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央有組織地回收毛主席像章，孫繼先將軍：不能隨便上交

1978年冬，北京三里河一家老國企的熔煉車間燈火徹夜不熄，爐溫高達一千攝氏度，工人忙著把回收來的鋁錠送進轟鳴的電爐。廠長皺眉：就算這樣加班，航空工業急需的鋁合金仍捉襟見肘。材料告急的現實，直接推動了兩年后那份“有組織回收毛主席像章”的中央文件。

時間轉到1980年2月，文件一下達，全國各單位迅速行動。體積不大、總量驚人的像章，被列入“立即回收”的金屬源。宣傳欄、抽屜、舊木箱，凡是有存量的，一律登記入庫。多數人理解節約金屬的苦衷，主動上交。然而，有位老將軍例外——孫繼先。

翻看履歷，孫繼先15歲參軍，紅一方面軍第一團一營排長出道。長征時，他跟隨先頭部隊四渡赤水、北渡金沙，一路沖鋒。1935年4月甩掉敵追兵那晚，他在篝火旁忍不住感慨：“毛主席的計謀真像諸葛亮。”這句話，被營里年輕戰士當口頭禪傳了下去。此后，無論調防、休整還是反擊，孫繼先始終篤信“跟毛主席走，準沒錯”。

1962年，孫繼先進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長期伏案、頻繁下基地，他落下了神經性偏頭痛和頸椎病。醫生囑咐多休息，可他閑不住。康復期間，恰逢全國掀起收藏毛主席像章的熱潮，于是他拄著拐杖也往“像章集市”湊。大家本想見將軍敬三分，可他偏要計算得清清楚楚——一個換兩個，自己不吃虧，也不讓對方失望。久而久之，他積攢超過兩千枚。

像章里，他最寶貝的是一枚夜光版。燈一關，主席身著軍裝仿佛在暗夜巡邏，那微弱熒光令他想起金沙江畔的火光。兒女們小時候圍著看，他總愛補一句：“小心別掉地上，這可比玉佩還珍貴。”

1970年前后，像章生產降溫，但民間配戴依舊流行。直到1980年統一回收意見出臺，街頭換章攤位才迅速撤離。許多人把像章倒進麻袋，扛去了區回收站。師友勸孫繼先做表率，他擺手：“不能隨便上交。”一位老部下半開玩笑：“老孫，你怎么還留著這么多？”孫繼先答：“這些小圓片里，全是戰斗的記憶，交給金屬爐就像把記憶熔了，舍不得。”

軍人服從命令是天職，他為何敢“頂牛”呢？原因有三。第一，占用金屬有限。把他那兩千多枚全部稱重，不到兩公斤，對航空制造并無決定性作用。第二，像章來源干凈，大多是交換所得，并未占用公家資源。第三，他早想好去處：家族內部傳承，算是一份特殊的“革命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孫繼先并非拒絕國家號召。他把家里廢舊鋁鍋、銅電線、破鐵器通通捐出，足足三麻袋。領回收單時，他說：“國家缺材料，咱得支援；但個人奮斗印記，還是留給后人看看好。”這種區分，在當時算是稀罕的理性。

1985年夏，孫繼先病重住院。子女守在床邊，他斷斷續續交代后事，其中重點仍繞不過那批像章：“分成幾份，誰想干軍工就多分兩盒。”兩年后，老人辭世。清點遺物時，像章被裝進防潮木匣，一張簡單紙條寫著：紅軍路遠，謹記初心。

如今留心博物館展柜，可以發現夜光像章的身影，藏品說明注明“孫繼先舊藏”。很多參觀者會在玻璃前駐足，讀到制造年代、發行單位，讀到長征戰士的名字，也讀到一個樸素愿望——把歷史握在掌心而非丟進熔爐。這種選擇，當年不合常規，卻保留了珍貴的個人視角。不得不說，材料回收與精神傳承，原本就不是零和。有人交出了金屬，有人保存了記憶，兩者共同構成了那段特殊時代的完整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