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 “十四五”法治中國建設開創新局面

目 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初步形成

◇韓強

法治中國建設的卓越成就

◇付玉明

中國涉外法治建設的跨越式發展

◇寧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初步形成

◇韓強

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不懈追求。“十四五”期間，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各項工作，科學立法體系完備，嚴格執法精準高效，公正司法取信于民，全民守法蔚然成風，法治自信逐步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初步形成，全面依法治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第一，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堅強有力，確保法治建設方向正確、行穩致遠。

“十四五”時期，黨中央將習近平法治思想確立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通過法治規劃頂層設計、決策部署和監督落實，確保法治建設沿著正確方向推進。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持續發揮統籌協調作用，推動法治領域重大改革和任務落地見效。各地黨委全面落實黨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并將法治建設成效納入領導干部年度考核與高質量發展政績考核體系。領導干部應知應會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清單制度得以落實，70多個中央單位制定了行業學法清單，各地普遍建立了領導干部現場述法、決策前學法和旁聽庭審等制度。這一系列舉措標志著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從理念倡導到制度硬約束的系統性轉向。

第二，憲法實施監督機制日益健全，憲法尊嚴和權威得到有效維護。

“十四五”期間，我國憲法實施和監督機制持續完善，合憲性審查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通過修改《立法法》，明確了法律案起草、審議及備案審查各環節的合憲性審查要求，實現了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過程覆蓋。十四屆全國人大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報送備案的4100余件各類法規、司法解釋、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等規范性文件開展主動審查，對10600余件審查建議逐一研究并依法反饋。堅持“有件必備、有備必審、有錯必糾”，各地區、各部門報送國務院備案的法規規章1萬余件，實現備案審查全覆蓋。憲法宣傳深入人心，“憲法宣傳周”和憲法宣誓制度化實施。青少年憲法教育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學憲法 講憲法”活動廣泛開展，全國中小學法治副校長配備率達98.9%，全社會尊崇憲法、學習憲法的氛圍日益濃厚。

第三，立法工作穩步推進，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基本形成。

“十四五”時期，立法工作聚焦高質量發展和民生需求，圍繞國家安全、營商環境、科技創新、公共衛生、生態環境等關鍵議題展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新制定法律36件、修改法律63件次，通過有關法律問題和重大問題的決定35件。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立法，制定和修改了《民營經濟促進法》《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公司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一批重要法律，積極回應了時代需求。《民法典》正式施行并得到全面貫徹，其立法精神深入人心，《民法典》編纂也為環境、教育等法律規范的法典化提供了成熟經驗。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累計設立54個基層立法聯系點，并實現全國31個省（區、市）全覆蓋。十四屆全國人大以來，先后就54件次法律草案、立法規劃、備案審查工作等征求基層立法聯系點意見35000多條，體現了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的深度結合。

第四，法律實施公正高效，人民群眾的法治獲得感空前提高。

“十四五”期間，我國執法與司法體系的質量與效率實現顯著躍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深入推進，法治化營商環境全面優化。2025年1—8月涉企行政檢查數量下降30%以上，問題發現率提高16個百分點，以“檢查碼”推動涉企行政檢查法治化得到廣泛推進。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效果顯著，五年來累計處理行政復議204萬件，90%實現案結事了。2024年全國刑事案件立案數同比下降25.7%，社會安全水平得到國際公認。司法公正持續強化，一、二審訴訟案件服判息訴率達98.03%。司法機關通過一系列標志性案件的公正處理，激活了《刑法》第20條“正當防衛條款”，旗幟鮮明地確立了“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司法原則。人民法院審結知識產權案件234萬件，精準適用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實現保護創新與規制濫權的有機統一。

第五，法律監督嚴格嚴密，確保權力運行穩定可靠。

“十四五”時期，我國基本建成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法治監督體系，推動黨內監督與人大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各類監督貫通協調。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應當立案而沒有立案的，共監督立案19.4萬件；對確有錯誤的刑事、民事、行政裁判，依法提出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9.6萬件；共辦理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等領域公益訴訟案件34.8萬件，其中90%通過行政公益訴訟訴前程序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成果被法治化、固定化，《監察法》及其實施條例完成首次重大修訂，注重平衡調查效率與人權保障，堅持“授權與控權相結合”，確保監察權在法治軌道上規范運行。

