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蘊化看陶寺：觀象臺冬至迎日、圭表測影——陶寺遺址這樣定義“中國”

1958年，山西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幾枚不起眼的灰陶殘片意外破土而出。這一偶然發現，如同鑰匙般悄然叩開了一座沉睡長達四千年的遠古文明大門——陶寺遺址。

史前“文明秘密”

陶寺遺址的年代距今約4300年至3900年，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期。

它擁有中國史前時期要素最齊全的都城結構。考古實測表明，僅城墻以內的面積就達到了驚人的280萬平方米，相當于北京故宮面積的4倍，甚至比舉世聞名的平遙古城還要宏大。古城外城城墻東西長約1800米、南北寬約1500米，地下夯土地基深達10米，建造工程極為浩大。

在陶寺一座城門遺址中，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高等級門闕遺跡，其東西城闕圍合而成的“凹”形城門格局，與后世故宮午門形制相似。更為重要的是，在外城之內，還發現了被城墻單獨環繞的宮城，使陶寺成為中國最早的具有“宮城—外郭城”雙城制格局的都城。

遺址內還發現了古老的天文觀象臺，以及功能明確的獨立倉儲區、由工官管理的手工業區、等級森嚴的墓葬區和平民居住區。

累計出土陶器、銅器、木器、玉石禮器等各類珍貴文物超過5500件。這些考古成果共同揭示了一套完備的都城規制、成熟的天文觀測體系和初興的禮樂制度，雄辯地證實了中國早期邦國形態的誕生。

陶寺遺址展現出早期國家都城的盛大氣象，作為與良渚、石峁、二里頭并列的“四大都邑性遺址”之一，它見證了“中國”概念的萌芽與孕育，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關鍵支點，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堯舜之都”

曾長期擔任陶寺考古隊領隊的何努認為，將陶寺與堯聯系起來，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證據鏈。

“在考古上來說，單個證據確實很弱，單一證據確實有瑕疵，不能以此下定論。我們要把那些地下不會說話的破碎的、有瑕疵的材料發掘出來、解釋出來，同時結合文獻與當地的人類學材料，包括當地民俗、傳說、方言、地方志、地名、家譜等，把它們串成一個證據鏈，形成一個指向性，最終得出結論。”何努向分析說。

在何努看來，在文字方面，扁壺朱書上的文字即“文堯”，且“堯”字在陶寺還有出土，具有明顯的指向性；陶寺的天文歷法、觀象臺與《堯典》的記載形成了系統性的印證；陶寺還出土了圭表，與文獻里記載的堯派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去四方測量的記載相印證，也體現了當時堯構建天下觀的政治動機，陶寺即為“地中”。

同時，陶寺遺址還發掘出了顯現王權威力的玉鉞，給諸侯分等級的玉圭等禮器。

學者們研究發現，陶寺遺址可以分為4300年前至4100年前的早期，4100年前至4000年前的中期，以及4000年前至3900年前的晚期三大階段。每個階段變更時整個遺址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顯然是發生過政權的更迭。

何努強調說，陶寺作為“堯都”的證據越來越多，但陶寺不只是“堯都”，也是“舜都”。“陶寺早期是堯的都城，中期是舜的都城。‘堯’是一個王族，‘舜’也是一個王族，每個王族都有好幾代王，他們都有一個偉大的人物代表，在歷史中經過傳說和文獻加工，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知的‘堯’和‘舜’，這需要辯證地看待。”

關于堯舜“禪讓”，何努表示，在考古中可以發現痕跡，比如都城形制變了，早中期的王族變了，但是他們還屬于陶寺文化，都是陶寺邦國，沒有改朝換代，從總體上講，它是一種和平的過渡，這就是“禪讓”。

“古本《竹書紀年》里說得很清楚，說‘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現在有很多很多證據來證明，這確實是歷史的事實，‘禪讓’也不是那么和平，肯定發生了政治斗爭，只不過沒有流血而已。”

舜入主陶寺，文獻上叫“之中國”（到“中國”去），陶寺即“中國”，在此之前，舜的根據地在山西洪洞縣一帶。

舜到陶寺執政之后，接替了堯的權力，并把堯的兒子丹朱流放到了今天的山西浮山縣一帶，文獻中有記載山西浮山縣為丹朱食邑。“這些遺址相互關聯，在考古上都能得到印證。”

學者們還發現，陶寺文化蘊含著一種強而不戰、盛而不擴，富有多元融合性的文化內核。比如陶寺人并沒有選擇對外大肆擴張、窮兵黷武，反而是重視建城與禮制，強調秩序與生產，王墓中發現的“豮豕之牙”象征著“修兵止戰”的執政理念，這些恰好與后世所稱頌的堯舜時期執政理念契合。

在幾十年的考古工作中，研究團隊綜合運用了磁力儀、探地雷達物探、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包括孢粉、浮選、選種）、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學研究等多種現代科技考古手段，并結合碳十四測年技術進行年代學探討。

多學科證據共同判定，陶寺文化的主體年代約為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間，這一時間段與古籍文獻中記載的堯、舜時代大致吻合。

四千年前的“中國”天文

12月21日，是我國二十四節氣中的“冬至”日。冬至的早晨8時15分，日出東方塔兒山，第一縷陽光透過陶寺遺址古觀象臺的第2號觀測縫，直射觀測點的圓心。先民們這一精妙設計，吸引了許多游客清晨來到這里，沉浸式觀看這一天文奇觀。

