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蔣介石退守臺灣后，一日突發感慨：5個胡宗南，抵不過1個陳賡

一九六一年四月下旬，臺北陰雨連綿。蔣介石坐在士林官邸的藤椅上，翻閱當天的報紙：解放軍將領陳賡病逝，終年五十八歲。看完訃告，他沉默良久，開口對侍從說：“天下若無陳賡，我也未必能活到今日。”昔日師生恩怨，在這場春雨里，忽遠忽近。

時間撥回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第一期新生開學的清晨，陳賡披一件洗得發白的軍裝，邁進校門。年僅二十三歲的他，出身湘軍，既會舞刀弄槍，也能談笑風生。短短數月，他的嗓門、膽氣與槍法在同學中聲名鵲起，連負責軍事教務的蔣介石都拍著他的肩膀說：“好男兒，得多磨練。”那時的他們，一個是兵學教官，一個是首屈一指的學生，誰也想不到往后竟要分道而行。

一九二五年十月的華陽挫敗，是兩人命運的第一道交叉口。當蔣介石被潰兵沖散、獨自陷入陳炯明部隊的火網時，擔任警衛連連長的陳賡強行奪走他的佩槍，將他扛起涉水突圍。蔣介石渾身濕透，問他為何冒險。陳賡喘著粗氣答：“校長若有失，東征誰來斷后？”一句話，救回的不止是一個軍人，更救下了一線命脈。事后嘉獎大會，蔣介石以罕見的激情宣稱：“此子，黃埔之魂。”并遞上侍衛參謀任命狀，外加五百大洋。陳賡笑納后，將銀元轉手捐給地下黨人——那是他的入黨日。

中山艦風波后，黃埔校園風聲鶴唳。蔣介石發出最后通牒：“愿留校，必須脫離共產黨。”很多年輕人左右為難，陳賡卻在食堂門口張貼入黨聲明，當晚便收拾行囊離開。多年后，他回憶道：“心里只覺得輕松，路雖險，總算真正上路了。”這一別，讓蔣介石心底的惋惜迅速轉化為警惕：昔日救命恩人，如今成了對手。

一九三三年春，陳賡在上海養傷時被捕。得悉此訊，正在南昌布防的蔣介石當夜飛電下令：“即日押來。”初見面，蔣介石先是寒暄，又突然拋出誘餌：“回我身邊，當個軍長如何？”陳賡抱拳答：“國、共之爭，非官階可解。”蔣介石沉下臉，“悔過書寫不寫？”“恕難從命。”對話不過幾句，氣氛僵至冰點。臨行前，蔣仍吩咐侍從：“善待他，或有轉機。”未料宋慶齡、宋希濂等人接連上書，再加蔣介石心底那份舊情，陳賡最終被“意外”放脫。

抗戰全面爆發后，陳賡率新編第三八六旅東進太行，于平型關一役打得日寇哀鳴。另一邊，胡宗南率第一軍與日軍鏖戰陜西，卻屢次受制于糧械調配。蔣介石常把這兩支部隊放在一起比較：一支人少、彈缺，卻還能撕咬制敵；一支號稱“中央軍王牌”，行動卻束手束腳。由此埋下了那句著名的比較——“五個胡宗南，都比不過一個陳賡”。

一九四七年，解放戰爭進程突飛猛進。胡宗南精銳二十余萬壓向陜北，本以為能“一舉擒共”。然而陳賡、謝富治在晉南靈活穿插，先打運城，后襲臨汾，再跳到豫西截斷西安后路，胡宗南轉攻為守，十萬大軍成了“救火隊”。洛陽失陷那夜，蔣介石拍案而起，“為何又是陳賡？”隨行參謀不敢作聲。一個星期后，他對蔣經國自語：“這才知他厲害。”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蔣介石在南京日理萬機，眉頭卻因華東戰場遲遲不穩而深鎖。陳賡指揮三兵團長驅直入，兩個月連下淮陽、開封。胡宗南率殘部東逃，蔣介石望著地圖，一小時之內連換三支雪茄。四月二十五日，渡江后解放軍席卷江南，他意識到大勢已去，五月二十日飛往臺北。

抵臺不久，他與蔣經國夜談，窗外海風嗚咽。蔣介石指著墻上的大陸地圖，突然說道：“胡宗南我用了二十年，還不如陳賡半年之功。”蔣經國低聲勸慰，換來父親一句悶哼：“當年若非我心軟，他斷無今日之能耐。”

到了五五年，蔣介石在日月潭畔接受蘇茲貝格提問。對方問起“黃埔三杰”，他只字不提陳賡。深夜回到寓所，蔣經國問：“為何回避？”蔣介石擺手道：“宣之于口，皆是羞愧。”

陳賡病逝的那年，蔣介石派人布置靈堂，放著黃埔校歌。有人不解，他解釋：“這是對一位真正軍人的敬意。”風燭殘年的老人望著靈位，似在與舊日學生默語。傳言他輕聲嘀咕：“若把信念拆開，咱們何至于此？”這句話，無從考證，卻在臺北政壇流傳甚廣。

回顧兩人的軌跡，師恩、恩怨、惺惺相惜，終歸系于各自的理想與立場。蔣介石的感慨里，有憤懣，更有難以言說的認可；而陳賡的一生，則早在中山艦事件后寫下注腳——信仰高于生死，是非成敗，再無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