第六，法治保障堅實鞏固，支撐全面依法治國順利推進。

“十四五”時期，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的制度機制不斷健全，基層法治建設和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得到重點加強。各地積極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楓橋經驗”在矛盾糾紛預防化解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發揮。法治工作隊伍持續發展壯大，“十四五”以來有60多萬人取得了法律職業資格，法官、檢察官具有法學專業本科以上學歷的人員超過95%。目前，我國已形成包含83萬律師、6.7萬仲裁員、1.5萬公證員、4萬司法鑒定人、1.2萬法律援助工作人員的覆蓋城鄉的專業法律服務網絡。全面貫徹“智慧法治”理念，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優化整合法治領域各類信息、數據、網絡平臺，推進全國法治信息化工程建設。智慧法院建設水平不斷躍遷，在線訴訟服務、審判執行在疫情等特殊時期通過了“壓力測試”，形成了中國特色、世界領先的互聯網司法體系。

第七，黨內法規體系不斷完善，確保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十四五”時期，黨的領導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黨中央堅持立改廢釋并舉，健全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銜接協調的制度安排，黨內法規體系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為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截至2024年3月，全黨現行有效黨內法規達3890部，形成了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體系格局，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工作持續推進。通過修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完善了紀法銜接制度，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在制度設計上直接呼應，構成了嚴密的規則體系。各級黨政機關將黨內法規執行情況納入黨委督查巡視內容，推動了領導干部帶頭尊規學規守規用規。

第八，涉外法治建設成就突出，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十四五”期間，我國涉外法治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系統性成就。涉外法治頂層設計與立法體系逐步形成，《對外關系法》《反外國制裁法》《外國國家豁免法》等相繼出臺，填補了涉外基礎性立法空白，為我國行使涉外主權提供了法律依據，反制裁、反“長臂管轄”的法律工具箱持續充實，法治化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能力顯著增強。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建設深入推進，“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不斷完善。涉外司法國際合作范圍進一步拓展，域外法查明機制更加成熟，跨境反腐敗治理等領域的國際合作持續深化，海外追逃追贓工作取得新進展。我國深度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與全球治理，在氣候變化、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國際規則談判中提出中國方案。涉外律師隊伍規模與專業化水平持續提升，一批仲裁機構和律師事務所加快國際化發展，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力支撐。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

法治中國建設的卓越成就

◇付玉明

“十四五”期間，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推進，出臺實施《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等系列綱領性文件，構建起“三位一體”法治建設頂層設計體系，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和歷史性成就。這一時期，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深入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更加科學完備，為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筑牢了堅實法治根基。

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理論是實踐的指南。2020年11月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首次正式提出習近平法治思想，標志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形成。五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法治建設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系統完備的思想體系。在法治與國家發展的關系上，提出“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法治建設的價值立場上，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是法治建設的根本立場；在法治發展的內外維度上，明確“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在黨的領導與法治的關系上，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領下，我國法治建設更加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各項法律制度不斷完善，法治實施機制更加健全，全社會法治觀念顯著增強。

立法保障高質量發展

“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十四五”時期，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基本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部門齊全、層次分明、協調統一的法律規范體系。

在立法項目上，立法機關圍繞國家安全、經濟發展、民生保障、生態文明、公益訴訟等多個領域，緊扣時代命脈，關切人民需求，通過了一系列法律規范。五年間，立法機關制定修改國家安全領域法律14部，形成覆蓋政治安全、網絡安全、經濟安全、生態安全的全方位法治屏障。2025年施行的《民營經濟促進法》成為保障民營企業發展的“基本法”。由《鄉村振興促進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糧食安全保障法》搭建的“三位一體”法治體系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法治保障。《法律援助法》《無障礙環境建設法》等法律的修訂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黃河保護法》《濕地保護法》《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等專項法律，形成“江河湖海+重點區域”的生態保護立法格局，標志著我國生態法治建設邁入法典化時代。

司法公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十四五”期間，司法機關深入推進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明確法官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建立“類案檢索、裁判說理、錯案追責”三位一體機制。全國法院全面推行“隨機分案為主、指定分案為輔”的案件分配制度，減少人為干預。檢察機關深化“捕訴一體”改革，整合審查逮捕、審查起訴職能，提升辦案效率。司法體制綜合配套的改革與司法權運行機制的健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司法質量、效率和公信力得到顯著提升，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在服務創新發展領域，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持續加大。全國法院通過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和知識產權巡回法庭，形成專業化審判體系。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臉識別、網絡消費、涉網絡知識產權侵權等司法解釋，促推人工智能為民、向善、守法，保障各類新型數字商業模式依法、規范、健康發展。

