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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敵營之唐生明:在波譎云詭的時代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從給紅軍偷軍火的國軍團長,到戴笠麾下的“偽裝大師”,再到用紅酒換情報的高級抗日間諜,最后到策劃湖南起義的高級將領,他始終在歷史懸崖上跳著輕巧的探戈。
唐生明,號季澧,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于1906年10月10日出生在湖南省東安縣的白木町,排行第四,其長兄就是陸軍一級上將唐生智。
唐生明少年時,曾在家塾中就讀,其性格開放不羈,常導演出惡作劇,戲弄塾師;還經常隨長兄唐生智過軍旅生活。以后入長沙明德學堂、修業小學讀書,后入湖南第一師范的附小高小部讀書。唐生明在一師附小畢業后,升入長沙興中會中學初中部念書,1923年冬季肄業。次年春進入湖南陸軍講武堂學習。同年秋結業后,進入湘軍第三師師長葉開鑫師部任上尉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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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廣東革命政府派白崇禧、陳銘樞、郭德清為駐唐生智部隊的代表,唐生明也被唐生智作為私人代表(人質)派駐廣東革命政府。
唐生明進入廣東革命政府后,被廣東的革命氣氛所吸引,向白崇禧提出了入黃埔軍校學習的要求。蔣介石聞訊后,欣然同意,要唐生明到政治科學習。唐生明認為陸軍是自己的本行,于是以插班生的資格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被編入步兵軍官團(團長張治中)七連(連長陳賡)。
同年10月,唐生明在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畢業后,他輾轉香港、上海,到達武漢(時武漢已被北伐軍攻下)。此時,其兄唐生智已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唐生明在該集團軍的學生隊擔任副總隊長。
1926年12月,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成立警衛團,唐生明任警衛二團團長。該團轄有由陳賡特務營改編的第一營,由學生隊改編的第二營,由第八軍衛士隊改編的第三營。
1927年春,唐生明率警衛團隨第四集團軍北上,參加了在河南的漯河戰役。
這年夏天,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唐生明和陳賡等黃埔學生聯名發表“討蔣通電”。
同年秋天,毛澤東準備在湘贛邊界發動秋收起義,但起義軍缺乏武器。陳賡、羅瑞卿、陶鑄以黃埔同學的關系,請唐生明支援。唐生明親自率領警衛團的一個連,由漢口坐火車南下,到瀏陽縣文家市,送給起義部隊“漢陽造”步槍三百余支,子彈近萬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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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唐生智東征失敗,通電下野。唐生明率領警衛二團隨何鍵第三十五軍、葉琪第十二軍退駐常德。三十五軍西退沉陵后,唐生明率部和葉琪的十二軍困守常德,被“西征軍”魯滌平部包圍。和桂系早有勾結的葉琪決定投降,接受桂系的改編。在唐生明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他的警衛團也被桂系改編為三十五軍獨立團。
1928年4月,蔣介石發起了“第二次北伐”。前敵總指揮自崇禧將被改編的唐生智舊部調去北方作戰,同時將唐生明的獨立團編入以葉琪為軍長的十二軍,采用明升暗降的辦法,將唐生明調為十二軍第三師副師長,削除他的實際兵權。唐生明憤而脫離部同年秋,蔣介石派人到漢口,邀唐生明去南京,委為自己的待從參謀。
蔣桂戰爭爆發后,蔣介石電令唐生明赴九江湖口。唐生明來到蔣介石指揮作戰的“楚有”號兵艦上,接受了去桂系部隊策動唐生智舊部反戈擁蔣的任務。
