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26日清晨,北京細雪剛停,40歲的古月邁進李敏家的小院。“古老師,請進,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您來了就跟在家一樣。”李敏推開木門,輕聲說道。屋里已坐著幾位老警衛員,他們抬頭的瞬間幾乎同時怔住——那張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讓空氣里多了一絲敬意。
李敏之所以發出邀請,源于一周前的內部放映《西安事變》。影片結束,她只說了一句:“這位演員,讓我想起爸爸在延安的笑容。”轉身,便托編導撥通八一廠的電話,留下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請您12月26日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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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倒回1937年11月,湖北漢口的防空警報此起彼伏,胡詩學在戰火中呱呱墜地。八個月后,父母犧牲。姐姐胡敏用舊被單給弟弟縫了第一條小褲子,兩人被送進孤兒院。從此,姐弟靠一碗稀粥、一張破草席熬過七個苦寒的冬天。
1949年10月,桂林街頭剛掛起紅旗,12歲的胡詩學偷偷跟隨文工團遠赴云南,三天不吃不喝,硬是跟在隊伍尾巴。團長看著他灰頭土臉卻眼神倔強,嘆了口氣:“孩子,留下吧。”自此,部隊成了家,文工團的排練廳成了課堂。
槍聲遠去后,他學會了拉小提琴、敲軍鼓,也領到第一件軍裝。1970年代初,他已是昆明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文化科科長,常被戰友打趣:“胡科長,一笑就像主席。”起初他只當玩笑,直到一次照鏡子,才發現眉骨、鼻梁與毛澤東確有七八分神似。
1978年5月,中央發文征選毛澤東特型演員。照片送達北京后,葉劍英翻看策劃案時,突然停在那張黑白頭像前,摘下老花鏡:“像,既像正面,也像側面。”隨即批注一行字:調人進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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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天,古月走進昆明話劇團進修。舞臺上,他一遍又一遍練習湖南腔:“同志們,一切要向前看!”桂萍在燈下幫他掰手勢,糾正停頓,兩人從搭檔到知己,再到攜手走進民政局,只用了兩年。
拍攝《西安事變》前期并不順利。成蔭導演要求嚴格,面對第五次重拍的鏡頭忍不住嘟囔:“這張臉怎么就長你身上了呢?”話音不算重,卻像針一樣扎進古月心里。當天夜里,他對著鏡子練到凌晨三點,嘴角干裂仍不自知。
影片上映后,觀眾席里多次響起壓低的抽泣聲。有人說那是歷史的回聲,也有人說那只是演員的功課。無論怎樣,古月的名字從此與“毛澤東”牢牢綁在一起。《四渡赤水》《大決戰》《開國大典》接踵而來,他的臺詞越少,神態越準,仿佛每一個抬眉、每一次揮手都有檔案可以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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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名聲最盛之時,他卻接到桂萍寫下的五個字:我想停一停。戲約排滿的行程與妻子漸行漸遠,終究難以兩全。離婚協議簽完那天,桂萍只留下“保重”兩個字。幾個月后,古月在片場遇到“宋慶齡”扮演者張燕,兩個各自帶著孩子的中年人,用平凡煙火把各自的裂痕慢慢抹平。
再說1984年的那頓午飯。桌上是李敏親手做的臘肉、炒辣椒,還有毛家習慣的白米粥。老警衛員舉杯時聲音有些發抖:“首長不在了,但一看你,就像他還坐在對面。”古月放下筷子,輕輕答了一句:“我只是演員,可我知道該讓大家記住什么。”
飯后,李敏取出父親用過的鉛筆與眼鏡,請古月試戴。鏡架剛搭上鼻梁,旁邊的秘書忍不住喃喃:“真像他老人家讀文件的樣子啊……”短短幾分鐘,卻給了古月無數細節:握筆的姿勢、低頭的角度、甚至瞇眼間的停頓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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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體會在隨后的作品里逐一顯現。他先后獲得金雞獎與百花獎,拍片現場常被群眾圍住,有人遞煙,有人要合影,最后只能用“同志們,請配合工作”的語氣勸散。87部作品里,他只飾演毛澤東這一位。
2005年7月2日,廣西玉林的夏夜悶熱異常。活動結束回賓館途中,古月突感胸悶,扶住走廊墻壁時還在和副導演討論下一個鏡頭。急救車趕到已是十分鐘后,68歲的心跳停在那一刻。救護人員合上擔架時,手中夾著的仍是當天要改的劇本。
他曾說想演滿一百次,再回到云南老兵療養院吹吹南風、聽聽小號。87這個數字終究定格,但那張帶著湘音的面孔,已經深植在幾代觀眾的記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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