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生態環境司法保護機制不斷創新。通過設立環境資源專門法庭，建立跨區劃審判機制，妥善審理跨區域流域污染案件。例如，陜西省陜北高原地區人民檢察院發揮跨區劃檢察院優勢，依托省生態環境檢察指揮中心，探索和地方檢察機關協同治理模式，取得了顯著效果，體現了跨區劃檢察機關的履職特色和優勢。檢察機關共辦理生態環境領域公益訴訟案件34.8萬件，初步形成了破解流域生態環境治理這一世界性難題的“中國方案”。

豐富法治社會建設實踐檢驗

矛盾化解機制不斷完善。“十四五”時期，我國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推動法治觀念深入人心，全社會法治素養和法治信仰顯著提升。公安機關針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新問題，推動制定修訂《治安管理處罰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等法律法規，加強對社會治安突出問題的打擊整治力度，提升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法治營商環境持續優化。通過規范涉企執法行為，減少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干擾，降低了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強了市場主體的投資信心和發展動力。政法機關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力保障。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形成，吸引了更多國內外投資者前來創業興業，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全民普法培育深入推進。“七五”普法收官與“八五”普法推進有機銜接，形成“大普法”工作格局。中宣部、司法部聯合印發《關于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第八個五年規劃（2021—2025年）》，將習近平法治思想、憲法、民法典等作為普法重點。各地創新普法形式，組織法官、律師進社區、進校園、進鄉村開展普法宣講。“學習強國”平臺開設“法治課堂”專欄，法治文化陣地建設持續加強。在普法工作推動下，群眾依法維權意識顯著增強。

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

一支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組織保障。“十四五”時期，我國著力加強法治工作隊伍的理論武裝和專業能力建設，打造了一支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過硬隊伍。

政法隊伍政治建設不斷強化。政法系統實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培訓全覆蓋，開展“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專項行動，清除害群之馬，整治頑瘴痼疾。同時建立政法干警政治輪訓制度，隊伍政治忠誠度顯著提升。

專業能力建設成效顯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建立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制度，嚴把準入關，目前法官、檢察官中具有法學專業本科以上學歷的人員占比超過95%。律師隊伍規模持續擴大，人數達83萬人，公證員1.5萬人、仲裁員6.7萬人。

人才培養體系不斷完善。法學院校每年培養輸送10萬名法治專門人才，多所高校開設“涉外法治”“檢察公益訴訟”等特色專業，培養復合型法治人才。建立法治人才實踐鍛煉機制，組織年輕法官、檢察官到基層任職鍛煉，提升了基層法治服務能力。

“十四五”期間，我國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成就不僅體現在法律制度的完善上，更體現在法治實施的效果上；不僅體現在司法機關的公正裁判上，更體現在全社會法治觀念的提升上。展望未來，我們要繼續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不斷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進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更加堅實的法治保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教授

中國涉外法治建設的跨越式發展

◇寧宇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將涉外法治建設工作置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高度作出的重要部署。“十四五”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涉外法治建設作出指示，從“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頂層設計，到“綜合利用立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斗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的實踐指引，再到“建設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核心任務。我國涉外法治建設始終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錨定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目標，直面國際規則重構、單邊制裁施壓等多重挑戰，通過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的協同發力，取得了從“體系構建”到“效能提升”的跨越式發展。

完善涉外立法支撐高水平對外開放

“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在全球經貿規則重構與數字主權博弈交織的背景下，“十四五”時期我國實現了從碎片化治理到體系化建構、從框架性規范到精細化補位的雙重突破，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筑牢了規則根基。

一是涉外法律法規的體系化完善。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國已形成以《對外關系法》為基礎、54 部專門性涉外法律、153 部含涉外條款法律、近 90 部專門性涉外行政法規及大量地方性法規為支撐的多層級規范體系，實現了法律法規對涉外領域的全覆蓋。

二是涉外經貿類立法精準發力。“十四五”期間，我國高效推進《關稅法》《反外國制裁法》《反洗錢法》《稀土管理條例》《貨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制定修訂工作，既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又堅守國家主權與發展利益的底線，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