唐生明領命后,攜帶蔣介石交給他的九十萬元巨款,來到湖北戰場前線,策動了何宣旅、門炳岳旅、羅霖旅、李云杰旅反戈,瓦解了桂系的戰線,加速了桂系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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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唐生明對侍從參謀一職感到厭倦,便向蔣介石提出下部隊任職的要求。蔣介石親寫手令,任命唐生明為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新編第八師一旅副旅長兼二團團長,隨同何鍵的部隊入廣西“討伐”桂軍。
1931年5月,寧粵合作后,唐生智就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之職,唐生明被任命為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32年秋,經蔣介石特許,唐生明進入中央陸軍大學學習,直至1935年秋畢業。畢業后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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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蘆溝橋事變后,唐生明調任長沙警備副司令。不久,代理司令。這時,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湖南省政府為貫徹蔣介石“堅壁清野”和“焦土抗戰”的政策,制定了“火燒長沙”的計劃,并交警備司令部執行。
唐生明覺得此事關系到全市人民的生命財產問題,萬不得己,決不實施,因而將計劃嚴密封鎖。但在1938年春,唐生明與任常德桃源警備司令的鄂悌對調后,酆悌將這個計劃翻了出來,并加以部署、實施,因而造成了這年11月12日的“長沙大火”。大火之后,酆悌等三人被槍斃。唐生明知道后,以“福將”自嘲。
常德、桃源一帶雖然是一個盛產沙金和桐油、木材的集散地,被一般人稱為“金常德”。可是,唐生明覺得這里偏于一隅,既不利于實現自己干一番事業的理想,又不能滿足自己生活享受的欲望,因此對這里越來越感到厭倦,想換一個別的工作。
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軍統特務沈醉將此情況報告了特務頭子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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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唐生明便收到了由沈醉轉送戴笠發來的電報。電報中說:“聞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將家務安頓妥當后,即行來渝,因有要事急待當面商議。”唐生明當即復電表示:“如能擺脫此間職務,自當赴渝。”
緊接著,戴笠又連發兩封電報,要他速赴重慶。唐生明見戴笠催得這么急,便把家小留在老家,到佳林找唐
生智一起去重慶。當唐生明剛剛住進大哥家中,戴笠隨后而至,把他接到自己在曾家巖的別墅。
唐生明急于想了解蔣介石安排自己做什么工作,可戴簽故意和他大兜圈子。兩天之后,戴笠才以極其慎重的口吻對唐生明說:“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務,校長(蔣介石)同我講過好幾次,只有你能夠擔任。因為我們在上海和南京的組織絕大部分被敵人破壞了,那個地方的工作,校長認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一個很適當的人。后來還是校長提出了你,認為你最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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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明這時才明白,叫他去敵后“工作”。戴笠馬上給唐生明戴“高帽子”,說:“這真不簡單,像領袖一天到晚這么忙,還能想到你!”“校長說你很能干。他在談到你的時候,還特別說過,過去武漢討伐桂系時,你曾拖來過不少的桂系部隊,出過不小的力。”“校長對你一直是很重視”。這一番話,也確實使唐生明有點飄飄然了。
但唐生明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覺得能夠再去上海,比起后方在生活享受方面的確要舒適得多;另一方面又覺得,這是一次冒險,甚至可能送掉性命。他很清楚,和漢奸打交道倒不足慮,他們中許多人曾和自己有交往,可自己與日本人一向無往來,要是在日本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和去滬動機,不掉頭才怪呢!
