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深秋,南京城的梧桐葉開始飄落,南空大院內(nèi)的氣氛卻一點也不輕松。陶勇犧牲的陰影尚未散去,空軍系統(tǒng)的震蕩接連不斷,原南京軍區(qū)空軍司令員聶鳳智去向成謎。對于軍中同僚來說,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調(diào)整;對聶鳳智的家人而言,卻是一場毫無預警的失聯(lián)。妻子何鳴清晨推開窗戶,望著泛黃的樹葉,心里咯噔一下:人到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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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從1970年講起。那年,許世友把幾位將領的遺孤和自家女兒桑園一并送去部隊鍛煉。出發(fā)前,他站在操場上,只說了一句:“部隊不要閑人,干不好回頭子彈伺候。”話糙理直,小兵們嚇得立正紋絲不動。聶鳳智的小女兒聶梅梅就在隊伍里,她被分到408部隊做機要。不到一年,408人事變動頻繁,梅梅難以適應,只得回到母親身邊。
何鳴是醫(yī)務出身,當年在晉察冀邊區(qū)衛(wèi)生所與聶鳳智相識。外人記住的是聶鳳智的指揮才能,她卻記得丈夫為了讓外國醫(yī)學專家留下,硬是連夜跟老中醫(yī)學“診脈口訣”的情景。學成后,聶鳳智治好了好幾個頑癥,專家們見識到這位“土八路”也能講西醫(yī)東理,才打消顧慮。正是那份機智,讓16歲的何鳴決定嫁給他。1940年初,羅瑞卿主持婚禮,木桌一擺,兩人禮成。隨后十年烽火連天,兩人四處轉(zhuǎn)戰(zhàn),生了四個孩子,真正的聚首日子不超過三個月。
進入七十年代,聶鳳智因“作風硬、脾氣倔”被劃入“審查”名單,從此音訊隔絕。何鳴心知丈夫不會輕易服輸,但她更清楚組織體系的復雜:信件進不去,探視也被拒,一家人只能干等。眼看半年過去,一條線索沒冒出來,她決定越級求助。南京軍區(qū)的許世友是聶鳳智的生死兄弟,也是當時仍在位的一方大員,這是唯一可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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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2日傍晚,母女倆坐上去中山陵8號樓的公共汽車。一路顛簸,車燈照在梅梅臉上,何鳴低聲提醒:“見了許司令,別急著哭。”到門口崗哨處,兩人被告知“首長外出”。何鳴沒有放棄,轉(zhuǎn)而找軍區(qū)政治部主任田普,卻得到“去上海開會”的回答。兩頭撲空,母女只好次日奔赴上海延安飯店。結果仍是空手而返,田普已乘第一班機回了南京。梅梅氣得直跺腳,何鳴反倒平靜:“許司令行事講義氣,他早晚會管這事。”
事情并非母女想得那樣簡單。那年春天,南京街頭突然多了一輛尾隨聶家人的自行車。梅梅回憶:“一個陌生兵哥跟了我三條街。”對方遞來紙條,上面只有一句話:“首長找你們。”原來許世友通過衛(wèi)戍部隊摸清聶家住址,派通訊員暗中接洽。第三天傍晚,中山陵小道空氣潮濕,許世友邊散步邊聽何鳴匯報。許剛停下腳步,扔下一句:“聶那條牛脾氣,你們也跟著吃苦。”話鋒一轉(zhuǎn),他又朝梅梅喊:“聶鳳鳴,好好去醫(yī)院,你爸的事我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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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別山新辦的野戰(zhàn)醫(yī)院急缺醫(yī)護人員,許世友當場要了梅梅的名字,算是替聶家壓下“吃閑飯”的口舌。何鳴明白,這是許能給出的最大庇護,也是一條可走的活路。母女回到南京,梅梅立即收拾行裝,奔赴大別山。
許世友的第二步棋更直接。他致電南空新任負責人,開門見山:“把老聶交出來。”對方支吾幾句,被訓得無話可說。許隨后給中央軍委遞交書面報告,理由只有一句:戰(zhàn)功卓著的空軍將領長期停職不符實際需要。軍委研究后批示:“安排聶鳳智適當工作,既往問題另行調(diào)查。”幾天后,聶鳳智被秘密送回南京,與家人短暫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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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初,葉劍英辦公室來電,通知聶鳳智進京談話。葉帥簡短直言:“空軍缺你這樣敢打的人,回去吧。”剛返南京不到一周,連續(xù)奔波讓聶鳳智舊傷復發(fā),高燒不退。粟裕帶藥登門:“中央已定,讓你任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聶鳳智苦笑:“老傷扛得住,就去干。”三個月后,他拄著拐杖重返軍區(qū)機關,留下的第一句話是:“規(guī)矩我懂,但仗還得這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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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聶鳳智完成了從“失聯(lián)”到復崗的全過程。外界只見到一紙任命,卻不知道背后母女的顛簸、許世友的火爆開路,以及那幾封幾乎無人敢批的求助信。聶梅梅后來講:“父親說過,許伯伯像山,母親像燈。山擋風,燈引路。”一句家常話,暗合了那段并不輕松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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