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封疆大吏黃興國：封官許愿，任人唯親，大搞迷信活動，極為貪婪

引子：一紙“雙開”通報為何連用四個“極”？

2017年1月4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黃興國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通報。全文不足千字，卻罕見地出現四個“極”——“性質極為惡劣”“情節極為嚴重”“政治危害極大”“影響極壞”。熟悉黨紀發布體例的人都清楚，這是給“極極少數”留存的“頂格”表述。

四個“極”背后，是一名副省級市委書記如何把公權力異化為“私人領地”，又是如何把“兩個維護”異化為“兩面人”活教材的完整過程。本文依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中央巡視辦、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權威公開材料，還原黃興國案時間軸、利益鏈與思想鏈，為“反腐敗斗爭永遠吹沖鋒號”提供最新注腳。

一、從“知青隊長”到“封疆大吏”：權力異化的三段跳

黃興國1954年出生在浙江象山一個普通漁家，17歲插隊，19歲入黨，21歲就當上“知青點”黨支部書記。

1983年，29歲的他出任象山縣副縣長，成為當時浙江最年輕的縣處級干部之一；1997年躋身臺州市委書記，首次主政地級市；2003年調任天津，先后任常務副市長、市長，2014年12月扶正為天津市委書記。

從縣到市再到直轄市，黃興國用33年完成“三級跳”。然而，回望其仕途中三個清晰“拐點”，恰恰也是權力觀扭曲的“三級跳”：

1. 象山“賣海”——第一次把資源當“籌碼”。

1990年代初，黃主持拍賣沿海灘涂使用權，被其后來交代：“第一次感到‘簽字就能生錢’。”（天津市紀委《黃興國懺悔書》）

2. 臺州“賣官”——第一次把官帽當“商品”。

1998年，臺州市路橋區原區長梁某為“調動”送上10萬元現金，黃“半推半就收下了”。這是后來司法判決認定的第一筆受賄事實。（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7〕津02刑初52號）

3. 天津“賣城”——第一次把城市規劃當“自留地”。

2007年起，黃插手海河開發、地鐵上蓋、于家堡金融區等多宗土地，通過“調容積率、改用地性質”變現，成為其受賄“高峰期”。

官方認定，2003年至2016年，黃直接或通過家人收受財物共計人民幣3627萬余元，其中近七成集中在天津時期。

二、鮮為人知的四幕“暗線交易”

（一）“紙面存款”：受賄3627萬為何只花掉180萬？

判決顯示，黃興國受賄款中最大一筆來自天津某地產商鄭某——單筆1500萬元。令人瞠目的是，這筆錢并未購置豪宅、名表，而是以“紙質存單”形式在其胞弟黃某家中衣柜里“躺”了7年，連塑料封都沒拆。

黃歸案后交代：“錢多到不敢花，也不敢存銀行，怕暴露。就想退休后再說。”

——當貪欲突破紀法底線，金錢不再是“享受”，而成了“定時炸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專題片《打鐵還需自身硬》第三集）

（二）“風水常委”：市委常委會前為何要先看羅盤？

2015年9月，天津市委常委會研究于家堡高鐵站周邊地塊出讓。會前，黃卻獨自驅車到工地，手持羅盤“定向”，隨后把原定北高南低的建筑限高改為“南高北低”。

這一改動讓某港資地產項目多獲利2.3億元。事后，該公司通過“黃氏表哥”送來港幣2000萬元。

“看羅盤”看似荒誕，本質是以“民俗”包裝的利益輸送，把城市天際線變成個人“提款機”。（中央巡視辦《巡視“回頭看”反饋意見》）

（三）“封官許愿”：一次飯局定下6名區委書記？

2016年3月，黃在私人會所宴請市管“后備干部”名單上的9人。

席間，他當眾拍板：“河東、河北、紅橋，還差書記，你們幾個準備一下。”

兩個月后，天津市委調整區級班子，6名在場干部果然“心想事成”。

“跑官要官”從暗處走到酒桌，用人導向被明碼標價，政治生態遭受“劣幣驅逐良幣”的重創。（《人民日報》2017年1月5日評論員文章）

（四）“影子股東”：妻兒持“干股”只負責簽字？

黃妻張某、長子黃某，在天津注冊3家“科技咨詢公司”，既無員工也無辦公場所，卻先后拿到4家國企“咨詢服務費”人民幣840萬元。

司法審計顯示，所謂合同標的均為“軌道交通可行性評估”，但4家國企從未收到任何評估報告。

“白手套”公司成為贓款“漂白機”，也撕開了家風敗壞的口子：父在前臺“批地”，子在后臺“收錢”，妻在中間“轉賬”。（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起訴書）

