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5，第一支由臺灣同胞在大陸組成的武裝抗日隊伍誕生了

李友邦與 “ 臺少團 ”

1938年冬天，臘梅花盛開的時候，朱曉光帶著全家人抵達金華， 同二哥曦光相會了。

當時的金華已成為東南抗戰重鎮。自杭州失陷以后，浙江省政府 就遷至金華所轄的永康縣方巖，省府主席黃紹竑是桂系中的抗戰派， 施政比較開明，吸引來大批知識青年和抗日愛國的有識之士，不少共 產黨人也參加了政府工作。有了這樣的政治環境，新知書店在浙江的 業務，才得以以金華為出發點，向浙西、浙東南及周邊省區迅速擴展。

那時聞名全國的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歌詠隊，也在隊長劉良模帶領下來到金華，沒有幾 天，金華江邊的古城就到處傳揚他們教唱的抗戰歌曲，《大刀向鬼子 們的頭上砍去》、《紅日照耀在太行山上》的嘹亮歌聲響遍了大街小巷。

奔波了一年多的朱曉光，恢復了在新知書店的工作，負責書刊批 發業務，朱諶之一邊帶著吃奶的孩子一邊協助他。平靜而忙碌的日子 過得飛快，第二年五月，曉光被派往皖南新四軍駐地設立隨軍書店， 繼續大半年前二哥曦光已經在那里開辟的工作，向新四軍廣大指戰員 提供精神食糧。

臨走的時候，曉光囑咐已經在中心小學讀書的沈珍：

“沈珍，湘虎還小，你要同姐姐幫著媽媽照看小弟弟呀!”

沈珍，這個在戰亂和流徙中長大的小姑娘，仿佛已“成熟”了許多， 她抬起頭問曉光：

“你要去的地方遠嗎?為什么我們不和你一起走呢?”

“不算遠，但要翻山越嶺，再說你要讀書上學，怎么走得了呢?”

曉光和藹地回答著，沈珍不言語了，她的啞巴姐姐奉珍也在一旁 懂事地點點頭。

其實，此時朱諶之的心已經同曉光一起上路了。

多次進出皖南、 熟悉那里情況的曦光，早就向她和曉光介紹過：以北伐名將葉挺為軍 長的新四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新型抗日隊伍。

1938年4月新四 軍軍部由南昌轉移到安徽南部的歙縣巖寺，7月進駐涇縣云嶺，從此 皖南山區便成了大江南北乃至海內外廣大愛國青年向往的又一處抗日 根據地，訓練和培養新兵也就成了新四軍一項急迫又繁重的任務。

當 時在軍部教導總隊任訓練處處長的薛暮橋，是新知書店的發起人之一， 因此訓練工作伊始，便同新知書店在金華的分店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起初是運送急需的教材用書，后來又出版發行新四軍的《抗敵》雜志， 再后來又辦起了隨軍書店并不斷有所發展，迫切需要人手。

能夠到新 四軍中直接為英勇的將士們服務，對早就盼望走上抗敵前線的朱諶之 來說，怎么能不心向往之呢!

因此，她同曉光約定，待湘虎斷奶后， 寄養在曉光的姐姐朱英處，跟老太太和陳宜她們一起過，自己抽出身 來趕去皖南跟他會合。

當朱諶之托請大姑子朱英帶她的湘虎時，朱英出于至親的情分， 自然是答應了，但她覺得朱諶之產后也沒有好好休息，才安頓下來， 為什么又要急著走呢?

“我們都是做母親的，我的兩個孩子我都想攬 在身邊，你的孩子這么小，留下來你放心嗎?”

“我有工作要做嘛。”朱諶之回答她。

“你做什么工作?有這么要緊嗎?”

“這個，你就別問了。”

朱英對朱諶之的回答很不滿意，許多年后回憶起這段往事，她還說：“后來我才知道她是在為共產黨做事，不肯告訴我是怕我走漏了風聲，也怕我知道了不敢給她帶孩子，真夠為難她的了。”

就在這時， 一個老朋友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兩年前在鎮海結識 的華云游，也到金華來了。這位曾被唐愛陸老人認定是“共產黨”的 省特派員，的確是肩負黨的一項重要使命而來。他受中共浙江省委派 遣，同駱耕漠、張一之等同志一道，來金華協助臺灣愛國人士李友邦 組織一支抗日隊伍——臺灣義勇隊。

