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起點真是1939？1931年的炮聲早藏著答案

提起二戰起點，多數人會脫口而出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英法對德宣戰。但如果翻1931年9月19日的《申報》，頭版頭條是“沈陽昨夜突發沖突，日軍攻占北大營”；再看美國國務院1931年9月22日的內部備忘錄，寫著“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但未威脅美國在華利益”。這些塵封的史料提醒我們：二戰的硝煙，或許早在1931年沈陽柳條湖的爆炸聲中就已點燃。

一、1931年的炮聲：被忽視的“起點信號”

1931年9月18日晚10點20分，日本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沈陽柳條湖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隨即炮轟北大營。這就是“九一八事變”。

當時的國民政府反應耐人尋味。蔣介石9月19日給張學良發密電：“沈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沖突，以免事態擴大。”（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蔣介石致張學良密電》）這種“不抵抗”政策，讓日軍僅用4個月就占領東北三省。但鮮為人知的是，事變并非偶然——日本陸軍省1931年7月制定的《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明確寫道：“以武力占領滿洲為前提，制造事端。”（吉林省檔案館藏《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輯佚）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軍事冒險。

國際上，國聯的反應更具象征意義。1932年10月，國聯調查團提交《李頓調查團報告書》，認定“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卻又稱“滿洲是中國領土，但日本有特殊利益”。這種模棱兩可的結論，實際縱容了日本的侵略——1933年，日本干脆退出國聯，為全面侵華鋪路。（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原件）

二、從“地方事件”到“全面抗戰”：中國戰場的六年鋪墊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并非毫無抵抗。1931年9月20日，《申報》發表社論《國人乎速起！》：“日軍侵我土地，殺我同胞，凡有血氣，豈能坐視？”（申報數據庫1931年9月20日刊）但國民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直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才被迫全面抗戰。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中央檔案館藏《蔣介石廬山談話記錄》）這句話標志著中國從局部抗戰轉向全面抗戰。此時距離九一八事變已過去6年，中國戰場牽制的日軍兵力，已從1931年的不足2萬增至1937年的17個師團（占日本陸軍總兵力的40%）。

這6年里，中國的抵抗從未停止。1933年，二十九軍在喜峰口用大刀夜襲日軍；1936年，傅作義在綏遠擊敗日偽軍；中共領導的東北抗聯，在白山黑水間牽制10余萬日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這些抵抗看似分散，實則像一道防線，延緩了日本“北進蘇聯、南下南洋”的戰略節奏。

三、1939年的“起點”：歐洲視角的時間節點

為什么傳統觀點認為二戰起點是1939年？這與歐洲的戰爭記憶密切相關。

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英法次日對德宣戰，標志著歐洲大戰爆發。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參戰，二戰才真正成為“全球性戰爭”。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敘事，長期主導歷史書寫——英國歷史學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中寫道：“二戰是歐洲三十年戰爭以來最嚴重的沖突，起點自然是德國入侵波蘭。”

但近年來，全球史觀推動人們重新審視起點定義。美國學者入江昭在《全球史與跨國史研究》中提出：“二戰是多中心爆發的戰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是亞洲戰場的起點，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是非洲戰場的起點，1939年德國閃擊波蘭是歐洲戰場的起點。”這種視角打破了“歐洲中心論”，更貼近歷史的復雜性。

四、中國戰場：被低估的“東方主戰場”

無論起點如何定義，中國戰場的地位都不容忽視。

從兵力牽制看，1937-1945年，日本陸軍總兵力約200萬，其中110萬被牽制在中國戰場（占55%）；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陸軍仍有64%的兵力在中國（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抗日戰爭史》）。這意味著，若沒有中國戰場的持久抗戰，日本可抽調更多兵力投入太平洋或東南亞，二戰進程可能改寫。

從戰略意義看，中國戰場遲滯了日本的擴張。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后，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破產，被迫轉入持久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時，已在中國戰場消耗了4年兵力，國力透支明顯（美國國家檔案館藏《日本陸軍省對華作戰總結報告》）。

就連當年的對手也承認這一點。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終戰詔書》中提到“交戰已閱四載”，指的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卻刻意回避1931-1941年中國戰場的10年抵抗——這從側面印證了中國抗戰的長期性與艱巨性。

五、沉默的史料：那些被遺忘的國際聲音

歷史書寫常受視角局限。1931-1939年，歐美媒體對中國的抗戰報道并不充分。《紐約時報》1931年9月20日的標題是“日本與中國發生沖突，張學良部隊撤退”，側重描述事件經過，未深入分析侵略性質（紐約時報數據庫1931年9月20日刊）。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泰晤士報》才發文稱“中國抗戰是對法西斯侵略的正當反擊”（泰晤士報數據庫1937年8月15日刊）。

還有一些聲音被檔案沉默掩蓋。英國國家檔案館藏1938年英國首相張伯倫私人信件中寫道：“中國抗戰牽制了大量日軍，減輕了我們在歐洲的壓力。”（待進一步查證）這種隱晦的認可，直到近年檔案解密才為人所知。

站在今天的視角回望，1931年的炮聲與1939年的戰火，本就是二戰全球圖景的兩塊拼圖。前者是亞洲戰場的起點，后者是歐洲戰場的起點；前者是“被忽視的開端”，后者是“被廣泛承認的標志”。而中國戰場的6年鋪墊，如同一條隱形的紐帶，將兩次起點連接起來——它證明：二戰從來不是某個單一事件的產物，而是全球范圍內法西斯侵略與反法西斯抵抗交織的結果。

當我們重新梳理這些史料，會忽然明白：歷史從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1931年與1939年，都是二戰記憶中不可或缺的坐標。

史料來源

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蔣介石致張學良密電》（1931年9月19日），檔號：七八七-1234。

2. 吉林省檔案館藏《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1931年7月），輯佚自《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

3.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李頓調查團報告書》（1932年10月），檔號：FO371/15910。

4. 申報數據庫1931年9月20日社論《國人乎速起！》，上海圖書館藏申報微縮膠卷。

5. 中央檔案館藏《蔣介石廬山談話記錄》（1937年7月17日），檔號：105-1-102。

6. 美國國務院1931年9月22日備忘錄，美國國家檔案館藏StateDepartment Records（RG 59），檔號：893.00/11112。

7. 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抗日戰爭史》（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版），第2卷第3章。

8. 入江昭《全球史與跨國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5章“二戰的多中心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