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私藏到公物：新中國成立后龐氏虛齋藏品流轉過程及若干所思

從新中國初期龐氏藏品被不斷征集（某些不排除具有被強制的色彩），到改革開放以來，南京博物院對捐贈者毫不尊重，龐氏后人與之不斷發生糾紛，都顯示出個人財產權及其附屬權利的嚴重缺失。

（一）南潯龐氏發發跡于龐元濟的父親龐云鏳。根據《近代浙商名人錄》的記載，龐云鏳與胡雪巖私交很好，因此得到了替左宗棠采購收復新疆所用軍火、軍需物資的機會，獲得巨額財富。龐氏致富后仍有很強不安全感，于是以長子龐元濟名義，借賑捐豫直災害為名，向清政府捐銀10萬兩，并托請李鴻章奏聞于慈禧（《李鴻章全集》里有《徐佩衍龐云鐠捐賑建坊片》），龐元濟遂獲博士弟子功名、候補四品京堂。

1889年龐云鏳去世，當時龐元濟才二十多歲，不過元濟并非紈绔子弟，同樣具有經商才能，將家族事業進一步做大。他先后創辦世經繅絲廠（國內最大機器繅絲廠）、通益公紗廠（浙江最大企業之一）、上海龍章造紙廠（上海第一家造紙廠）等，成為清末民初最重要企業家之一。只不過因為當時中國缺乏對企業產權的保護，他的企業的命運后來是坷坎的，通益公紗廠被迫轉讓給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而龍章造紙廠抗戰西遷后就被迫國有化，賣給了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改名為“中央造紙廠”。

（二）龐元濟另一個嗜好是收藏中國古典書畫。清末民初是社會秩序再造時機，大批江浙傳統士紳巨富，在近代工業化沖擊下紛紛破產；清末后宮廷和官方典藏管理不嚴，也紛紛流向民間，這都為具有雄厚財力的“新富”龐氏千載難逢的收藏機遇，其創造的虛齋先后獲得以下傳世珍寶：唐閻立本 《鎖諫圖》、唐王維《春溪捕魚圖卷 》絹本、唐韓斡 《呈馬圖》、五代趙駒馬 《神駿圖》、五代周行通 《牧羊圖 》、宋徽宗 《雪江歸棹圖 》、宋米友仁《楚山秋霽圖》、宋高宗書 《女訓 》合璧 、宋蘇軾 《鳳尾竹圖軸 》、宋趙孟堅 《蓮葉鮮魚圖軸 》、元趙孟頫 《陶靖節像軸 》、明唐寅 《夢仙草堂圖卷 》、明文微明 《落花圖卷 》、明沈周 《湖中落雁圖 》、明仇英 《晝錦堂圖卷 》等等。

并且與傳統中國式的，極為保密、不展示于外人的收藏不同，虛齋收藏頗具有公共性和現代性。1909年龐元濟就編輯《虛齋藏畫著錄》向世人介紹他的藏品，進入民國后，虛齋多次舉行畫展，向公眾展示其代表性名作，并多次出國參加萬國博覽會、聯合藝術展。虛齋還不吝將藏品拍照影印于當時流行雜志，以及專門出版藝術刊物《湖社月刊》，以上行為目的都是向公眾和世界介紹中國古典文明之精髓，實現某種形式上的鑒賞共享。

（虛齋出版的《歷朝名畫共賞錄》）

在民國動蕩的局勢中，龐元濟及族人耗費一切精力保存這些收藏的完整性，除了出于“以藏養藏”，將少數畫作售于西方美術館以外，絕大多數藏品都完好保存至新中國成立。尤其是在抗戰八年淪陷歲月，雖然藏品散失很多，但是名作基本得到保全，實屬不易。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龐元濟去世，按照其遺囑將藏品一分為三，繼承人分別是侄子龐秉禮，孫子龐增祥、龐增和。這次出現爭議的、被拍賣的《江南春》，收藏方藝蘭齋自稱收購于龐元濟女兒或外孫女，顯然是杜撰，龐元濟根本沒有女兒，他的繼承人只有這三位男性。