說起“臺灣義勇隊”這個后來同朱諶之有了密切關系的抗日團體， 得從他的創建者和領導人李友邦那不平常得近乎傳奇的革命經歷談起。

李友邦，字肇基，祖籍福建同安，1906年出生于臺灣臺北縣蘆洲 鄉的一個望族之家。

還在小學讀書時，他就因為被日本同學辱罵為“清 國奴”和挨了日本教員的一記耳光而萌動了強烈的民族意識。

1924年4月，十八 歲的李友邦與后來成為臺灣共產黨領導人的林木順等人夜襲臺北新起 街派出所，轟動臺灣，被校方開除。

為逃避殖民當局的逮捕，他與林木順等人連夜越墻逃離臺灣，渡海前往祖國大陸，于同年9月1日進 黃埔軍校第二期就讀。

在黃埔軍校，身為來自寶島的革命青年，李友 邦受到孫中山先生的器重和鼓勵，并在國民黨左派代表廖仲愷的親自 指導下受訓。

1925年9月，李友邦從黃埔畢業，被派去主持由國民黨 兩廣省委領導的“臺灣地區工作委員會”,曾冒死潛回臺灣，動員了 大批熱血青年回大陸參加革命。

創建臺灣義勇隊和少年團的李友邦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下令解散“臺灣地區工作 委員會”。

李友邦潛赴杭州進行革命活動，于1932年初被國民黨當局 逮捕入獄，遭受酷刑，仍堅持斗爭。他在獄中結識了駱耕漠等中共黨 員，受到了馬列主義的理論教育。

三年以后，李友邦經黃埔同學保釋 出獄，在杭州、上海等地以教授日語為生，并繼續從事革命活動，曾 編撰《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臺灣》一書，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罪行。

而此前，他的家人也 為從事抗日愛國活動付出了慘重代價：二弟友先、三弟友烈，先后于 1932年和1934年被日本特務殺害在臺灣。

1938年夏天，李友邦在麗水遇見了幾年未見的獄中難友駱耕漠， 駱當時身份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員。李友邦和駱商討抗日的實際行動， 提及閩北崇安縣有不少從臺灣流亡回祖籍的同胞處境艱難，可動員起 來組織一支抗日力量。

駱耕漠當即向中共浙江省委統戰工作委員會報告了李的構想，經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同意，派遣張一之、華云游來協助李友邦；同時省委也指示張、華要盡量通過省政府和國民黨的 關系來開展工作。

當年11月初，李友邦、張一之帶著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給國民黨 福建省黨部負責人陳肇英的信來到福建，向福建省政府提出動員返鄉臺胞參加抗戰的要求。

早年因不堪日本殖民者壓迫，大批臺胞攜眷返 回福建定居，其中有少數人曾被日本浪人和特務所利用，中日戰爭爆 發后，福建省主席陳儀以“日本特務嫌疑”為名將所有臺灣同胞送到 閩北荒山野嶺中的小縣崇安集中看管。 一些與當地人結為夫妻的臺灣 同胞被迫妻離子散，更多是全家男女老幼遭到拘捕，過著“集中營” 式的生活，許多臺胞陷入饑餓與疾病之中。

李友邦的提議，實際上是 解救了這些臺灣同胞，也是調動和發揮他們的所能為抗戰服務。在省 黨部陳肇英的支持與斡旋下，省主席陳儀在了解情況后也樂于卸下這 個包袱，立刻同意李友邦把集中在崇安縣的臺胞帶走。

李友邦在崇安召開的動員大會上，用閩南話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說， 號召全體臺胞奮起抗戰，組織臺灣義勇隊，得到了被拘禁在崇安的四百 多位臺胞的熱烈響應，當場就有許多臺胞報名。

1939年2月，李友邦 率領從福建帶回浙江的第一批臺胞四十余人，在金華縣城酒坊巷18號 正式成立了臺灣義勇隊，其中有六名兒童也組成臺灣義勇隊少年團(也 稱“臺少團”)。

李友邦任義勇隊隊長和少年團團長，中共黨員張一之 任隊秘書，張一之的愛人、剛從皖南新四軍教導總隊八隊受訓畢業的 夏云，也調來金華工作，擔任“臺少團”輔導員。華云游雖未在義勇 隊具體任職，但在其創建前后做了不少內外聯絡和通訊報道的工作。

第一支由臺灣同胞在大陸組成的武裝抗日隊伍誕生了，它以“保衛祖國、光復臺灣”為己任，掀開了民族團結共同御侮的光榮史冊。

在華云游向朱曉光、朱諶之介紹認識李友邦之前，他們就已經知曉“臺灣義勇隊”和它的領導者了，因為臺灣義勇隊成立后，積極參 加當地政府主持的抗戰宣傳，辦抗戰墻報、舉行街頭演出、募捐慰勞傷兵，做了許多有影響的社會工作。

臺胞中有不少醫務和技術人才， 于是義勇隊在金華東關箭頭塘設立了一個醫療所，組織巡回醫療隊到 鄰縣村鎮替人民治病，后來又在金華、衢縣、蘭溪發展成四家“臺灣醫院”,還在云和、麗水辦起樟腦制造廠和藥品生產合作社。

特別是 1939年3月，中國軍隊在浙江富陽與日軍展開激戰(東洲保衛戰), 臺灣義勇隊緊急派出隊員奔赴前線，不僅開展戰地醫療服務、搶救傷 病員，還用日語在前沿陣地向敵方喊話，瓦解日軍士氣，抓住日軍俘 虜后又當起翻譯，隊員們的出色表現受到前線官兵的贊揚，臺灣義勇 隊的名聲也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迅速傳播開來。

