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畫背后的秘密：館長、藏家與拍賣行的奇妙聯結

2025年歲末，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圖卷以“8800萬估價”現身拍賣行，卻因一場舉報匆匆撤拍。這幅畫的“傳奇”不止于估價——它曾是龐萊臣“虛齋舊藏”的核心，1959年由龐家捐贈給南京博物院，卻在30年后“調劑”給私人美術館，最終流向拍賣場。當我們梳理這起事件的人物關系與時間線，會發現一系列“巧合”背后，藏著文物圈里“心照不宣”的游戲規則。

一、被制造的“家族代言人”：生物學碩士的“文物圈闖關記”

2014年，南京博物院“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上，一位叫徐鶯的年輕女性以“龐萊臣之弟龐贊臣的曾外孫女”身份亮相。她穿著素雅的旗袍，對著媒體講述“家族收藏往事”，連《三聯生活周刊》都為她做了專訪。但龐萊臣的曾孫女龐叔令卻看出了破綻——“龐贊臣根本沒有曾外孫女，她的本科專業是生物學，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建蘭花葉病毒’，怎么突然成了書畫收藏專家？”

隨后的訴訟證實了龐叔令的懷疑：徐鶯無法提供任何與龐家的血緣證明，她的“后人”身份是南博策展人龐鷗“包裝”的。這場“身份造假”并非孤立事件——它為后續龐家捐贈文物的“流失”埋下了伏筆：如果徐鶯的“后人”身份被固化，那些從南博“消失”的畫作，或許會被貼上“家族授權”的標簽，合法流入私人收藏。

二、從南博庫房到藝蘭齋：一幅畫的“合規”漂流記

《江南春》的“漂流”始于1959年的捐贈。龐增和（龐萊臣之孫）將137件（套）“虛齋舊藏”無償捐給南博，其中就包括仇英的《江南春》。但1961年和1964年，南博兩次組織專家鑒定，認定《江南春》等5幅畫為“偽作”。1997年，南博以“不夠館藏標準”為由，將這5幅畫“調劑”給江蘇省文物總店（時任法人是南博院長徐湖平）。

巧合的是，1997年7月，陸挺的南京藝蘭齋美術館正式成立——而《江南春》正是在1997年5月從南博庫房“調撥”至文物總店，兩個月后被陸挺購得。更“巧合”的是，陸挺的妻子丁蔚文后來在論文中寫道：“《江南春》得于龐氏后人”，卻只字未提南博“調劑”的事實。這幅畫從“國有館藏”到“私人收藏”的流轉，完美契合了“文物出庫—私人美術館成立—藏家購得”的時間線。

三、圈子里的“游戲規則”：館長、藏家、拍賣行的“一家人”

陸挺與南博的“緣分”不止于《江南春》。他是江蘇省收藏家協會的活躍成員，而該協會的第一任會長正是南博院長徐湖平。更耐人尋味的是，陸挺的妹妹陸昂是北京嘉德拍賣公司的總裁——而《江南春》正是在嘉德2025年春拍上現身的。這種“親屬網絡”讓畫作的流轉始終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進行：從南博庫房到文物總店（徐湖平任法人），再到藝蘭齋（陸挺所有），最后到嘉德拍賣（陸昂執掌），每一步都“合規”，卻又每一步都“巧合”。

徐湖平的“跨界”身份更值得關注：他既是南博院長，又是文物總店法人，還是收藏家協會會長。這種“管理者+經營者+協會領導者”的三重身份，讓文物的“調劑”決策有了“圈子內”的默契——當文物從國有庫房流向私人收藏，當藏家與館長、拍賣行老板成為“一家人”，“合規”的流程背后，或許藏著“定向剝離”的隱線。

四、如果沒有“較真”的后人：一場差點完美的“傳承”故事

龐叔令的“較真”打破了這場“完美”的循環。2025年6月，她在南博庫房發現，1959年捐贈的137件（套）畫作中，有5幅“不知去向”，其中就包括《江南春》。隨后，她向法院申請強制南博提供流轉材料，并舉報了嘉德的拍賣行為。如果沒有她的堅持，《江南春》或許會以“龐氏后人授權”的身份，在拍賣場以8800萬成交，而其他4幅遺失的畫作，也會永遠消失在“國有文物”的清單里。

附：五幅遺失畫作的“漂流”軌跡

仇英《江南春》圖卷：1959年捐贈南博→1961年、1964年鑒定為“偽作”→1997年“調劑”給江蘇省文物總店→2001年以6800元售給陸挺→2025年現身嘉德春拍（估價8800萬）→因舉報撤拍。

趙光輔《雙馬圖軸》：2014年現身上海嘉泰拍賣會（成交價230萬）。

王紱《松風蕭寺圖軸》：下落不明（無拍賣記錄）。

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2005年現身北京嘉德（成交價55萬）。

湯貽汾《設色山水軸》：2007年現身北京大唐秋拍（成交價不詳）。

結語：當“巧合”成為“必然”，我們需要怎樣的“傳承”？

這起事件的核心，不是“偽作”與否的爭議，而是“國有文物”如何在“合規”流程中流向私人收藏。從徐鶯的“身份造假”到陸挺的“精準購畫”，從徐湖平的“跨界管理”到嘉德的“親屬拍賣”，每一個“巧合”都指向同一個邏輯：當文物的“所有權”與“解釋權”被圈子內的人掌控，“捐贈”可能成為“流失”的起點，“國有”可能成為“私有”的偽裝。

龐叔令的堅持，讓我們看到了“較真”的意義——它不僅是為了找回幾幅畫，更是為了守護“捐贈”的信任：當普通人將傳家寶捐給國家，他們相信的是“國家會妥善保管”，而不是“國家會將它‘調劑’給私人”。這起事件的最終答案，或許藏在江蘇省文旅廳的調查中，但更藏在每一個文物愛好者的期待里：我們需要的，是透明的流程、清晰的產權，以及對“捐贈”二字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