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眾化的學術可能嗎？評項飆“社會研究的雙循環模式”

目前，全球范圍內的人文社科都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AI發展也正在擠壓人文社科的生存空間，無論是文本分析、數據統計還是社會調查，AI都能以更高的效率完成基礎研究工作，導致部分人文社科研究甚至能被AI取代。。

在經濟下行周期，人文社科專業也因就業困難而不受學生歡迎和選擇，隨著債務擴張帶來的經濟問題，人文社科專業在全球范圍內面臨經費緊縮、減少招生乃至最終裁撤的困境。

而我們的社會理論和社會研究陷入了自我指涉的怪圈，所謂“自我指涉”，是指當代社會研究逐漸脫離現實社會，將研究焦點局限于不斷生產新的文化符號，抑或生產就連同行都不會看的官樣文章，形成了封閉的學術循環。研究者往往沉迷于對既有理論的修補與詮釋，用復雜的學術術語構建“空中樓閣”，而對現實社會中的生活問題缺乏足夠的關注與回應。

項飆提出的“社會研究的雙循環模式”，可以算是對當下社會科學面臨的危機的回應，在我看來是差強人意的。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他的演講。

項飆的意思是，社會研究需從將公眾視為研究對象，轉向以公眾為對話對象。這一轉向源于傳統研究模式的局限。如美國發達的社會科學雖聚焦核心社會議題，卻未能應對社會解組，根源在于社會科學缺乏與社會實踐的有效互動，進而項飆提出問題：中國要發展什么樣的社會科學？

那如何更好地理解當下學術圈的困境呢？在這里我可以舉兩個例子。我當時還在學術圈，和許多觀念較為傳統（例如儒家士大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式的理想，或者“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術圈的朋友交流，以下我簡稱他們為“學術人”吧，“學術人”的想法是，我一定要幾年磨一劍，刻苦卓絕，艱苦磨練一篇論文，在“社會學三大刊”上發表論文、或者給國家大政方針寫作專報獲得大領導批示和肯定，從而名揚社會學史，然后順利當上講師直到副教授、教授，受人尊敬。但至于生產這些知識、功成名就成為文化精英之后，能給這個社會帶來什么影響呢？

第二個例子就是，項飆所述的，社會科學內部知識在不斷自我指涉，生產過剩的符號乃至于泡沫化，脫離產生這門學科的社會本身。

在這里我可以無差別地輸出我對某些學科平庸研究的一些刻板印象：新傳不斷提出新的概念，各種“革命”，把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用學術術語解釋得非常復雜；馬理論專業把馬克思當作“圣人”看待，離開圣人的六經根本不知道怎么說自己的話，做的工作很多是類似馬克思的AAA版本和BBB版本有CDE的細小差別之類的瑣碎工作，抑或是把馬克思很簡單的內容用不知所云的原創術語和對仗的標題解釋得詰屈聱牙；教育學論文就一個現象畫出一個很復雜有各種因素什么影響什么的框架，實際上是用復雜的流程圖描述很表面的現象；人類學今天又新發明一個概念了，但是這個概念好像其他人早已提出一個類似的概念；社會學論文明明是用中文寫的，閱讀起來比國外論文翻譯成中文還難懂晦澀很多，看上去是故意要寫得這么晦澀的。

這些論文可能并不有趣，更沒有外部性可言，論文學術圈外的人不會看這些論文，甚至可能連同行都不屑于看這些內容。論文話語在學術體系中空轉。

因應當下文科學術界的內卷式困境，項飆提出了他的想法，“雙循環”模式。

在這個雙循環模式中，學術圈內部對話構成 “小循環”，公共對話與社會實踐形成 “大循環”，二者以互動關系替代代表關系。這一轉向兼具必要性與可行性，必要性在于可破解學術內卷，讓研究回歸真實社會價值，可行性則得益于高等教育普及，公眾的思考與發問能力已大幅提升，舊有僅面向精英的研究模式已經不再那么合適了。

項飆的話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的學術研究的產出不僅要面向學術圈內部的人，更要面向公眾交流，產生正面的外部性。在論文之外，更可以通過行動參與、寫作評論性文章的方式和社會公眾互動。

就比如說我們做鄉村基層的研究，很多內容可能是把基層干部或者村民的社會生活經驗、鄉村本身的社會秩序，用更學術性的語言重現出來。我們研究者和農村基層干部的區別，可能不過是這些基層干部忙于社會事務，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抑或是他們沒有辦法用很系統的話把個人的經驗用書面、專業的語言表現出來。我們相比于這些真正在社會生活實踐的個體，可能并沒有更多更高明的見解。

