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魯迅的爺爺，一生納妾3人，有3個毛病讓孫子難以啟齒且反感

在文學巨匠魯迅的文字世界里，祖母的慈愛、父母的辛勞、兄弟的手足情深，我們都能找到清晰的印記。

然而，一個本該舉足輕重的人物，那就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卻如同被刻意抽離的篇章，極少被提及。

這回我們就來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聊聊這位曾經讓周家榮耀一時，卻又親手將家族拖入深淵的男人，以及他為何成了魯迅筆下那個隱形人。

起點要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間，江南水鄉紹興的周家臺門。這座有著數百年歷史的老宅，見證了無數家族的沉浮，而周福清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星。

他自幼聰慧過人，是典型的“別人家的孩子”，書桌前的苦讀，換來了科舉路上的坦途：同治六年，他一舉中舉，僅僅四年后，殿試又金榜題名，位列三甲第十五名，賜同進士出身。

在那個學而優則仕的年代，科舉功名是讀書人最高的榮譽，更是光宗耀祖的標志。

周福清不光考取了功名，還在觀場上順風順水，先后出任江西金溪縣知縣，之后更進入中心，擔任內閣中書。

可以想象，那時的周福清，是周家上下引以為傲的“麒麟兒”，為這個書香門第贏得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地位和榮耀。

家族的未來，似乎因他而一片光明。他的人生軌跡，完美詮釋了傳統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藍圖。

然而，正是這位科舉制度的受益者，身上也深深烙印著那個時代的復雜與局限。他的命運，以及整個周家的走向，卻在一個看似平常的決定中，驟然急轉直下。

時間快進到光緒十九年，那時的周福清，已然是觀場老手。他的長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雖然二十歲便考取了秀才，卻在鄉試中屢次碰壁，仕途坎坷。

望子成龍心切的周福清，眼看兒子青云路難覓，便動了歪心思。

他打聽到當年浙江鄉試主考官是自己的同科進士殷如璋，于是心生一計。

他精心編織了一套科舉暗語，寫下一封承諾重金回祿的信函，甚至還設定了“洋銀一萬元”這樣看似大手筆的空頭支票，是的那是一張實際上拿不出來的“虛贓”。

他派了自己的仆人陶阿順，在蘇州碼頭偷偷將信件轉交給殷如璋，希望通過這層關系為兒子鋪平道路。

然而，一個關鍵的細節，卻徹底斷送了周福清的如意算盤。

仆人陶阿順不懂官場規矩，竟然當著殷如璋和副主考的面，大聲索要“回條”，這是將這場地下交易瞬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殷如璋為了自保，立即將陶阿順和那封“鐵證”扭送官府。一場震驚朝野的科場行會案，就這樣轟然爆發。

朝廷震怒之下，周福清被革職。雖然地方曾建議從輕發落，但最終光緒帝欽定“斬監候，秋后處決”。

盡管后來幾經減刑，他還是在杭州的里邊里度過了整整七年的鐵窗生涯，直到光緒二十六年才因八國聯軍入侵引發的大赦而獲釋。

這場轟動一時的“周福清案”，對周家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長子周伯宜不光徹底斷絕了仕途希望，連已經到手的秀才功名也被革除。

巨大的精神打擊，加上生活困頓，讓他染上了煙癮，年僅35歲便撒手人寰。曾經顯赫一時的書香門第，自此迅速家道中落，門庭冷清。

對于年幼的魯迅來說，這段經歷是刻骨銘心的。為了給父親治病，他不得不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莊，在當鋪的柜臺和藥店的柜臺前過早地體會到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這種貧困與屈辱的童年記憶，成為了他日后重要思想源頭。祖父的一步錯棋，直接改寫了家族命運，也間接塑造了這位未來的文學巨匠。

周福清的遭遇，固然是家族創傷的直接原因，但魯迅對祖父的疏遠和批判，并不只是停留在“科場舞弊”這一件事上。

在魯迅心中，祖父身上還有另外兩道硬傷，這些與他新思想格格不入的特質，共同構筑了他們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

在周福清入獄的漫長七年里，陪伴在他身邊的，是他唯一的妾室潘氏。潘氏比周福清年輕三十多歲，性格溫順，在他落魄時始終不離不棄，在獄外租房悉心照料。

這份情誼，在那個時代背景下，或許值得稱道。然而，對于接受了西方新思想魯迅來說，在他看來，這種制度不只是對人性的踐踏，更是導致家族關系復雜的根源。

祖父的這一舉動，在魯迅的價值觀里，是與他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格格不入的。這不只是個人喜惡，更是新舊思想激烈沖突的縮影。

潘氏后來無兒無女，在周福清去世后，也黯然離開了周家。

周福清作為科舉出身的舊式文人，他的學識和嚴謹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生堅持寫日記，直到病逝前一天仍未間斷，這展現了他自律的一面。

然而，他的思想終究停留在封建王朝的框架內。他為兒子謀取功名，反映的是“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他追求的家族榮耀，建立在科舉功名和等級秩序之上。

這與魯迅所倡導的，新文化理念截然不同。兩人之間的矛盾，逐漸演化為越來越深。

科場舞弊的家族之痛、納妾的批判、以及舊式文人的思想局限，這三道鴻溝，共同構成了魯迅與祖父周福清之間難以彌合的價值觀差異。

這使得周福清在他孫子的心中，不再是簡單的長輩，而是承載著時代印記、被批判和反思的對象。

1919年11月，在魯迅即將舉家遷往北京之際，他回到了紹興周家老宅，進行了一場特殊的清理。

他面對祖父周福清留下的數冊線裝日記，始終沉默不語。這些記錄著清末士大夫日常的文字，最終被他歸入無用雜物處置。

沒有戲劇化的焚燒，沒有激烈的言語，只有這種近乎決絕的冷漠，完成了他對這位祖父的精神切割。

魯迅一生對祖父的疏離，并非完全的個人恩怨。1904年周福清去世時，魯迅正在日本留學，交通不便，未能回國奔喪。

而后來當他叔父去世時，魯迅也只是在給友人的信中輕描淡寫提及，并非冷漠，而是深知家族內部糾紛復雜，他選擇了逃避與批判這種更深層次的方式。

他的不提及，不是因為沒有記憶，而是因為這份記憶太沉重，太具有批判意義，以至于不能被輕易地還原為普通的家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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