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自認為“拯救美國的良苦用心”,卻被其他人看做是“美國的自殺遺書”。這段時間,特朗普《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歐洲和美國內部掀起軒然大波,大部分自由派人士將其視為“逃跑宣言”。
?——【·“逃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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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評價之所以極具沖擊力,不僅在于措辭的惡毒程度,更源于評價者自身的特殊背景。要知道,安妮·阿普爾鮑姆絕非普通的媒體評論員,她是美國價值觀輸出領域極具分量的“資深推銷員”。
她的祖上源自白俄羅斯,家族遷徙的經歷讓她對美國式價值觀有著近乎偏執的推崇,而她本人與歐洲的深厚羈絆更讓這份評價多了幾分代表性——其丈夫曾先后出任波蘭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核心職務,還擔任過歐洲議會議員,這樣的身份讓她在歐美價值觀傳播圈層擁有不可忽視的話語權。
?——【·“特朗普的“良苦用心”·】——?
要讀懂這場爭議的核心,就不能忽視美國全球戰略的歷史轉向。自蘇聯解體之后的數十年間,失去了主要競爭對手的美國,憑借著經濟、科技與軍事領域的絕對優勢,在全球范圍內強勢推行自身的價值觀體系。
當時的華盛頓當局,仗著沒有能與之分庭抗禮的對手,將意識形態輸出當作維系霸權的重要工具,而這樣的宣傳攻勢也確實奏效,讓世界上不少向往這套體系的人紛紛涌向美國,這其中就包括安妮·阿普爾鮑姆這樣的外來移民群體。
但特朗普政府推出的這份新戰略報告,卻徹底打破了這種延續數十年的擴張邏輯。特朗普本人始終堅信,自己的政策核心是“拯救美國”的良苦用心,他認為當下的美國已經被過度擴張的國際義務和“民主燈塔”的偶像光環拖垮了發展節奏。
在他的執政理念中,美國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不是繼續在全球散播民主,而是將重心拉回國內,集中精力積蓄自身實力,這也是他兩任總統任期內始終堅持的核心政治抱負,只不過在第二任期內表現得更為明確。
這種戰略轉向并非空泛的口號,而是有著具體的政策支撐。此前,美國國務院旗下的外交團隊還在全球24個國家開展工作,協助這些國家打擊他們認定的“邪惡國家”宣傳,可特朗普當局卻突然將這項計劃判定為毫無意義,直接下令終止執行。
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諸多對外宣傳媒體的資金也被大幅削減,這些舉措都讓長期從事價值觀輸出的“傳教士”群體痛心疾首,安妮·阿普爾鮑姆的激烈抨擊,正是這部分群體情緒的集中爆發。
?——【·盟友體系生裂痕·】——?
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收縮,不僅在國內引發分裂,更在盟友體系中掀起波瀾。這份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盟友關系作出了清晰的區分,并非像以往那樣對所有盟友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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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日韓兩國,特朗普政府的態度相對溫和,這不僅因為日韓領導人在諸多議題上表現得更為順從,更在于這兩個國家的戰略位置和資源,對特朗普推行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計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歐洲盟友則面臨著完全不同的待遇。當前的歐洲深陷工業發展乏力的困境,且多數國家由特朗普反感的自由派政黨執政,這讓美國對歐洲的態度變得愈發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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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甚至明確向歐洲發出倡議,希望歐洲大陸上的保守派政治力量能夠上臺執政,只有這樣,美國未來才有可能與歐洲以新的形態開展合作。
事實上,特朗普本人與歐爾班、菲佐等歐洲右翼執政者有著不錯的溝通基礎,他的不滿更多指向那些親近美國民主黨、堅持傳統盟友邏輯的歐洲領導人。
本質而言,美歐之間的這場分歧,是美國國內路線之爭向國際領域的溢出,并不意味著美國徹底放棄了昔日的價值觀體系。
但這些批評者似乎忽略了一個核心事實:當年美國能夠順利輸出價值觀,根本前提是其處于鼎盛時期,經濟發達、科技領先、軍力強盛,人類慕強的本能讓美國的宣傳事半功倍。
如今的美國早已不復當年的鼎盛態勢,自身吸引力已然大幅下滑,即便繼續維持高強度的對外宣傳,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再加上美國當前財政狀況緊張,與其在收效甚微的價值觀輸出上浪費資源,不如集中精力恢復硬實力,這正是特朗普政府戰略調整的核心邏輯。只不過,這種調整觸動了太多依靠價值觀輸出謀生的群體的利益,遭到激烈抨擊也就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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