再比如說我們的青年研究，青年研究顧名思義就是以青年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如今已成為一項顯學。從年輕人的就業選擇、社會心態乃至青年文化，都可以是研究議題。如今的青年受教育程度和互聯網普及率高，論文寫到大家所關切的議題，大家一定會對你的論文做出或這或那的評價。所以我們要么寫公務員申論式的、十分嚴謹無需承擔責任但沒什么實質性內容的官樣文章，要么就要適應論文寫作的新形勢，參與和公眾的互動。

項飆有關當今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的講演，可謂是一語道破了“皇帝的新衣”，相比于社會科學學術圈的現狀也是一大進步。在這個發言或者發文章很看個人頭銜的年代，如果這些“哲學社會科學脫離社會”的話是碩博小登等年輕人來講，大概率掀不起一點水花，但是這些話由費孝通的弟子、馬克斯普朗克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因為該所沒有黨委書記，可以相當于國內的正廳級干部，這次開會坐第一排）的項飆來講，可謂是有一點分量及造成一些影響的。

而對于項飆的“雙循環模式”的發言，我仍有許多想要批判的。

首先是定義上的模糊與混淆，項飆提到了學術研究的“金融化”，我覺得他想指的似乎是把一種“社會研究不斷在內部指涉，生產出來的符號泡沫化”的現象。但我個人覺得，有關“金融化”的比喻并不恰當。一個東西要炒作、要“金融化”的前提是它需要有流動性、價值需要被市場參與主體所認可。

但是當下的學術圈不僅形式上封建（比如對“師門”和頭銜階序的尊崇），產出的內容更不具有流動性，只是在一個文化精英的小圈子里自娛自樂（就如項飆所說的學術成果缺乏外部性），學術圈的符號資本難以轉化成經濟資本、政治資本。學術圈顯然是一個封建社會的文化殘余影響頗深，商品交換水平還很落后的地方，這里的現狀很難讓人聯想起“金融化”。

第二點，盡管項飆意識到學術界和公眾對話的需要，仍然刻意將“研究者”、“公眾”、“老百姓”區分開，這使得他的發言前后充滿矛盾。

項飆在文中提到，當下要“為公眾、為社會”、“對公眾、對社會”做研究。這些研究成果是可以與他們對話的。

但是之后他后來又回到費孝通的脈絡，提到了要喚起老百姓的“主體性”。這是一個文化精英“啟蒙式”的觀點。在傳統中國，老百姓是一個無意識的、蒙昧的自在的個體形象，一方面對于官府的恩惠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在立場上天然與“當官的”對立。項飆盡管提出了社會研究要與公眾互動的觀點，但他并沒有拋棄自己作為一個“中產階層文化精英”的立場，在講演的前與后，項飆實際上是矛盾的。

第三點問題，也是我們國內“社會科學自主化”常見的問題，就是重復造輪子。我們說要搞自主哲學社會科學，要多引用國內的文化傳統和經典。但是大家想到的觀點、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可能實際上國外的相關研究業已研究過，但是大家強調自主體系，自然是不看國外什么虛頭八腦的論文的，自然可能也不清楚自己奇思妙想搞出的新概念，前人早已提出過。

項飆“雙循環研究”，實際上和參與行動研究、布洛維的“公共社會學”、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想要表達的觀點類似，在這里我不再贅述。當然，在這里我不是否認項飆觀點的原創性和創新性，但如果我們提出一個“創新性”的觀點，反而不提他人已經提出的、相似的觀點做對比，說明自己的觀點如何更本土化地適應中國社會現實，或者在他們的基礎上有什么創新，這在學術上是不嚴謹的。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項飆這只是一個臨場發言和個人觀點，并沒有顧及到這么多。

最后一點是，文化分析和心態分析可能并不能成為一個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相比于文化的分析，我們可能更需要重提階級和經濟因素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在如今的經濟下行期，人民最需要也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生計問題，從失業大學生到普通勞工，面臨的最迫切的困難也就是經濟上的困難，

這就比如項飆此前在“無答案之書”中給青年的來信與回信，給項飆去信的觀眾看似生活背景豐富，但實際上給項飆去信的受眾在社會階層上是類似的——中產階層家庭的子女。這當然不是說他們面臨的焦慮、無助等社會心態并不是問題，但如果我們要研究一個普遍性的、中國（青年）面臨的問題，那可不能只待在自己的舒適區，待在一個由中產階層城市文化青年擁簇組成的回音壁里。

而從經濟角度對人們的社會生活進行分析，本來就是中國社會學史的優秀傳統，這方面的例子有陳翰笙的無錫調查，再到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費之分析》、陳達的《中國勞工問題》、《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等等。脫離生產過剩、經濟蕭條的社會背景和階級、社會階層因素，而單純從文化與心態角度討論人們的焦慮與痛苦，很可能是一種空中樓閣，實際上仍然無法達到關切社會或者解決結構性問題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