基于這個考慮,他不敢馬上承擔這個任務,猶豫了三四天,沒有明確答復戴笠。
戴笠見唐生明擔心危險,就天天纏著他,一再說:“我前前后后都為你設想過,你去絕對沒有任何危險。因為你不像別人,以你的身份可以公開去,大大方方地與他們往來,一定會受到他們的歡迎。至于對日本人方面,只要自己多加小心,決不會出任何問題。”
最后,戴笠甚至拿他的“良心”和過去的交情作保證,唐生明不得不同意接受這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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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明是很機靈的,他深知軍統是一個很嚴格的特務組織,紀律制裁很殘暴,戴笠曾多次拉他加入軍統,都被他推脫。這次,他怕戴笠趁此機會把他拉進軍統,受到軍統組織的約束。因此,在接受這個任務的同時,提出了一個條件,即只愿意以朋友的身份為軍統去工作,決不做戴笠的部下。
他對戴說:“如果我當了你的部下,對我們都沒有好處,你再沒有一個像我這樣的朋友可以說真心話;保持朋友!關系,彼此都方便得多。”
戴笠見唐生明愿去,就高興地接受了唐生明的條件,說:“只要你肯去,我們之間可以一直保持和過去一樣的朋友關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兩個區的組織,你也可以指揮,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領導。你這個意見很好,我全部同意。因為你去的任務不同,不必經常和他們往來,這樣可以減少你的麻煩,也可以避免出危險,不過我在那些地方工作的人,你都得多照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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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戴笠親自送唐生明去上清寺見蔣介石。蔣介石一見唐生明,表現出異常親切和高興的樣子,開口就夸獎他:“你很好!”對唐生明到重慶后的生活問長問短。又說;“戴笠報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現在決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訴了你碼?這個任務只有你合適。”
唐生明答道:“我去是不是相宜,請校長再多考慮一下。”蔣介石見唐生明還有怕完不成“任務”的顧慮,便嚴肅起來:“這個任務很重要,我已決定了派你去。你要聽我的話,我是你的校長,你是我的學生,你要聽我的。你有什么問題,可以好好和戴簽去商量一下。”
唐生明聽到這命令似的話,便知道去上海這條道是再也無法改變了,但他想到愛子如命的年邁母親和一貫關心自己的大哥(唐生智),便說:“我還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最疼愛我的,我也得問問她老人家。”
沒等他說完,蔣介石便搶著說:“孟瀟(唐生智字)兄說明,這沒有問題。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張照片,讓她放心。”最后,蔣介石又說:“戴笠說你很能干,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對付那班人,因為你都認識他們,詳細情況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責任歸我負,你要絕對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長,你是我的學生。”
此時,唐生明只有死心塌地去上海了。
唐生明在和蔣介石見面后的第三天,便受蔣介石的邀請,到蔣的官邸吃飯。飯后,蔣介石又把他和宋美齡的合照,簽上“唐老伯母惠存,蔣中正、宋美齡,×年×月×日”字,請唐生明帶給唐母,并批給唐生明一萬元特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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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代蔣介石向唐生明布置的具體任務是:以不滿于大后方的艱苦生活為借口,公開地到上海住家;運用過去的人事關系公開和漢奸們往來,等取得他們的信任之后,再逐步去進行有計劃的活動。
主要活動是:運用過去的關系,設法掩護在上海、南京活動的軍統特務,不使之再遭到破壞;已被捕的,要設法營救出來;相機與投降日、偽的大小漢奸進行聯絡,轉達蔣介石的“寬
大政策”和對他們的關心;運用一切辦法,盡力限制江南一帶新四軍的發展,隨時予以打擊,盡力幫助軍統領導下的在那一帶活動的“忠義救國軍”。
