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犬獲刑四年，咬人無主無責：人命不如狗命的荒謬現實。憤怒

一條狗的死亡，能換來投毒者四年的牢獄；

而一個人的死亡，卻可能只換來一紙“民事糾紛”的認定。

這不是虛構的諷刺小說，這是2024年已經發生的、血淋淋的現實邏輯。

當北京朝陽區為一只誤食毒雞骨的小狗“papi”伸張正義，將投毒者繩之以法時，我們似乎看到了動物保護的司法進步。然而，同一片天空下，河北邯鄲的張女士被未拴繩的惡犬撞擊身亡，其丈夫在維權路上奔波至突發腦干出血，整個家庭瀕臨崩潰，追責之路卻依然迷霧重重。

一邊是“首次寵物投毒案”的標桿性判決，另一邊是人命關天卻維權無門的巨大黑洞。

這種對比，冰冷刺骨。

更令人悲憤的是，這種“人不如狗”的荒誕敘事，并非孤例。

2024年5月，3歲男童小星被犬只咬傷后，在痛苦中死于狂犬病；

同年11月，河南信陽另一名3歲男孩被羅威納犬撕咬面部，狗主人至今“未找到”，警方定性為“民事糾紛”；

同年8月，山西介休一名男子被流浪狗咬傷后狂犬病發作死亡，直至火化，咬人的犬只仍“無法確認”。

每一樁悲劇背后，都是一套令人匪夷所思的“雙重標準”邏輯：

對物（寵物）的侵害，適用的是刑法，講的是“公共安全”——毒狗案中，司法機關敏銳地認定向公共區域投毒，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這完全正確。然而，對人身的侵害，卻常常被推向“民事糾紛”的模糊地帶——未拴繩的大型犬只撲倒、撕咬、甚至致死路人，狗主人往往隱身，執法者卻常感“無法可依”或“執行困難”。流浪狗釀成命案，則更陷入“無主可追”的真空。

試問，一只在公共場合失控、具有致命攻擊性的猛犬，其危險性難道不正是最直接的“公共安全威脅”嗎？為何奪走寵物生命是犯罪，奪走人的生命卻時常淪為調解的籌碼？

維權的天平嚴重傾斜。寵物主人悲憤之下，可以推動案情三年不輟，終得正義。而人的家屬，如邯鄲的馮先生，卻在維權中耗盡家財、賠上健康，陷入“維權益發艱難，不維權死不瞑目”的絕境。

當司法資源與社會關注度，下意識地向某一方傾斜時，我們不得不質問：這背后衡量價值的尺度，究竟是什么？

憤怒，不僅僅源于這些悲慘的個案，更源于系統性的麻木與不公。它指向幾個尖銳的悖論：

危險認定的雙標：狗嚇人可以引發對公共安全的擔憂，而狗傷人、殺人，卻常常被淡化為個體沖突。對于不牽繩、不戴嘴套的危險犬只，事前監管為何普遍缺位？

責任追溯的無力：投毒者可以迅速鎖定并嚴懲，而致命的狗主人卻可以頻頻“失蹤”。是技術困難，還是追責意愿與力度的差別？

生命權保障的失衡：動物生命權的司法保護破冰值得肯定，但人的生命健康權這一根本基石，為何在同類事件中反而顯得搖搖欲墜？保護動物絕不意味著應降低對人的保護標準。

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的安全與尊嚴。當一系列犬只傷人、致死事件，遭遇的是立案難、追責難、賠償難，而寵物被害卻能獲得有力的刑事追訴時，這種對比本身就在侵蝕公眾對法律公正最樸素的信仰。

我們需要的不是對動物保護的削弱，而是將對人的保護提升到與之相稱、甚至更高的緊迫位置。必須嚴厲追究每一個飼養者管理失責的法律責任，尤其是當其行為導致他人重傷或死亡時，刑事責任絕不能缺席。對于流浪動物造成的悲劇，城市管理部門的日常防控責任，同樣需要被嚴肅審視。

人命關天，不能總靠家屬的血淚和網絡輿情的沸騰來推動。司法的天平，必須回歸最核心的正義：對人的生命權，給予最高優先級的、毫不含糊的捍衛。 任何與此相悖的現實，都是對整個社會的刺痛與羞辱。

終結這種荒誕，刻不容緩。因為下一個受害者，可能是任何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