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起義前夕，蔣介石突訪昆明，盧漢為何沒有將他扣押？

1949年昆明商業街上，金圓券幾乎成了廢紙，銀行門口擠滿換不到錢的市民。此時的五華山省府大樓內，云南省主席盧漢面臨的難題比街上景象更為棘手。他手中拿著幾封電報，內容各不相同：一封從重慶發來，催促他馬上前去匯報工作；有些是秘密傳來的，敦促和平起義的倡議。

此時已是1949年8月，盧漢悄悄為自己和云南尋找后路已有數月。他感覺自己走在獨木橋上，一邊是蔣介石部署在云南的兩個中央軍，另一邊則是自己裝備陳舊、人員混雜的保安部隊。

在1949年4月，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京解放。這個消息穿過西南群山來到昆明城。盧漢心里清楚，時代已經變了，不能再按老路走下去了。他秘密派親信宋一痕繞道前往北平，與解放軍建立了聯系。這事他做得很是隱秘，連身邊最親近的副官也不清楚細節。

為守住西南最后這塊地盤，蔣介石早把中央軍第八軍和二十六軍派駐云南。帶軍的李彌和余程萬都是嫡系親信。這兩支部隊裝備美式武器，駐扎在昆明附近的安寧和宜良等地，像兩把鐵鉗對準省城。盧漢每發一道公文、每調一隊兵力，都很難避開他們的耳目。

1949年9月6日，盧漢心中雖忐忑，但還是乘飛機前往重慶。臨行前，他只簡單向家人交代了幾句。出乎意料的是，蔣介石在黃山官邸接見他后兩人談了近三小時，蔣介石稱贊盧漢治理云南的功勞，并承諾馬上撥發二十萬銀元，用于補充軍餉和鞏固邊防。

盧漢隨后帶著這個承諾返回昆明，但和他同機到達昆明的還有保密局負責人毛人鳳。銀元還沒有見到多少，監視的眼睛已布滿全城。

毛人鳳在昆明架設電臺，直接傳達蔣介石“清理整頓”的指令。9月9日，軍警在昆明全城突然逮捕數百名學生、記者及進步人士，這就是后來所稱的“九九整肅”。

當處決名單送到盧漢桌上等他簽字時，他提起筆又放下，最終只說：“這事還需要仔細審查。”那份處決令，他始終沒有簽下。

蔣介石在重慶盼著“整頓”的好消息，等來卻是盧漢的“拖延不辦”。他暗生懷疑，決定讓兒子蔣經國到昆明實地探查。

9月21日下午，蔣經國的飛機降落在巫家壩機場。他沒有住政府準備的賓館，而是住進前云南王龍云之子龍繩武的家中。龍云是盧漢的表哥，早已和蔣介石決裂，人在香港。這一安排，敲打的意味十分明顯。

蔣經國聽取毛人鳳的密報后，也親自上街觀察。當晚，他向父親發送密電，主要結論只有四字：“云南無事。”他認為中央軍實力占絕對優勢，盧漢即便有想法也不敢真正行動。正是這份電報，讓蔣介石最終決定親自前往昆明。

蔣經國并不知道，離他住處不遠的地方，盧漢剛聽完手下匯報：邊縱的游擊隊又悄悄獲得一批從昆明軍火庫“流出”的步槍，數量到達兩千支。

1949年9月22日，蔣介石的專機突然降落在巫家壩機場。機場已被二十六軍士兵提前一小時嚴密控制，氣氛緊張。盧漢率領云南文武官員迎接。從機場到城內青蓮街盧公館，沿途街道異常安靜，店鋪大多關閉，只有持槍哨兵站在路邊。

在盧公館客廳，兩人談話主要圍繞兩件事：一是駐云南中央軍的訓練和士氣，二是滇緬公路這條動脈如何防守。至于盧漢自己的保安部隊，蔣介石只是順口問及。盧漢回答得恭敬細致，逐一說明保障中央軍糧餉的做法和防守交通線的部署。

中午，盧漢在家中設宴。飯后不久，蔣介石以“廣州有急事”為由，啟程趕往機場。從降落到再次起飛，他在昆明只停留了約五小時。

這五小時里，盧公館的電話悄悄響起多次。幾條關鍵指令傳遞出去：昆明城內所有保安部隊提高戒備，但絕不可和中央軍沖突；五華山省政府內的重要文件全部整理，隨時準備轉移。

盧漢臉上陪著客人說笑，但心弦卻緊繃到極點。他知道，樓下站崗的衛兵中就有毛人鳳安插的人員；而距離昆明城不到三十里的第八軍駐地，李彌的裝甲部隊一旦接到命令，幾小時內就能沖進昆明城。