領受任務后,唐生明和戴笠研究了打開上海、南京工作局面的措施。戴笠決定不運用軍統特務的關系,而叫唐生明憑過去的人事關系打開一個新局面,以避免日本人對唐的注意。
首先,他們派出戴笠的女朋友張素貞(軍統特務,原來也是唐生明夫人的
私人秘書)打頭陣,叫她先去上海制造“唐生明過不慣后方生活,苦悶得很,準備把全家都搬到上海去住,什么都不想再干”的輿論;叫她找到唐生明多年的老友、上海幾個大賭場的老板、與不少大漢奸有往來且各方面都能吃得開的潘三省聯系,以圖通過潘三省和其他漢奸取得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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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個多月的準備,唐生明帶著家小,在張素貞的陪同下,輾轉香港,于中秋那天乘搭“虎脫總統”號郵船去上海。到上海時,潘三省將唐生明全家安頓在開納路的自己家中。當天,唐生明便結識了汪偽特工總部部長李士群。這是潘三省設宴為唐生明洗塵時,特意邀李士群來作陪的。
雖說唐、李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但是,李士群既然號稱汪精衛的“戴笠”,為人陰險狡詐,對來自重慶的國民黨中將唐生明自然不會輕易相信,他以種種辦法刺探唐生明來滬的真實目的。
第二天,李士群便設宴為唐生明“接風”。酒筵上,李士群把他那一套搜捕共產黨和國民黨留在上海等地的地下工作人員的手段向唐生明吹噓,妄圖在心理上給唐生明施加壓力,趁機觀察唐生明的反應。可唐生明早有準備,故意表示對這些不感興趣,再
三說明自己是到上海來住家的,決不想再從事于政治方面的活動。
李士群見唐生明非一般手段對付得了的,便抽出時間整天陪唐生明玩。一天,在酒宴上,李士群殷情勸酒,打算將唐生明灌醉后,從其口里掏出真話來。唐生明將計就計,假裝醉酒,故意說著假話,使李士群的陰謀又一次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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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不成,再來一著。有一天,李士群趁和唐生明單獨在一起的時候,突然對唐生明說:“我對你的一切情況都很清楚,希望你能成為我的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幫助我。”唐生明當即看出了他要的手腕,肯定李不了解自己的情況,便不正面答復他,滿不在乎地把話題扯到別的方面去。這樣,又一次使李士群的目的落了空。
汪精衛接到李士群關于唐生明來滬的報告后,便邀請唐生明到偽首都南京去。唐生明心里非常高興,而表面上卻裝出很為難的樣子,故意拖了一兩天不愿動身,再次表明自己不想再從事政治活動,不打算去南京。李士群可急了,一再催促:“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總是應該的。”唐生明見目的達到了,于9月底去南京。到達南京后,他便以朋友和湖南同鄉的關系,結識了偽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秘書長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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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周佛海又結識了一大批大漢奸的“老朋新友”,如陳公博、葉蓬、梅思平、岑德廣、羅君強、丁默等人和他們的老婆,這為他在寧、滬完成特殊任務打開了局面。
第二天,在赴汪精衛的宴會時,唐生明又經歷了一場“危機”。在宴會上,汪精衛對唐生明說:“你來了很好!希望你們這些搞軍事的黃埔同學多來一些,將來我們自己可以建立軍隊”。接著,又向唐生明吹噓那一套“和平反共建國”的謬論。
當汪飲了幾杯白蘭地之后,帶著幾分醉意對唐生明說:“我得到報告,你與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這次來南京,是不是打算來殺我?”一面說,一面拍著胸膛,朝唐生明走了過來。
汪精衛突如其來的這一著,使唐生明吃了一驚,便急不擇言地回答:“殺雞焉用牛刀!”這時,滿座的人都緊張起來。唐生明被坐在身邊的葉蓬拉了一下衣袖,才醒悟到自己失言了,連忙說:“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
小都帶來了,我怎么會干這種事呢。”
李士群也忙站起來為他解釋。唐生明又趁機毫不掩飾地承認自己與戴笠是要好的朋友,但又說:“我從來沒有替他做過任何工作。像我這種人,什么都不想干,哪會去當特務?”
