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之下：歐洲的“沒出息”到底咋回事？

二戰后，歐洲從廢墟中崛起成經濟巨人，卻在軍事上屢屢受制于人。為什么？”

烏俄戰爭打到第四年，這個問題受到廣泛關注。

到底是歐洲真的‘沒出息’，還是大國博弈的結果？

二戰前后，納粹德國、美國與蘇聯終結了歐洲列強的時代。（見《歐洲列強的終結者：納粹德國、美國與蘇聯》，其他相關文章列在文末）。

二戰后，德國被美英法蘇分區占領，并走向分裂。德國分裂是歐洲的縮影，西歐與東歐分別被納入美蘇的勢力范圍，失去了自主性。

蘇聯控制下，東歐形成獨特的體系，如丘吉爾所謂，淪入鐵幕，充斥著壓制、貧窮、謊言……

東歐劇變后，東歐各國紛紛加入歐盟與北約，面貌為之改變。

冷戰結束后，東歐與西歐一樣，雖受制于美國，但民眾享有較好的社會福利，平時無事，歐洲倒也樂得如此。

遇到烏俄戰爭這種重大威脅與沖擊的時候，歐洲缺乏自主性的弊端就顯露出來了。與曾經列強林立、大國雄霸風云局面相比，歐洲顯得“沒出息”。

然而，歐洲甘于“沒出息”嗎？并非如此，這種局面是諸多因素造成的，但美國是關鍵。與一戰前比較，這一點就顯而易見了。

二戰后初期，歐洲一片廢墟，美國在歐洲大量駐軍以應對蘇聯威脅；又通過馬歇爾計劃，向西歐提供130億美元援助，以恢復歐洲，并推動歐洲走向聯合。

歐洲付出的代價就是失去自主性，長期服務于美國的全球戰略。

盡管艾森豪威爾以來，美國希望歐洲防衛“自主”，但美國允許的是北約框架下有限度的自主。美國要求盟友承擔更多防務支出，而不是自主制定戰略。一旦歐洲要求自主，美國則表達關切甚至強烈反對。

1959年，民族主義者戴高樂就任法國總統，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開始。戴高樂主張建立“歐洲國家聯盟”，并任命法國駐丹麥大使富歇組織富歇委員會，該委員會于1961年11月2日與1962年1月18日分別提出草案，強調歐洲實行共同外交和防務合作，加強政治一體化，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歐洲內部對此存在分歧，荷蘭、比利時擔心削弱北約和英國加入；美國肯尼迪政府通過外交渠道表達關切，認為戴高樂圖謀“歐洲獨立”，將削弱北約的主導地位，擔心此舉將破壞跨大西洋聯盟。美國的反對加劇了歐洲內部的反對聲音。富歇計劃失敗。

二戰后，歐洲走向一體化成為趨勢，在50年代的幾個經濟共同體基礎上，1967年西歐六國成立歐共體，且成員國越來越多。

冷戰結束后，歐洲于1993年成立歐盟、1999年發行歐元，并繼續尋求防務自主。

面對科索沃危機，歐盟行動乏力。1998年12月3-4日，英國首相布萊爾和法國總統希拉克在法國圣馬洛舉行峰會并簽署聯合宣言，推動歐盟發展獨立應對危機與挑戰的能力，包括建立快速反應部隊。

宣言聲稱，歐盟要在國際舞臺上充分發揮作用，“在世界事務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歐盟必須具備自主行動能力，“以可信的軍事力量為后盾，具有決定使用這些力量的手段，并準備好這樣做，以應對國際危機。”

這是歐盟謀求防務獨立的重要努力，但美國擔心此舉將分離北約、削弱美國影響力，施壓歐盟導致歐盟大幅調整方案，確保歐洲防務嚴格從屬于北約。

1998年12月7日，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聲稱：“我們反對三件事：無分離歐洲安全與北美安全、無重復北約已有效做的事、無歧視非歐盟的北約成員……我們不需要這三個“D”中的任何一個發生……無削弱北約、無歧視、無重復。”

這就是所謂“三D”原則，無分離（No decoupling不能將歐洲安全決策與北約分離）無重復（No duplication不能重復北約已有的軍事能力和規劃）；無歧視（No discrimination不能歧視非歐盟的北約成員）。

于是，歐盟的努力又失敗了。

伊拉克戰爭背景下，2003年4月29日，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盧森堡在特爾菲倫峰會上發表聯合聲明，提出建立獨立于北約的歐盟軍事總部，包括歐盟軍事規劃和指揮總部，支持歐盟自主行動，避免完全依賴北約。

聲明稱“在比利時特爾菲倫建立歐盟主導行動的永久行動規劃和指揮能力……這個總部將使歐盟能夠在北約整體不參與的情況下開展自主軍事行動。”

美國認為這將制造歐盟與北約的競爭，通過北約渠道施壓歐盟，導致提案被擱置。

美國資深外交官、北約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聲稱：“我們根本反對特爾菲倫總部，因為它與‘柏林加’安排相矛盾，會造成對北約能力的不必要重復……它有制造競爭結構的風險，可能破壞聯盟。”