三是涉外法律法規配套制度細化落地。針對數據安全、跨境司法協助、涉外民商事糾紛解決、知識產權跨境保護等具體領域出臺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配套規則。例如，進一步完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細則，明確評估范圍、流程與責任認定標準，有效引導市場主體合規開展跨境經貿活動，厘清涉外法律行為的權利邊界與責任范圍，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實踐準則”。

優化涉外執法破解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

面對美歐經濟制裁與技術封鎖的雙重擠壓，“十四五”時期我國深化跨境協作機制，反制性執法、跨國犯罪治理等成效顯著，彰顯了我國運用法治手段應對外部風險挑戰，捍衛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堅定立場。

一是反制性涉外執法筑牢法治屏障。近年來，我國日益強調執法行動須明確執法依據、執法權限、執法內容和執法程序，如海關依據《出口管制法》《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對出口違法行為開展行政調查和行政處罰。行政機關通過《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等拓展中國法域外適用空間，在芯片、稀土、大豆等中美博弈的關鍵時機精準出手反制裁行動，“以法斗法”為中美經貿談判創造條件，切實捍衛了國家核心利益。

二是涉外執法主動性與協作性顯著增強。我國已構建起涵蓋經貿、刑事、國家安全等領域的涉外執法體系。在經貿領域，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域外執法主動性增強，商務部、市場監管總局等先后審查多起境外并購活動，并對英偉達、杜邦、谷歌、長和等公司啟動反壟斷調查。在刑事領域，跨國犯罪治理協作機制不斷健全，力度不斷增強，如中緬雙方首次在緬甸仰光、曼德勒等地聯合開展打擊行動，抓獲20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頭目和骨干，有效維護了全球法治秩序與公共安全。

創新涉外司法機制護航“一帶一路”

面對全球司法競爭碎片化與跨境糾紛復雜化的現實挑戰，“十四五”時期中國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完善司法協助網絡，以國際商事法庭建設提升裁判公信力，創設多項跨境爭端解決規則，提升涉外司法治理效能。

一是涉外司法協助機制日益完善。我國已簽署91個司法協助條約、19個移管被判刑人條約，構建起多層次、廣覆蓋的合作網絡；五年來共辦理司法協助案件1.6萬多件，既彰顯了我國司法主權的獨立行使，也印證了國際司法合作的實踐成效。檢察機關通過與周邊國家的信息共享和案件協作，有效打擊跨境腐敗、跨境詐騙、涉外黑社會組織犯罪等各類案件，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突破了跨境司法協助的壁壘，如中新兩國法院依據備忘錄開展跨境法律查明以及商事判決的承認，為全球商事爭端解決提供了“中國方案”。

二是涉外司法質效顯著提升。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均設立了國際商事法庭，聚焦“一帶一路”建設等倡議，審結了一批具有規則創制意義的典型案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首次以民事判決的形式明確備用信用證的法律適用規則，填補了有關備用信用證的立法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多批次發布涉“一帶一路”、外國法查明和適用、涉外商事海事調解典型案例，有力指導了涉外司法審判工作。

提質涉外法律服務保障“出海”權益

順應全球法律市場由西方壟斷向多極演進、我國企業加速“出海”的趨勢，“十四五”時期我國以仲裁調解機制接軌國際、律師服務網絡全球拓展為抓手，實現了國家軟實力與海外權益保障的同步提升。

一是加快涉外法律服務國際化布局。“十四五”時期，我國加快培育中國特色的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支持組建“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盟。以仲裁為例，五年來辦理涉外仲裁案件1.6萬件，標的額達到7300億元，其中2024年受理4400多件、標的額近2000億元，較2020年分別增長了100%和136%。2022 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及海南啟動國際商事仲裁中心試點后，成效與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據國際仲裁權威評估機構2025年調查報告，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同年躋身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前十。我國牽頭設立的國際調解院作為國際法治領域的標志性制度創新，于2025年10月20日在香港揭牌運營，不僅填補了國際調解領域的機制性空白，更成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法治公共產品。

二是提升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的專業性。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建立國家級涉外法治人才協同培養平臺51家、涉外法治研究平臺16家，依托重點法學院校開展“訂單式”人才培養，在部分高校實施涉外律師和國際仲裁法律碩士研究生項目，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復合型、實踐型法治人才，為涉外法律服務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核心的人才支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3VHQ008）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廣州大學海上絲綢之路重點實驗室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