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記·管晏列傳》有感，兼談我的一件糗事 | 陳漱渝

你在思考著什么-2號（國畫）張博聞，選自上海美術館（中華藝術宮）第十三屆上海美術大展

中國語言文字豐富，僅四字成語就多達約五萬條，其中有一個廣為人知，叫“管鮑之交”。管即管仲（？~公元前645年）。鮑即鮑叔牙（？~公元前644年）。他跟管仲先后輔佐齊公子小白，使小白成了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據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記載，管仲被齊桓公重用之后，深感鮑叔的推薦之恩，知人之明，寬厚之心。因為他跟鮑叔合伙做生意的時候，“分財利多自與”，鮑叔體諒他的貧窮，不以他為貪。他跟鮑叔共事的時候，管仲出了些主意并未奏效，鮑叔不以他為愚，知道他遇到了不順利的情況。管仲做官三次被罷免，鮑叔不認為他無才，知道他時運不濟。管仲打仗屢戰屢逃，鮑叔不認為他是膽小鬼，知道他有老母需要奉養。管仲曾經輔佐的公子糾在政壇失敗，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幽囚受辱，鮑叔不認為他無恥，知道他有大抱負而不拘小節。

2002年3月19日，因為年過六十歲，國家文物局黨組決定免除我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行政職務。在4月4日的宣布會上，我作了一個表示感激的發言，后來發言全文引錄進我的自傳《沙灘上的足跡》（三版改名為《我活在人間》）。為了表達單位干部職工對我的寬容和支持，我援引了“管鮑之交”這一典故，但情感激動時把管仲說成了鮑叔，歷史人物的關系整個弄顛倒了。這本自傳出版15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7月14日，鄒洪濤先生在《溫州讀書報》上發表了一篇《誤記與誤憶二則》，訂正我的上述錯誤。這件事令我汗顏。文中對我的褒獎以及為我進行的開脫更是讓我無地自容，產生了公開認錯并予糾正的寫作愿望。

鄒先生把我這件糗事說成“口誤”，這是確實的，但歸根結蒂還是我對傳統文化缺知少識。我學識上先天不足，在中文系就讀時，又趕上陳伯達提出“厚今薄古”的口號。在文化教育界，這是繼“反右”之后的又一次運動。我本來就對古典文獻陌生，比如清代的普及讀物《古文觀止》，共收先秦至明代的古文222篇，但我接觸到的不過幾十篇，而且一知半解。所以出現上述“口誤”，根本上還是因為自己的無知。如果熟讀唐詩三百首，熟讀古文二百篇，就很難出現這種低級錯誤。為了彌補自己的過失，我借助工具書把《管子》一書粗讀了一遍，有些感悟。于是寫成讀后感，希望繼續得到各方面的斧正。

首先需要說明，至今流傳的《管子》一書中雖偶有出自管仲本人的部分，但就全書而言應是管仲學派的集體著作。戰國時代《管子》一書幾乎家喻戶曉，但漢代以后逐漸湮沒不彰。據說原書共有564篇，大多重復，還有佚失，至今實存76篇。1956年，郭沫若在聞一多、許維遹等人校釋的基礎上，完成了一部《管子集校》，并于當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這一版本的某些方面雖然仍存有爭議，但畢竟是一部超越前人的校本。

我覺得，在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上，管子及其著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因為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孟，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莊，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韓非、李斯，而對管子的研究往往淹沒于其中，以至在一些有關思想史的專著中都沒有關于管子的獨立章節。至今對管仲的生年、祖地、家族等都說法不一。然而就其內容，《管子》一書的博大精深為諸子百家中所罕見，其經濟思想尤具當代意義。

管仲生活在周室衰微、諸侯紛爭的春秋前期，比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要早約170年，他思想的歷史局限性跟后來孔子一樣，實質上都是一種“牧民術”“馭民術”，借用魯迅的說法，也可稱為“野獸訓練法”。因為無論是儒家思想抑或法家思想，都是以維護等級制為前提，百姓在他們心目中都是君主治理的對象。不過他們把君主區分為明君與暴君：明君施仁政，暴君施苛政。儒家主張以德治國，提倡“仁”與“禮”；而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嚴刑峻法。管仲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使君王、大臣、貴族、百姓都有法可循，但總目的當然是加強君主的威勢，讓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威，群臣不敢為非作歹，老百姓也會服服帖帖。管仲的過人之處，是他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國為核心，“禮法并用”的治理模式。在兩千多年前，這是十分不容易的。所以管仲的學說不為當時的大臣、貴族所歡迎。