（三）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充實博物館收藏，各地文管部門開始向收藏名家征集文物珍藏。當時上海文管會的負責人徐森玉亦是湖州南潯人，其家族與龐氏有舊交，深知虛齋典藏之價值。于是，徐森玉委托龐元濟的故友謝稚柳等人去居住在上海的龐秉禮和龐增祥家看畫，并連續征購了兩批書畫，分別是董其昌《山水冊》、《西湖圖卷》、《依松圖卷》，任仁發《秋水鳧棱圖卷》，周臣《長夏山林圖卷》，倪瓚《溪山圖軸》、錢選《浮玉山居圖》、仇英《柳下眠禽圖》、唐寅《古槎鴝鵒圖》、文徵明《石湖清勝圖》、戴進《仿燕文貴山水》、王冕《墨梅圖》等，收購的價格近7萬元。

1952年秋天，徐森玉本人也來龐家看畫，這次龐家把蘇州龐增和的畫也運到上海，最后上海文管會選擇了其中的一些精品收購，價格總共16萬余元。這年的12月，龐秉禮、龐增和、龐增祥還聯名將包括《蓮塘乳鴨圖》在內的一批珍惜文物，無償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

1953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在看到了虛齋遺藏目錄后，立即給徐森玉先生寫信，表示北京也要征集虛齋的畫卷，他在信中說道：“龐氏畫，我局（國家文物局）在第二批單中，又挑選了23件，茲將目錄附上：‘非要不可’單中，最主要者，且實際‘非要不可’者：不過(一)沈周《落花詩圖卷》，（二)文徵明《張靈鶴聽琴圖卷》，(三)仇英《梧竹草堂圖軸》，(四)仇英《蓬萊佩弈圖卷》，(五)仇英《江南水田卷》，(六)陸治《瑤島接香圖軸》等六件而已，因此間明清的畫，至為缺少也”。

如果說此前的上海文管會征集或多或少有些自愿協商的形式，鄭振鐸的“非要不可”一來具有某些強制色彩，二來會影響上海博物館的進一步征集，徐森玉等人不愿意去落實，鄭振鐸遂再次致信徐森玉，告誡他們：“委員諸公大可不必‘小家氣象’也，龐氏的畫，上海方面究竟挑選多少，我們無甚成見……像上海，圖書館和博物館的成立是必要的，且是全國性的。故必須大力幫助其發展也，將來撥發的東西會陸續不絕。”

這樣，北京方面也征集到了虛齋的部分珍藏，分別是：趙孟頫《秀石疏林圖》、曹知白《疏松幽岫》、柯九思《清秘閣墨竹圖軸》、姚綬《秋江漁隱》、李士達《三駝圖》、董其昌《贈稼軒山水圖軸》、陳洪綬《梅石蛺蝶圖卷》、楊文聰《仙人村塢》、王時敏《為吳世睿繪山水冊》、髡殘《層巖疊壑圖》、龔賢《清涼還翠圖》、吳歷《擬吳鎮夏山雨霽圖》、文點《為于藩作山水圖軸》、石濤《山水花卉冊》等，入藏故宮博物院。至于國家文物局是否向龐家支付收購款，筆者就沒有進一步的信息了，也希望知情者能夠告知。

（虛齋所藏的趙孟頫《秀石疏林圖》，如今是故宮博物院最上乘書畫珍品之一）

（四）這幾次征集以后，上海龐秉禮和龐增祥據有的珍品基本都流轉向國立博物館了，而居住在蘇州的龐增和所持有的多數藏品，仍在私人手中。經過時任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的鄭山尊（字薄來，龐元濟夫人的表弟）、南京博物院曾昭橘院長（曾國藩后人）多次協商動員，龐增和最終分別在1959年和1962年分兩次將家中所藏古代書畫陸續獻出，共計137件（16種，共257幅）。

龐增和之女龐叔令女士曾經對此事有回憶：“記得當年省文化局長鄭薄來家作動員工作，講的話很簡單：解放前夕，國民黨拿走了南博的國寶，尤其是書畫大部分都被帶去臺灣了，現在院內已無好的藏品，我們很尊重龐萊臣先生的為人，現在國家有困難，你們龐家是否能鼎力相助？”

