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深冬的時候,龐叔令觸摸著南京博物院那封66年前的感謝信的脆邊。紙頁上“我們一定好好保存這批古畫”的墨跡呈現出暈染開來的狀態,如同歷史本身被洇濕的承諾一樣。這場和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相關的官司,如今在玄武區法院的卷宗里有了進展,卻意外地引出了一段更為幽微的往事。在首任院長曾昭燏的日記當中,找不到1961年那場關鍵鑒定的任何一點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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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曾昭燏的沉默很具有意味。她出生于湘鄉曾氏家族,終身沒有嫁人,是一位考古學家。她在治學方面一直都很嚴謹。在1950年主持南唐二陵發掘工作的時候,她連陶罐的碎片都親自進行編號。在1962年她親自給龐增和頒發獎狀,獎狀上的小楷書寫得如同刻印一般工整。像這樣事無巨細的一個人,如果真的主持過張珩、謝稚柳這些大咖的鑒定工作,那么她的日記里怎么會沒有相關的痕跡?倒是在她1964年療養之前的記錄中,常常有和龐家一起欣賞書畫的茶會,從字里行間能夠看出如同知音一般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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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去查看當年的交接清冊。龐增和用如同印刷體一般的字跡列出了137件藏品。每頁都有蘇州文化局官員簽注稱以上這些是逐件點過的。但是南博歸檔的時候卻登記為115件。這22件的差額就像一道暗傷,早已在信任關系上出現了細縫。更為奇怪的是,1964年第二次鑒定的時候,恰好曾昭燏因為精神疾病加重而缺席。而王敦化等人的鑒定結論和她生前厚待龐家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仿佛有一雙無形的手,在院長意識模糊的時候改寫了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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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那一批劃撥調劑的票據看起來頗為詭異。時任副院長徐湖平簽字的撥交單嶄新得有些奇怪,2001年省文物總店的銷售發票上記載著收貨人是顧客。收藏家馬未都直接指出:文物交易一直都需要實名,這樣的疏漏如同在拍賣錄上蓋上童話印章一般。當年以6800元撥得的《江南春》圖卷,三十年后在拍賣行進行估價為8800萬,這個價格上的落差,仿佛給體制方面的漏洞打上了一道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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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家和南博之間的緣分原本不應該如此狼狽。1958年,鄭山尊代表省文化局上門,表示國家存在困難且庫房里的東西數量較少。龐增和在捐出虛齋舊藏的時候,并沒有留意到137件和115件之間的數字差異。1963年,徐沄秋借走吳鎮的《松泉圖》,龐家連借據都隨意地卷在畫缸里面。這種基于君子協定所產生的信任,比任何合同都更能彰顯出老派文人的高尚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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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南博現在陷入輿論的漩渦,其本質是特殊年代管理混亂所留下的后遺癥。在1988年龐增和起訴索畫的時候,院方把吳歷山水冊的捐贈人登記成南京的藏家陶白。而策展人龐鷗在2014年的畫冊里寫龐家敗落到賣畫來維持生計,把捐贈世家說成破落戶。這種系統性的檔案錯誤,使得單個當事人的辯白都顯得沒有力量。就像徐湖平回應簽名質疑時說自己并不知情,聽起來像是在推諉,但是仔細思考一下又何嘗不是官僚體系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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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當我們追問誰在承擔責任的時候,或許應該將鏡頭拉得更遠一些。從1959年捐贈的時候眾人滿懷熱情,到2025年拍賣場引發較大的波動,這中間六十六年的變化,已經不只是個人之間的恩怨那一點事情了。如同曾昭燏制定了文博工作人員不私藏古董的院規,可是自己卻用工資為困難員工的孩子繳納學費,制度的嚴格性和人情的溫暖性,一直是很難處理的具有辯證性質的狀況。
當下在恒溫庫里放置著132件虛齋舊藏。這些舊藏依然留存著龐萊臣當年親自蓋上的收藏印。曾昭燏墓前的松柏生長得較為繁茂,其樹冠如同傘一般。很多被時間所掩蓋的真相,或許如同《江南春》圖卷上的絹絲,在適宜的光線下,會忽然顯現出經緯的紋路。
歷史的評判通常到來得比較遲緩。但是當指尖觸碰到捐贈信箋的脆邊,當發票上“顧客”這兩個字出現的時候,我們需要銘記:文明的傳承既需要像龐家那樣的舍棄個人私利而秉持公心,也需要像曾昭燏那樣的謹慎獨自堅守正道。而很多模糊不清的是非曲直,就交給更為漫長的時間去進行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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