司馬遷的《管晏列傳》主要肯定了管仲在“任政相齊”后的三大貢獻：一，“通貨積財，富國強兵”。二，提出實倉廩，知禮節。三，“知與之為取”，懂得“與”和“取”之間的辯證關系。

齊國濱海，有發展經濟的特殊地理環境。在《管子》一書中，幾乎有三分之二的內容在談經濟。當然，管仲跟他同時代的思想家一樣，限于春秋時代的生產力水平，有重農業，輕商業和手工業的明顯傾向。但其經濟思想的豐富性和超前性卻使我驚嘆不已。管子深諳民心向背關系到社稷安全，所以提出了“以百姓為天”的口號：“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管子·治國》）在具體措施上，他調節貧富、改革稅制、刺激消費、管理市場、反對房地產過度開發。他甚至用操控糧食的手段發動貿易戰，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手段消滅了一些諸侯國。在管仲的惠民政策中，還包括了敬老愛幼，助殘扶貧，保護生態，防災抗疫等（《管子·度地》），給后人以深刻的啟示。

管仲以德治為法治的思想輔佐，以經濟基礎為精神文明的礎石。他任免官員的原則是德位相配，任人唯賢，反對官場奢靡之風。《管子·權修》篇指出：一個國家如果修建了過多的樓臺亭閣，就會增添百姓的負擔，削弱國家實力，降低君主威望。鮑叔是管仲的伯樂，有舉薦之恩。然而管仲病重之時齊桓公問他是否讓鮑叔來輔佐國家大政，管仲卻認為一個叫隰朋的人更為合適，因為他高瞻遠矚而不恥下問。這顯示出管仲不搞“山頭政治”的寶貴品格。所以管子提倡的法治，對國君、官員、百姓以及他自己都有約束力。

《管子》這部著作充滿了樸素的辯證思維，比如剛柔相濟，大小互補，遠近相共，虛實相兼，輕重并用……“與和取”也存在一種辯證關系。“與”就是給予，付出；“取”就是得到，招致。在治國之道上，有時必要的付出反能獲取更大的收益。書中記載，魯國發生內亂時，齊桓公派人去平息，事后魯國派人到齊國送禮，請求做齊國的“關內侯”，齊桓公沒有接受。狄人進攻邢國時，齊國對邢國國君加以賜封，表示支持，邢國事后進貢珠玉，請求做齊國的“關內侯”，齊桓公也沒有答應。狄人進攻衛國時，齊桓公對衛王進行封賜，并贈送三百匹良馬。齊國的這些對外援助受到了各國諸侯的贊譽，紛紛像趕集似的前來歸順。所以說，必要的付出能夠得到更好的回報。管仲認為這便是治理國家的法寶。

在介紹完管仲的業績之后，司馬遷接著介紹輔佐齊靈公、莊公、景公的君師晏嬰。這種體裁就叫合傳。晏嬰（？~公元前500年），字平仲，春秋時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其事跡多見于《晏子春秋》。司馬遷在列傳中并沒有介紹晏嬰的思想和政績，而只是寫了他的生活細事，特別是他與賢人越石父和馬車夫之間的兩件軼事：越石父被人賣到趙國當了三年奴隸，晏子跟他邂逅之后，覺得此人氣度非凡，就用自己車輛左側的一匹馬給他贖了身，兩人一起回到了齊國。晏子回家之后，未跟越石父打招呼，一個人直接進屋去了，越石父十分生氣，要求跟晏子斷交。他覺得自己被不了解的人輕視怠慢沒必要生氣，而一個知書達理的人仍然不尊重他，那還不如原來在縲紲之中。晏子聽了這番話，感到自己沒有真正做到禮賢下士，便把越石父尊為上賓，兩人成了莫逆之交。這個故事表現了越石父的錚錚傲骨，又突顯了晏子知錯即糾、廣納賢士的博大胸懷。第二件軼事是，晏子的車夫意氣揚揚，十分自得。有一次，車夫的妻子從門縫里偷窺到晏子，便提出跟丈夫離婚。車夫問她要離婚的原因。妻子回答道：“晏子這樣矮小，居然官至宰相，名揚諸侯。你高大魁梧，給人當車夫還自以為得意，我不跟你過了。”車夫從此嚴格要求自己，后來被晏子提拔，做了齊國的大夫。司馬遷佩服晏子的才華和為人，表示如果晏子還活著，他也愿為晏子執鞭趕車。