這兩批捐贈中，最著名的有宋代趙佶《鴝鵒圖》、夏圭《霸橋風雪圖》，元代黃公望《富春大嶺圖》、倪瓚《枯木竹石圖》、吳鎮《松泉圖》，明代沈周《東莊圖冊》、仇英《搗衣圖》、文徵明《萬壑爭流圖》等，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引起了全國博物館界矚目。其中除了宋徽宗趙佶《鴝鵒圖》出價1萬元外，其他可能都是無償捐贈。

（南京博物院給龐增和的捐贈收據和文物目錄）

至此龐氏所藏畫作珍品已經所剩不多，后來行政級別最低的蘇州博物館也來動員龐增和捐贈，龐指著家里剩余的畫作說“都是一堆垃圾貨了”（《蘇州文物》第277頁），這些物品悉數被蘇州博物館運走，后來在鑒賞整理中仍發現了唐寅的《灌木叢莜圖軸》等名作，該畫后來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是蘇州博物館鎮館之寶之一。

這樣，到1963年左右，曾經富甲天下的虛齋收藏基本不復存在了，重要文物完成了從私有到公有的過程，上海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很大程度上依賴獲得的虛齋藏品，奠定了目前在書畫收藏中的地位。

（五）不過龐氏家族并未因對國寶收藏突出性的貢獻，得到應有的尊重、肯定，更何況權利了。“文革”中龐增和被抄家，全家被下放到蘇北農村，七口之家僅靠龐一人的45元工資生活，這也可以看出龐在公私合營后工作被安置的很不盡人意，根據后來記載看，只不過是一個最普通的基層房管員。

90年代末龐增和去世后，遺孀王念瑛僅靠滄浪區房管所151元的補助以及子女接濟生活，住房面臨拆遷，連居住都成問題。幸賴當時的江蘇省紀委書記曹克明在參觀南京博物院時，得知龐氏對館藏貢獻巨大，特意交代秘書向蘇州方面了解龐增和家庭現狀，得知龐氏生活困難后，立即指示有關部門撥款35萬，用來支付購房款項，才解決了老人家的住房問題。

再者是受益人南京博物院幾十年來對龐家令人心寒的態度。改革開放后，龐家數次與南博發生糾紛。第一次是索回《松泉圖》和《仿古山水冊頁》案。 1963年南京博物院征集員徐沄湫，以開畫展為由，向龐增和提出借兩件畫：一幅是元四家之一吳鎮的 《松泉圖》軸，另一件是清初吳歷的《仿古山水冊頁》，承諾展期三個月后就歸還，結果，1964年發生南博院長曾昭橘自殺事件后，龐家也無從索要。撥亂反正后，自1979年到1988年，龐增和夫婦幾次從蘇州專程到南博討回畫作，均吃了閉門羹。特別是當年到龐家征集文物的院長姚遷，由殷勤變為冷漠，讓這對老人心酸不已。

最后龐氏出于無奈，向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時任南博院長梁白泉竟然在在答辯狀上質問，為什么要等到經手人徐沄湫去世后才提起訴訟？龐增和聽后非常心寒，認為家里把所有珍藏都捐走了，怎么會去用這兩幅畫訛詐南博？！更關鍵的是，徐沄湫1975年去世之時，龐家身陷囹圄，博物院明知這個情況，反而以此揶揄，連最基本的同情關懷都蕩然無存。

2014年龐叔令與南博名譽侵權糾紛發生之后，才得知父親捐贈的仇英《江南春》被南京藝蘭齋買走，遂產生對文物保管情況的質疑。數年內多次要求了解捐贈畫作現狀又被拒絕后，龐叔令不得不在去年10月正式提起訴訟，要求南京博物院履行告知義務，豈料南京博物院在庭審中以“不是捐贈人本人”為由，否認龐叔令的訴訟資格，這顯然已經是一種無賴行徑，喪失了對捐贈人的最起碼尊重。幸虧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秉公審理，為龐叔令爭取到查驗權，果然發現其中有五件不知去向。

（出現在拍賣市場上的《江南春》）

（六）梳理虛齋文物流轉和龐家的爭端來龍去脈，不禁產生以下感嘆：

第一，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個人捐贈是否完全自愿的問題。眾所周知，書畫類這種易攜帶的文物在近代被大量海外藝術館買走，1949年政權鼎革之際，國內僅存的相當部分又被蔣介石政權帶往臺灣。今天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吉林博物館、遼寧博物館等幾個書畫收藏大館的書畫類收藏，基本是靠新中國成立初期個人捐贈建立起來的。