原來在4000多年前，古人便通過柱縫觀測日出方位，觀天象、授農時。

陶寺遺址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發現的世界最早圭表儀器實物。圭表用來測量太陽影子，正午時，太陽照立表投向圭尺的影長，通過影子的長短來判斷節令，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長。它不僅能制定太陽歷法，還能測定“地中”。陶寺圭尺的第十一刻度長39.9厘米，合陶寺時期的1.6尺，這是4000年前晉南地區的“地中”標準刻度，由此測量出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國”，便是“中國”的由來。

陶寺古觀象臺與塔兒山遙遙相望，依據夯土基址復原，占地面積約1400平方米，由13個柱子圍成半圓形夯土柱列，陽光在不同的節令從對應的柱縫中穿過，柱縫有20厘米寬，相當于目測太陽的直徑。觀測者站在固定的觀測點上，當太陽完整地出現在對應的柱縫中，表明這一天是準確的節令時點。陶寺人制定出了將一年分為20個節氣的復雜歷法，其中包含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及粟、黍、稻、豆等當時主要農作物的農時。

這一發現與《尚書·堯典》中記載的帝堯恢復天文觀測，制定歷法，使百姓安定、萬邦和諧的功績，“（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以及《史記·歷書》記述的堯帝恢復歷法的過程：“堯復遂重黎之后，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都有著驚人的吻合。

自陶寺開始，中國的文明進入了一個從滿天星斗到多元一體的轉折期，這個時候天下觀已經開始出現了，先民對文明也有了自己的解讀，那就是“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經天”指的是對時間的控制，“緯地”則是對空間的控制，陶寺通過一系列對天和地的觀測，認為他們所建立的都城和國家，就在天地的“中心”，也就是所謂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四千年的“音樂傳承”

《詩經·小雅·鹿鳴》中寫道，“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這里提到的“簧”是什么？今天帶你穿越回4000年前，一起感受那時的音樂律動。

4000年前的“樂隊”竟然配上了“調音鼓”

中國被稱為“禮樂之邦”。禮器，是“禮”的物化載體，也是社會地位的象征。4000年前陶寺的“樂器圈”里有幾個代表——石磬、土鼓和鼉鼓，它們總以組合形式被發現。而這里面最有特色的，便是文獻里所說的土鼓。何努介紹，土鼓由陶土燒制而成，鼓底部有4個凸起的小洞，推測是在敲的時候，通過蒙住與敞開不同的小洞，來調節鼓的音色。何努解釋，這個“樂隊”中的樂器，可能都不是陶寺最早發明的，但陶寺先民把這些樂器組成了一個“樂隊”，成為中國禮樂文明的重要源頭。

古人“手工牌”口弦琴超精致

口簧又被稱為口弦琴，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陶寺遺址出土了一個口簧，通體呈棕黃色，是一個極薄的骨片。

演奏口簧時要將琴體的一端含在口中，通過嘴唇、口腔的開合調整共鳴空間，同時用手指輕輕撥動游離的簧片。簧片振動產生的聲音經口腔共鳴放大，便發出清脆、悠揚的聲音。這種演奏方式靈活便捷，演奏者可通過控制口型和氣息，或模仿動物聲音或演奏神秘旋律。

此外，當時口簧可能還被賦予了溝通神靈、祭祀祖先的功能，這個最小的民族樂器在達斡爾族、蒙古族、俄羅斯族、鄂溫克族等少數民族中至今還在使用。

音符穿越千年帶來遠古文明的光輝

《唐樂志》中寫道：“女媧作笙，列管于匏上，納簧其中。”“女媧作笙簧”的神話故事代代相傳，口簧因此被稱為“人類擁有的第一件樂器”。

在物質生產相對匱乏的遠古時期，陶寺先民沒有僅僅專注在生存需求里，也對精神文化生活充滿向往，他們通過音樂抒發情感、傳遞信息，構建族群內部的情感聯結，這也是陶寺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它的出土為研究中國早期音樂史提供了關鍵證據。陶寺遺址中還發現了鼉鼓、土鼓、銅鈴、石磬等其他樂器，它們共同勾勒出陶寺時期“聲樂與器樂并存”的音樂圖景，為探討中國音樂的起源與發展提供了實物支撐。

遠古“初音”，回響至今，它像一把鑰匙，打開時光之門，帶我們走進先民的生活日常，讀懂他們心中的祈愿。

來自現代文明的期待

陶寺遺址如同一部無字的史書，用夯土基址、圭表刻度和樂器遺音，默默訴說著四千年前的文明故事。它不僅是早期國家的都城雛形，更是“中國”天文觀念與禮樂制度的源頭見證。從觀象臺冬至迎日的智慧，到圭尺測定“地中”的實踐，從土鼓石磬的禮樂回響，到“堯舜之都”的史跡勾連，陶寺以其宏大的格局、精妙的秩序與深厚的文化內涵，實證了中華文明早期從“滿天星斗”走向“多元一體”的關鍵歷程。這座沉睡千年的古城，正以考古之光照亮我們通往遠古的精神之路，讓文明的記憶跨越時空，持續回蕩。

文 / 李東臻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山西晚報、央視一套、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