，就說明它對底層的壓榨越是徹底。

我們評價一個朝代，不應該只看能發聲的人過得有多奢華，而是看底層的人過得是否有韌性。當一個朝代開始出現以下這些征兆時，我們必須警惕：假如精英們不再考慮長遠投資時；假如資本不再關注基礎生產力時；假如大城市的燈光越來越亮，而支撐這些霓虹燈的底層分配機制卻越來越僵化時……這是歷史在為我們敲響警鐘。

這種繁榮是“脫節”的，就像被養在精美花瓶里的鮮花，看起來嬌美，但因為失去了土壤的供養而正在走向死亡。

只是吊詭的是，身處歷史之中的人，往往很難分清什么是旭日東升的霞光，什么是大廈將傾的火光。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在金人攻陷汴梁的不久之前，宋國的人仍然毫無知覺。他們在奢侈糜爛的生活中醉生夢死，無法自拔。

歸根結底，繁華本身并不是王朝將亡的必然特征，但我們要警惕這繁華的來源。假如它和大多數人毫無關系，那一切很可能就是最后的瘋狂。

有人喜歡說：“歷史給我們的最大教訓是——我們從來沒有吸取教訓。”這話只對了一半。有些事并不是吸取教訓能解決的，它是一個結構問題，需要在總結“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外，做出一些實質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