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遺孤徐燕大連當助產士，數十年接生嬰兒報答中國養育恩

產房里，燈光柔和，胎心監護儀發出規律的“嘀嗒”聲，像鐘擺，也像心跳。徐燕俯身靠近產婦，聲音輕而穩：“再用力一次，孩子就快出來了。”她的手托住新生兒的頭，動作熟練而溫柔。嬰兒啼哭響起的瞬間，她輕輕笑了，用溫水擦拭那皺巴巴的小臉。這一幕，她重復了數十年。她說，每次聽到第一聲啼哭，都像聽見命運在回應。

她原名山本櫻子，1946年出生在日本僑民家庭，不到一歲時母親死于難產，父親不知所蹤。戰敗后的混亂中，她被遺棄在中國東北的雪地里，后被大連一對夫婦收養。她不記得自己哭過，只記得養母抱著她走過結冰的街道，記得姥姥在灶臺前剝蝦時說：“小燕子愛吃這個。”她后來給自己取名“徐燕”，因為兒時總唱那首《小燕子》——“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里”。

“我從來沒去過日本，我就是中國人。”這句話，她對記者說過，對紀錄片鏡頭說過，也對來尋親的日本親屬說過。她的鄉愁不在富士山下，而在大連的海風里，在咸腥的蝦米味中，在收音機里飄出的那首老歌里。她的身份不是由血統定義的，而是由愛與記憶編織的。

中國新聞社近期推出的系列報道中，徐燕是十位日本遺孤之一。1945年日本戰敗后，約四千名日本兒童被遺留在中國，多數由普通農民、工人家庭收養。他們不會說日語，不識漢字，卻在戰火余燼中被中國人用飯碗、棉衣和名字重新養大。徐燕的故事，是這段歷史中最溫柔也最堅韌的注腳——她曾被中國人從死亡邊緣救起，成年后又以助產士的身份，將無數中國孩子迎向光明。

“我覺得很神奇，當時我被中國人救了，冥冥之中我又幫助了很多中國的產婦，接生她們的孩子。”她在一次采訪中輕聲說，“這可能是命運的安排，也算是我報了中國的恩。”這不是修辭，而是她幾十年職業生涯的內在邏輯。在生死交接的產房里，她不只是助產士，更像一個生命的回音壁——當年那雙手把她從雪地里抱起，如今她的手把新生兒從母體中托出。

高橋勝比徐燕年長幾歲，也是被中國家庭收養的遺孤。她記得，每逢過年，養父母總會給她多塞一塊糖，新鞋也總是先給她買。“他們自己穿補丁衣服，卻讓我穿得干干凈凈。”她說，“國家對我們也是很好的，所以我們也不能忘記中國。”她每次回中國探親，都會帶著孩子一起，指著老屋說：“這是你們的根。”

宇都宮孝良，中文名叫張有才，被河北一對農民夫婦收養。他記得，養母每天早上都會給他沖一杯牛奶，哪怕家里窮得連米都買不起。“她說，日本人個子小，你得長高點。”他后來才知道，那杯牛奶是養母用賣雞蛋的錢換來的。他如今已年過八旬，仍堅持說：“我祖籍是日本，但我身上有中國的印記。我的心，一直在中國。”

這些遺孤的命運，像被歷史撕裂又由人性縫合的布匹。他們中的許多人曾試圖回日本尋根，卻發現親族早已斷絕往來，或不愿相認。池田澄江找回了親生姐姐，對方卻冷淡地說：“你已經是中國人了。”她沒有爭辯，只是默默回國，繼續在東北教書育人。她說：“養母教我不要欺負弱小，這就是我一生的信條。”

徐燕從未想過回日本生活。她不懂日語，也不習慣生魚片的味道。她熟悉的是大連的海潮，是姥姥做的蝦醬，是街頭飄來的《小燕子》旋律。她曾對紀錄片導演說：“我夢里的家，就是那個小院，門口有棵老槐樹，夏天會開花。”

她的職業選擇并非偶然。當年考衛生學校時，她毫不猶豫報了助產專業。有人問她為什么，她說：“我媽媽死于難產，而我是被救活的。我想守住別的媽媽，也守住別的孩子。”這份職業，成了她對恩情最具體的償還。

在產房，她從不提及自己的身世。產婦們只知道這位徐老師動作利落，說話溫和，總能在最痛的時候握住她們的手。一位產婦回憶：“她在我耳邊說，‘我也經歷過難產，我知道你有多疼’，那一刻，我突然就不怕了。”——她沒說的是，她從未真正“經歷”過分娩，那句話，是她對所有母親的共情，也是對生母的遙遠對話。

郜鳳琴晚年回到日本，卻因“不是純正日本人”而遭家族排斥。她最終選擇回到黑龍江，守著養父母的墳墓。“松花江的浪花，才是我最深的思念。”她說。這些遺孤的歸屬感，不在護照上，而在記憶的氣味里——是灶臺上的飯香，是冬日里的棉被味，是某個人喊你乳名時的語調。

徐燕今年已八十余歲，早已退休。但她仍常去社區醫院做義工，教年輕護士如何安撫產婦。她說話慢，手勢輕，像在撫摸一個看不見的嬰兒。她說：“生命是循環的。我被救，所以我救人。這不是偉大，只是還債。”

她的書架上，放著一張泛黃的照片：年輕的她站在產房門口，懷里抱著一個剛出生的嬰兒，笑容燦爛。照片背面寫著：“1978年，第一個我接生的孩子。”她記不清自己接生過多少人，只記得每一個啼哭都讓她心頭一顫。

如今，大連的海風依舊吹過老城區，蝦市清晨開張，廣播里偶爾還會響起《小燕子》。那個曾被遺棄在雪地里的女嬰，早已長成一座城市的記憶。她不是英雄，也不是符號，只是一個把恩情活成日常的普通人。

而她的下一站，或許只是某個清晨，坐在窗邊，聽著海浪，輕輕哼起那首歌。

疑似使用AI生成，請謹慎甄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