比如上海博物館有明確統計，所藏珍貴文物14萬余件中，有3.3萬件來自個人捐贈，占總數的近四分之一。故宮博物院也有統計，來自個人捐贈的文物有3萬多件。博物館一般由官方考古發掘文物和書畫藝術品組成，個人捐贈的主要部分是書畫藝術品，我們相信，幾大博物館的名畫可能三分之二來自于個人捐贈。

但是我們要有個疑問，這其中的捐贈，相當多數源于收藏家對國家的熱愛和對人民政府的信任，然而又有多少是文物部門點名“非要不可”，這樣帶有強制色彩征集而來的？考慮到1950年代發生了三大改造，個人財產權被否定，又接連發生政治運動，搜集持有文物成為典型的資產階級、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的遺毒，像龐增和1959年、1962年兩次捐獻文物，恐怕也有幾分捐物求平安的色彩。

恰好本文發布之時，“歷史學人”公眾號發布了《文物捐獻的故事》，依據名人回憶錄，整理了迫于建國初的社會形勢，幾位收藏名家無奈捐贈的詳細案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讀之。

第二，捐贈人權利保護缺失的問題。如果說改革開放以前，捐贈權益保護缺失尚可以讓人想得通，為何到了當代法治社會，像南京博物院這種全國知名大館，對捐贈人的權益仍然三十多年來持之以恒地鄙視？！龐氏每次都是迫不得已動用司法手段，才能為自己爭取一點可憐的權利，難道捐贈的價值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的中國傳統文明之精髓，換不來一點知情權？

這兩年興起了博物館熱，每個博物館都在炫耀自己擁有哪些鎮館之寶，卻鮮有提到這些文物的來源。以后是不是應該吃水不忘挖井人，都在展覽介紹中說明文物來源，是哪些人捐贈的，或者從哪些地方博物館劃撥過來的（據筆者所知，很多博物館的考古館藏，很大部分是通過行政命令從地級、縣級博物館調撥來的，給原來持有單位帶來的損失也很大）。如果不是今天出現《江南春》畫卷這個偶然事件，我們99.99%的人都不知道龐元濟這個近代最重要書畫收藏家是誰。

一些網友出于義憤，提出將捐贈品退給捐贈者后人，顯然在現實中不可能，更會帶來一系列后續問題，但是政府繼續給予捐贈者后人一些補償，博物館以更大力度強化對捐贈者的紀念，以及保障捐贈者后人對文物保管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是都應該做的。

第三，留給私立博物館一隅發展空間的問題。公立博物館有其優勢，人員配備充足、財源充足，有利于文物保護和研究，但是與之而來的是官僚系統的系統毛病，比如博物院領導或保管員盜竊文物，修復工作者弄壞文物也不用追責，這方面的負面新聞經常有，社會根本無從監督文物的保管。過去人們普遍對私人收藏文物抱著否定態度，其實在法治社會中，只要是對文物登記、流轉做出明確規定，就不會存在大家所擔心的文物流失等問題，私立博物館的安全性和社會教育積極性，不會比公立博物館差。

比如，我們在美國日本參觀的很多重要博物館都是私人性質的，比如納爾遜美術館、亨廷頓美術館、洛克菲勒博物館等，實質上美國最重要的文博機構大都會藝術館也是非公立機構。大家去東京必逛的根津美術館也是私立的，這家美術館擁有全國166件法定書畫類國寶中的6件；位于銀座的高人氣靜嘉堂文庫美術館，也是私立的，擁有3件國寶級書畫文物。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做一個不必要的設想：當時虛齋藏品那么豐富，管理完善，對藝術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功底，如果那個時代人們普遍能夠意識到發展私立文博的意義，不是征集文物，而是國家協助成立一個專業的、小而精的博物館，其實對文物本身和對文明成果宣揚本身，未必是壞事。

總之，虛齋的歷史可以視為中華民族有識之士堅忍不拔、保護文脈的，令人感動的歷史，側面也可以反應我們這個社會，個人權利一直被漠視，以至于發生很多曲折。倘若我們有個制度正確分割公權和私權，使二者達到一種穩定的平衡，會讓我們社會發展少走很多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