所謂柏林加安排是2002年12月16日北約與歐盟達成、2003年3月17日生效的一攬子協議框架，核心是允許歐盟在北約整體不參與情況下，使用北約的集體資產、規劃能力和指揮結構開展危機管理行動，但前提是歐盟行動必須在北約框架下協調，避免獨立或競爭。

2017-2019年，歐盟推動建立永久結構性合作（PESCO）與歐洲國防基金（EDF）。

2017年11月，歐盟理事會決定：“PESCO將提升歐盟作為安全提供者的行動能力……EDF將促進歐洲國防技術和工業基礎的競爭力、效率和創新能力。”

PESCO是歐盟25國參與聯合的國防項目，EDF是數十億歐元資助本土防務研發和采購的基金。這些將提升歐盟的國防工業獨立性和戰略自主，堪稱冷戰后歐洲大規模的防務整合步驟。

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其視為保護主義、排除美國企業并削弱北約。

2019年5月1日，美國國防部采購與維持副部長洛德和國務院軍控與國際安全副部長湯普森，致信歐盟高級代表莫蓋里尼，稱“這些條款是‘毒丸’，會有效排除使用美國技術公司的參與……這代表過去三十年跨大西洋防務部門一體化進程的戲劇性逆轉，并有破壞數十年合作的風險。”

美國施壓后，歐盟只好放寬非歐盟國家的參與。

為回應特朗普退出中導條約的舉動，2018年11月6日，接受歐洲1臺廣播采訪時，法國總統馬克龍稱“我們必須在面對大國、俄國甚至美國時保護自己……當我看到特朗普總統宣布退出一個主要裁軍條約……誰是主要受害者？歐洲及其安全……我們不會保護歐洲人，除非我們決定擁有一支真正的歐洲軍隊。”

2018年11月9日，特朗普發帖稱：馬克龍“建議歐洲建立自己的軍隊，以保護自己免受美國、大國和俄國的威脅。非常具有侮辱性，但或許歐洲應該首先支付其在北約的公平份額，美國對此補貼很大！”

2019年至2025年12月14日，烏俄戰爭刺激下，歐洲防務獨立訴求持續加強：

馬克龍多次重申建立歐洲軍隊和核威懾；

2022年3月21日，歐盟理事會批準歐盟戰略指南，提出建立快速部署能力；

2025年3月4日，歐盟主席馮德萊恩提出ReArm Europe計劃/Readiness 2030，并動員8000億歐元強化國防工業和聯合采購。

這些是對俄國威脅和美國不確定性的回應，美國則鼓勵歐洲自主，要求歐盟分擔費用并加強北約。

2021年11月19日，美國國務院顧問喬萊特接受Politico歐盟版專訪時，稱“美國總統喬·拜登絕對支持歐洲盟國發展自身更強大的軍事能力……重要的是要走出戰略自主的理論與智庫領域……而談論務實、實際的解決方案。華盛頓將非常樂意提供關于開始構建哪些類型能力的指導。”

特朗普則繼續施壓歐洲大幅增加開支，要求歐盟在北約框架內分擔負擔，先是要求各國支出達GDP的3%，然后是5%。

12月4日，特朗普政府正式發布“美國優先”原則下的“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涉及歐洲、北約和國防支出部分，施壓歐洲大幅增加軍費，批評歐洲依賴美國，并推動歐洲承擔更多常規防務責任，設定2027年的歐洲主導北約常規防務期限，甚至聲稱沒有美國的北約。“歐洲必須加緊，否則在貿易和安全承諾方面面臨后果。”

這份安全戰略被稱為“針對歐洲”、“錘擊歐洲”，以切斷舊關系。

雖特朗普強調北約框架，又強調美國撤離北約。這確實是二戰后歐洲自主的最好時機。

通過以上梳理，容易理解，所謂歐洲的“沒出息”并非天生，而是強權鑄就。

二戰后，蘇聯是歐洲衰落的因素之一，如今的烏戰又給歐洲提供了自主自強的機會。

成敗都與蘇（俄）相關，但從二戰至今的歷史看，導致歐洲“沒出息”局面形成的因素中，美國比俄國的影響更持久。

在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和俄國威脅雙重夾擊下，歐洲能否抓住這個時機實現戰略自主？

從當前來看，歐洲似乎很珍惜“瞌睡川“帶來的機會，2025年3月歐盟提出8000億歐元歐洲防衛預算。

走向自主的歐洲，再借助歐洲鐵軍——烏克蘭軍隊，可以預見，戰后的歐洲絕不再受制于美國，也不會再受俄國的威脅。

至于歐洲團結不團結，這不是能否崛起的關鍵因素。

不信，去看看一戰前的歐洲。

歐洲列強的時代將回歸？歷史會給出答案，但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現代文明的典范是歐洲，而非美國，盡管歐洲存在種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