蔣介石的飛機離開后，昆明表面平靜，但外部世界緊緊盯著云南。法國駐昆明領事注意到，滇越鐵路運輸的物資有所變化，一些非民用物資正在悄悄調動。法國人擔心云南動蕩會影響他們在越南的利益，因此向盧漢傳遞模糊口信：起義可以，只要局勢不亂，鐵路仍可照常使用。

另一邊，美國駐昆明領事館的情報官則判斷失誤，他向華盛頓報告說盧漢仍是“可控”的地方官員。這一誤判使得美國當時沒有過多干預云南事務。這些外國或誤判或放任的態度，意外地為盧漢爭取到一段寶貴的喘息時間。

隨著全國戰局快速發展，迫使盧漢必須加快步伐。1949年10月，廣州解放，消息傳到五華山，盧漢明白，最終抉擇的時刻即將來臨。他召集龍澤匯和安恩溥等絕對可信的親信舉行秘密會議。

他們商議的事情很實際：中央軍第八軍和二十六軍的駐防位置及反應速度；自己新組建的七十四軍和九十三軍，彈藥儲備還能支撐多久；一旦起義，昆明城能堅守幾天。盧漢還特別問了省財政情況，此時金庫只剩下黃金約一千二百兩。這筆錢要維持全省運轉并支撐軍隊，遠遠不夠。

行動必須更快推進。盧漢以“加強防務、肅清地方”為由，繼續擴充和訓練保安部隊。同時，他親自過問“九九整肅”在押人員的處理。他以省主席名義，以“證據不足”或“情節輕微”為由，把數百人學生和進步人士分批保釋送離云南。這事也向外界傳遞了他的立場轉變。

十二月初，解放軍二野部隊已逼近貴州。12月6日，蔣介石飛往成都布置最后防御，行前致電盧漢，命令云南國民黨主要軍官及官員，包括李彌和余程萬等人，馬上去成都聽令。盧漢看到電報，當即意識到千載難逢的機會來了。

他一面催促李彌和余程萬等人前往成都，一面加緊最后準備。12月9日，國民政府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先飛抵昆明“協調防務”。盧漢對張群以禮相待，但隨即將他軟禁在住處。當天下午，李彌和余程萬等人從成都飛返昆明，剛下飛機便接到盧漢通知：“張長官在青蓮街公館召開緊急會議，請各位馬上前往。”

這是一個早已布好的局，傍晚時分，李彌和余程萬，以及軍統云南站站長沈醉等國民黨在云南的核心人物陸續走進盧公館客廳。他們看到張群面色沉重地坐在那里，而四周站滿盧漢的貼身警衛。人員到齊后，警衛立即封鎖所有出口。

當晚九點五十分，昆明全城戒嚴，無線電靜默。十點整，五華山省政府燈火通明。盧漢走進廣播室，對著話筒宣讀早已擬好的起義通電。

他的聲音通過電臺傳遍云南：“云南全體同胞，自今日起，脫離國民黨反動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云南起義，自此拉開序幕。

云南起義的消息傳到蔣介石那里時，他在日記中連寫幾個“痛心疾首”。隨后立即命令仍在云南的國民黨軍隊反攻昆明。而被扣留的李彌和余程萬被迫馬上寫信要求部下停火，但效果有限。國民黨第八軍和二十六軍仍向昆明發起進攻，激烈的昆明保衛戰打響。起義部隊和昆明老百姓共同堅守六天六夜。

12月18日，二野五兵團先頭部隊疾速趕到昆明以東的曲靖地區，殲滅部分國民黨軍。正在進攻昆明的國民黨部隊側后突受威脅，恐被包圍，倉皇向南邊的蒙自和開遠方向撤退。昆明之圍于是解除。

1950年2月20日，陳賡和宋任窮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舉行入城儀式，正式進入昆明。云南的歷史從此邁入新的道路。

回顧1949年9月22日那驚心動魄的五小時，盧漢按兵不動并不是畏懼或猶豫，而是在冷靜的等待。他需要時間調度兵力并等待外部戰局的變化。

歷史證明，他恰恰抓住了那個轉瞬即逝的時機。云南起義使數萬官兵走向新生，也讓這片土地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