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將遇刺身亡，真兇63年美國自盡，臨終認罪

1963年美國洛杉磯自殺案：那個靠洗衣服為生的中國老頭，死前承認自己是這起大案的真兇

1963年冬天，美國洛杉磯一家破旅館里，電話鈴聲響得讓人心慌。

打電話的是個叫“于志遠”的華工，這人平時在唐人街洗衣店扛包，混得那叫一個慘。

他用最后那點力氣，給以前的同事撥了個電話，張嘴就吐出了那個壓在他心頭17年的秘密：“那一刀是我安排的，李兆麟是我殺的。”

掛了電話，他抽出褲腰帶，把自己掛在了房梁上。

警察后來在他那個全是煙味的屋里，只找到一張寫在煙盒紙上的遺言：“我合該有此報應。”

誰能想到，這個躲在貧民窟里、沒錢就去賭兩把的“爛賭鬼”，竟然是當年國民黨保密局濱江組組長余秀豪。

這通遲到了17年的電話，直接把大伙的視線拽回到了1946年的哈爾濱。

那時候的哈爾濱，表面上看著挺繁華，又是跳舞又是喝酒的，其實背地里早就殺紅了眼。

咱們得把日歷翻回到1945年日本投降那會兒。

當時的哈爾濱，亂得就像一鍋煮沸了的粥。

蘇聯紅軍還在街上巡邏，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剛下飛機，山里的土匪胡子滿街亂竄，再加上那一堆沒撤干凈的日本特務，各路神仙都在這兒顯神通。

就在這亂七八糟的局勢里，在那兒堅持抗戰十四年的李兆麟將軍，成了有些人的眼中釘。

為啥非殺李兆麟不可？

說白了，擋路了。

當時的李兆麟身兼濱江省副省長和中蘇友好協會會長，在哈爾濱說話比誰都好使。

這讓那些急著來“摘桃子”的國民黨接收大員們怎么受得了？

尤其是軍統頭子戴笠，看著李兆麟在哈爾濱一呼百應，急得滿嘴起泡。

戴笠給東北特務發的密令里說得特別露骨：東北這盤棋想走活，必須拔掉幾顆釘子。

李兆麟的名字，直接被紅筆圈在了第一個。

搞暗殺這種事，往往不是因為對手太弱，而是因為對手太強，強到讓你不敢正大光明地過招。

但是想動李兆麟？

太難了。

人家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游擊隊司令，玩槍玩刀那是祖師爺級別的。

硬的不行，這幫特務就開始玩陰的。

他們給李兆麟設計了一個“溫柔陷阱”，這局棋下得那叫一個臟。

這就要提到那個關鍵人物——孫格齡。

現在翻看那些解密的舊檔案，你真得佩服這幫軍統特務，把人性算計到了骨子里。

他們沒派什么彪形大漢，而是送來了一個“世侄女”。

這孫格齡長得漂亮，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自稱是李兆麟老部下的女兒，說是爹死了娘在蘇聯。

她就利用李兆麟對烈士后代的同情心，加上當時正好要搞中蘇友好工作，一步步蹭進了李兆麟的圈子。

在辦公室里端茶倒水，開會的時候那是相當積極，就連李兆麟身邊那些警惕性極高的老警衛員，都被這丫頭給騙過去了。

1946年3月9日，這網終于收了。

孫格齡找了個理由，說要談談中蘇關系的事兒，把李兆麟約到了水道街9號。

這地方是個民宅，不起眼。

這事兒現在看是個巨大的疏忽，但在當時那個環境里，李兆麟防著外面的冷槍，卻沒防住“自己人”遞過來的一杯茶。

那天哈爾濱冷得要命，李兆麟就帶了個司機。

他上樓的時候，腦子里估計還在琢磨怎么給哈爾濱老百姓爭點利益，壓根沒想到樓上等著他的，不是熱茶，是摻了氰化鉀的毒藥，還有兩把磨得锃亮的軍刺。

后來的審訊記錄里，殺手高慶三把細節都交代了，聽著都讓人后背發涼。

李兆麟喝了毒茶，居然沒馬上倒下，身體素質太好了。

這下特務們慌了神，躲在暗處的高慶三和閻鐘章兩個亡命徒直接沖了出來。

對著這位抗日英雄就是一頓亂捅。

這一刀那一刀的，整整七刀，刀刀見骨。

最后李兆麟沒倒在抗日的戰場上，倒在了和平日子里的地板上。

尸體被他們硬塞在椅子和茶幾中間，還要用大衣蓋住。

但這還沒完。

殺人只是第一步，最惡毒的是殺完人還要往人身上潑臟水，想讓英雄死得不清不白。

第二天，哈爾濱的報紙上居然冒出來個豆腐塊新聞，里里外外暗示李兆麟是因為“桃色糾紛”被人弄死的。

這就是余秀豪那個陰損計劃的最后一環：用緋聞毀掉一個人的名聲。

在那個年代，這種謠言比子彈還傷人。

可他們千算萬算，算漏了一件事：老百姓不是傻子。

這消息一出來，哈爾濱直接炸鍋了。

根本沒人信那套鬼話，滿大街都是憤怒的人群。

我黨這邊反應極快，迅速成立專案組。

那時候哪有監控啊，也沒啥DNA技術，全靠老百姓提供的線索。

就用了三天，硬是把殺手高慶三給挖出來了。

雖然主謀余秀豪拿著假護照連夜飛了臺灣，后來又跑到了美國；那個女特務孫格齡也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有人說她扮成蘇軍家屬跑了），但真相這東西，一旦撕開個口子，就怎么也捂不住了。

這場暗殺，直接把國民黨“和平建國”的那張假臉給撕了個粉碎。

本來很多東北人還在觀望，這下全看清了：一邊是真抗日的英雄，一邊是搞暗殺的下三濫。

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哈爾濱就在槍炮聲里迎來了真正的解放，成了新中國第一座解放的大城市。

再回過頭來說那個逃到美國的余秀豪。

這家伙在美國的日子，那叫一個慘。

國民黨后來也不管他了，經費斷了，語言又不通，身份還是黑戶。

他只能像陰溝里的老鼠一樣活著，白天在華人洗衣店干最累的活，晚上就不敢關燈睡覺。

據后來認識他的人說，這老頭神神叨叨的，總說有人要來索命。

那七刀的慘狀，估計每天晚上都在他腦子里回放。

他有點錢就去賭場，不是為了贏錢，就是為了聽那熱鬧聲，麻醉自己。

直到1963年那個晚上，他又病又窮，實在是熬不住了。

那個深夜打出的電話，根本不是什么良心發現的懺悔，那就是精神徹底崩了。

他在大洋彼岸茍延殘喘了17年，每一天都是對他靈魂的凌遲。

那種恐懼，比坐牢還難受。

現在的哈爾濱兆麟公園里，李兆麟將軍的墓碑就在那立著。

每年清明節，那花堆得像小山一樣。

至于那個策劃謀殺的余秀豪，死在了異國他鄉的破旅館里，連骨灰都沒人認領，早就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說到底，搞陰謀詭計的人，不管跑到天涯海角，也就是多活幾天受罪罷了。

1963年之后，關于那個電話的記錄，就在檔案袋里靜靜躺著，再沒人提起過。

參考資料：

穆蘭信，《李兆麟將軍遇難前后》，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哈爾濱市檔案館藏，《李兆麟將軍遇刺案偵破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