《管晏列傳》的作者司馬遷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開山祖師。《史記》既是歷史著作，也是文學著作，從這個意義上堪稱為史詩，代表了兩漢文學的最高水準。司馬遷十歲誦古文，三十六歲遵父命撰寫《史記》。他的成就來自于“讀萬卷書”，也得益于“行萬里路”。他曾隨漢武帝出巡，飽覽名山大川，進行了廣泛的田野調查，所以《史記》中的記載有的來自于文獻典籍，有的來自于口述歷史。比如《管晏列傳》中，晏子的車夫跟他妻子的那番對話，肯定是來自口口相傳，因為即使當年有監視器和錄音機，也未必能錄到夫妻間這種私密性的對話。但就總體而言，《史記》的基本史實可靠，堪稱信史。

《管晏列傳》的文學性，首先表現在文中包含的小說因素和雜文因素。管仲這個歷史人物事跡突出，思想豐富，但司馬遷只突出了“管鮑之交”。晏子氣度恢宏，智勇雙全，司馬遷只突出了他的兩件軼事。這種寫法類似于當下的小小說。司馬遷解釋道：“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大意是：我讀了管子的《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他們的言論記載得已很詳盡。讀了他們的著作，還想考察他們的所作所為，所以為他們撰寫了列傳。至于他們的著作，世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重復，只記他們的軼事傳聞。

《史記》中的雜文因素，主要體現在文末“太史公曰”這一部分。“太史公曰”是《史記》每篇結尾部分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集中表現出司馬遷的史德與史識。司馬遷的評價褒貶分明，膽識過人。管仲這個人物，司馬遷明知被“孔子小之”（《論語·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意思是：管仲的氣量狹小得很呀）而他生活的時代，漢武帝又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以司馬遷公開發表這種見解，可以說是逆君而行。他秉筆直書，表現了史家的凜然骨氣。

《管晏列傳》的文學性還表現在語言精警凝練。文中介紹晏子的私人生活和官宦生涯僅用了75個字：“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表現了晏子的儉樸自律。“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表現了晏子的官場智慧。這句話的大意是：君王有話咨詢他，他就正直諫言；沒有問到他，他就謹慎行事。君王有道，他就堅決貫徹；國君無道，他就權衡利弊，酌情處理。這就是晏子能成為三代君師，使齊國名揚諸侯的原因。

《管晏列傳》語言的凝練，不僅表現了司馬遷駕馭文字的能力，而且表現出他對筆下人物思想行跡的精準把握。“倉廩實而（一作‘則’）知禮節，衣食足而（一作‘則’）知榮辱”，出自《管子·牧民》篇，提綱挈領地介紹了管子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關系的辯證理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這八個字高度概括了晏子的處世為人之道，也是司馬遷立身行事的基本準則。司馬遷的人生悲劇是為友人李陵辯護釀成的，而他的出發點卻是“進思盡忠”，思之不禁令人扼腕嘆息。

《管晏列傳》的文字還有一種震撼情感的韻律感。韻律感不僅來源于語言的節奏，如通過管仲的自白表現鮑叔的美德，連用了包含“不以”二字的五組排比句，蕩氣回腸。以這種排比加深了讀者對鮑叔牙知人美德的印象。“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這種肺腑之言，增強了文章的抒情性，使“管鮑之交”成了千古絕唱。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老病交加，諸多不順。在人生的灰暗時刻，我勉力寫了這篇短文，聊以補過。如果天假我年，我仍會繼續寫若干篇，輯成一組《陳漱渝學術反思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