因此，當朱曉光動身去皖南新四軍軍部，華云游托他幫臺灣義勇 隊帶去捐贈給新四軍的一批藥品和醫療器材時，朱曉光非常高興地接 受了。出發前，他和朱諶之在華云游的陪同下，專程去酒坊巷18號 臺灣義勇隊總部拜會了李友邦隊長。

此時臺少團的成員已增至十八人，最大的十四五歲，最小的只有六七 歲，其中大部分都是從崇安拘留地同父母一起轉來金華投奔義勇隊的 臺胞子弟，也有個別因家庭困難或其他原因而入團的內地兒童。

臺灣少年團在操練.左二為朱倬(即朱曉楓)

朱諶之早就聽朱曉光說過，抗戰以來在上海、武漢等地出現過由 少年兒童組成的新型教育團體，如“新安旅行團”、“孩子劇團”和“育才學校”。

這些團體的孩子們，小小年紀就離鄉背井，在成年人的幫 助下組織起來， 一面讀書、受教育， 一面宣傳抗戰、服務社會，從實 踐中汲取真知、增長才干，在烽火征途上鍛煉自己成為全國兒童的模 范、未來社會的小主人。

現在看到的“臺少團”正是這些團體中的一個， 她很自然地想到自己的女兒沈珍，同眼前的這些孩子差不多大，能不 能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呢?

同曉光商量后，朱諶之通過華云游向李友邦隊長提出了請求。李 友邦考慮到朱諶之和朱曉光都是新知書店的工作人員，朱曉光就要赴 皖南工作，朱諶之也打算去那里為部隊服務，大家都是革命同志，理應互相關照。

再說，朱諶之要把女兒送到少年團來，這本身也是一個 參加抗戰、投身革命的選擇，是對臺灣義勇隊和臺少團事業的支持和 響應，怎么能不歡迎呢?因此立即同意了。

1939年夏天的一個早晨，朱諶之把九歲半的沈珍送進了臺少團， 她給孩子報名的時候，填寫了“朱倬”二字，這個新學名一直伴隨著 沈珍許多年。

“倬”者，大也，寄托著這位慈愛的母親對女兒在革命 大家庭里快快長大、茁壯成材的殷切期望。

當時義勇隊和少年團的經費都非常緊張，為節省開支，義勇隊 的成年隊員一天只吃兩頓飯，少年團的孩子們雖有三頓飯吃，但菜里 的油水很少，早晚喝稀粥常常四個人合吃一塊豆腐乳。

面對這樣的情 況，朱諶之又一次從自己多年的積蓄中拿出一筆錢來，向臺少團捐贈 了八百元。

當她把這筆不小的款項送交到團長李友邦手中時，李友邦 激動地說：

“朱大姐，你真是雪中送炭呀!”

他還告訴朱諶之：義勇隊和少年團創辦之初，省主席黃紹竑為 了表示對臺胞的關心和對義勇隊工作的支持，也只給了總共才六百 元的“生活費”。

不過，李友邦說，黃主席已親自給國民政府軍事委 員會政治部長陳誠寫信，并轉發了臺灣義勇隊關于編制和經費的申 請報告， 一俟重慶方面批準以后，情況會好轉起來的；而目前，正 是這支新生的抗日隊伍“青黃不接”的時期，不僅隊員的吃飯成了 問題，各項工作的開展更困難重重，朱諶之的捐款解了他們的燃眉 之急。

據朱曉光生前回憶，義勇隊興辦的“臺灣醫院”就是在這筆資助下得以開業的。

那年夏天，金華天氣炎熱，蚊蟲很多， 一到黃昏，屋 子里到處是嗡嗡的聲音。到了晚上，孩子們都叫睡不著。我 們當時燒一種枯竹來驅趕蚊子，蚊子沒有趕掉，反弄得滿屋 是煙，孩子們更睡不好。有的孩子皮膚上還出了小泡， 一 抓就出水……

大姐 (指朱楓) 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她再 來時就帶來一批蚊帳，每個孩子得了一頂，我也得了一頂。 這一來大家睡覺就很舒服了，也不燒枯草了。這一件事給 我的印象很深。

其實，自離開鎮海前“毀家紓難”創辦難民工藝所，到遠赴武 漢“入股”新知書店，富家女出身的朱諶之早已把自己個人的休戚跟 全民族的抗戰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像支持李友邦義勇隊和臺少團 這樣的慷慨捐贈，在她后來的革命生涯中還不斷出現過；而對待同志 春天般的溫暖，像春雨一樣“潤物細無聲”地關心別人、樂于助人的 事跡，則無時無刻、難以計數，成了她涓涓滴滴流淌在每一個與之共 事、相處和接觸者心中的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