三、案發自毀：一次“常規巡視”如何戳破“兩面人”畫皮？

黃興國落馬并非“突發”，而是“多軌并行”的必然。

1. 2016年6月，中央第五巡視組對天津開展“回頭看”，發現“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官商勾結”三大問題。

2. 同月，審計署京津冀特派辦在軌道專項資金審計中，發現3家“空殼公司”與黃家有交叉轉賬。

3. 7月，中央紀委接到群眾實名舉報，反映黃在某寺廟“燒頭香”、請“御守”給商界人士。

4. 8月，中央領導對巡視報告作出批示：“對黃興國同志的問題線索，可查深一層。”

5. 9月10日，中央紀委對黃立案審查；2017年1月移送司法。

——從巡視發現問題到立案，僅用92天，再次印證“巡視利劍”不是抽象口號，而是制度利器。

四、庭審現場：3627萬贓款為何“零上訴”？

2017年12月，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處黃興國有期徒刑12年，并處罰金人民幣300萬元。

庭審中，黃對起訴書指控的13起事實全部認罪，辯護律師僅就“部分金額性質”提出異議，黃當庭打斷：“不要再爭了，都是我同意的。”

判決生效后，他未上訴，贓款在宣判前已全部退繳。

“零上訴”背后，是反腐敗政策感召與法律威懾的雙重作用：

一方面，監察法草案（當時已公開征求意見）明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另一方面，黃在懺悔書中寫道：“組織給我留了一條命，也給家里人留了一點臉，我唯有全盤接受。”（天津市高院《職務犯罪審判白皮書》）

五、案后余波：天津如何“清淤”？

黃興國被查處后，天津市委開展“圈子文化”專項整治，對市管干部“二次體檢”，共問責處理286人，其中廳級干部27人。

2018年，天津將全市559名“裸官”全部調整到位，對125名“突擊提拔”干部“回頭看”，取消任命或降級使用33人。

與此同時，天津在全國率先建立“規劃委員會+公開公示”制度，任何一塊經營性用地出讓，必須經專家、媒體、公眾代表三方聯席票決，市委書記“末位發言”，從制度上鎖死“一支筆”自由裁量空間。

——反腐敗不是“一查了之”，而是“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把個案教訓轉化為治理效能。

六、權力失控的三條思想鏈

1. “升官—發財—再升官”的循環鏈

黃在懺悔書中回憶，1990年代一次飯局上，某位“老領導”拍著他肩膀說：“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一句話如“種子”埋入心田。此后，他把每一次提拔都當成“變現”機會，用“政績工程”換“經濟回報”，再用“經濟回報”鋪“更高臺階”，形成惡性循環。

2. “家長制—圈子文化—碼頭文化”的依附鏈

黃把天津“北方大港”優勢異化為“碼頭文化”，在干部中分“船幫”“泊位”，以“誰聽我的”劃圈，以“誰送多少”排序。

政治依附取代組織原則，必然導致“一把手”變成“一霸手”。

3. “兩面人—僥幸心理—迷信心理”的麻痹鏈

公開場合，黃張口“四個意識”、閉口“兩個維護”；私下卻每年正月初五到某寺廟“燒頭香”，把“貔貅”“轉運輪”擺滿辦公室。

迷信是內心空虛的外化，更是紀法底線崩塌后的“精神嗎啡”。

當“兩面人”習慣用“風水”對抗“巡視”，用“許愿”掩蓋“貪腐”，離落馬也就不遠了。

七、結語：以案為鑒，永遠吹沖鋒號

黃興國案已塵埃落定，但警示遠未結束。

3627萬元贓款、12年刑期、四個“極”字，不只是一個人的政治生命終點，更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零容忍”的醒目標本。

“反腐敗斗爭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誰把公權力當私器，誰就會被黨和人民徹底拋棄。”

“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民造福，任何‘封官許愿’的算盤，最終都會變成給自己量刑的算盤。”

當制度籠子越扎越密，當巡視利劍高懸頭頂，當“三不腐”一體推進，任何“兩面人”都將無處遁形。

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在路上”的堅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