汪精衛這才慢慢地恢復正常,在笑聲和干杯聲中,兩人像剛來時那樣親熱。汪還叫周佛海送唐生明一輛新式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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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卻不肯輕易放過唐生明,她派人把唐生明夫婦又接到家中,仔仔細細地盤問了一番,想從中找出些破綻。幸虧唐生明夫婦來南京之前,就前前后后準備了一番應酬的話。這次,他們領教了陳璧君的厲害。從此對這個女人提高
了警惕。
10月1日,寧滬的敵偽報紙都在第一版以最顯著的位置,預登了“唐生明將軍來京參加和平運動,即將被任軍事委員要席”的新聞。唐生明這才稍松了一口氣,公開受審問盤查的階段總算過
去了。4日,唐生明被汪偽國民政府委任為軍事委員會委員。
而這時,重慶方面便來了一次假戲真做的把戲。他們借用唐生明之兄唐生智的名義,從10日起,連續十天,在重慶《中央日報》等大報頭版,用特大號字刊出“唐生智啟事”。全文是:“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為常多失檢,雖告誡諄諄,而聽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離湘,潛赴南京,昨據敵人廣播,已任偽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
殊深痛恨。除呈請政府免官嚴緝外,特此登報聲明,從此脫離兄弟關系。此啟。”
公開的盤問審查雖然過去了,但敵偽方面的暗中監視仍在進行,汪精衛并不委唐生明以實際工作。唐生明明白這一點,也就暫時做“尺蠖之蟄”,多與漢奸們在玩樂方面周旋。
過了一段,汪精衛見唐生明并沒有可疑的活動,便決定把唐生明拉下水去,任命唐生明為偽清鄉委員會軍務處處長。這個偽清鄉委員會不僅要消滅江南一帶的新四軍,而且要消滅軍統領導下的忠義救國軍。汪精衛叫唐生明擔任這個工作,就是叫唐生明既打新四軍,又打忠義救國軍;既得罪共產黨,又得罪蔣介石,使唐生明不得不死心地跟其走。
唐生明向蔣介石密電請示的結果:此項工作非干不可。既要消滅新四軍,又要保護忠義救國軍,還要使其能夠擴大和發展。這對唐生明來說,既要取信汪偽,又要完成蔣介石的任務,是比公開受盤問審查更危險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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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唐生明懷著復雜的心情,只好隨清鄉辦事處處長李士群一起,將家搬到了蘇州。為完成這特殊的“任務”,他一改喜歡玩樂的特點,全力坐鎮蘇州,指揮“清鄉”。他為了“取信”
汪偽,不得不幫助汪精衛整訓偽軍。同時,借機把一些被偽軍俘虜的忠義救國軍的特務分子安插在偽軍中。
他遵照戴笠的指示,把重慶派在這一帶活動的軍統特務得到的關于新四軍及游擊隊的情報轉送給日本人和李士群。為了完成蔣、戴交給的“特殊任務”,他又和活動在這一帶的忠義救國軍的阮亞丞、郭墨濤兩個縱隊取得了聯系,每當日軍、偽軍出動“清剿”,便將情報轉送給阮、郭兩部,并告訴他們避免和日軍發生沖突,免受損失。
但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送出去的情報,新四軍也能知道內容,往往造成日、偽軍撲空。
唐生明雖然小心應付,但還是經常遇“險”。這年9月,汪精衛見日軍駐南京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視察蘇州實驗區,很重視該區“清鄉”的“成績”,也步其后塵,來該區視察。唐生明得知隨汪同來的日本軍事顧問,軍銜比自己低幾級,可自己是檢閱部隊的總指揮官,按規定要向檢閱者敬禮。他覺得堂堂的中華中將向低幾級的日本軍官敬禮,是奇恥大辱,在檢閱那天,便弄來一副上校領章綴上。
檢閱后,他把幾個月所受日本人的悶氣向汪精衛發泄出來,希望得到同情,誘汪也把對日本人不滿的話說出來,以便趁機了解日偽之間的矛盾,為實現蔣介石的渝、寧兩個國民黨政府由秘密合作到公開合作的愿望而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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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結果卻相反,他受到了汪精衛的一通教訓。這使唐生明大吃一驚,他原想汪精衛投日,只不過是汪、蔣之間的權力之爭,沒想到汪卻死心踏地
甘愿當日本人的奴才。從此他在汪精衛面前再也不談日本人的事了。
不久,唐生明又差一點“翻了船”。有一天,幾個日本兵調戲中國婦女,旁邊的幾個偽軍實在看不過意,就來勸解,想不到槍走火,擊穿了一個日本兵的手掌。那幾個日本兵鬧得天翻地覆,殺死那個偽軍還不算,幾個日本軍官還氣勢洶洶地吵到清鄉辦事處來。唐生明不得不出面與他們周旋,但無論怎樣說都不行,日本軍官一定要唐生明向他們賠禮道歉。
唐生明實在忍無可忍,正要發脾氣,翻譯一再勸他要忍耐,否則就要吃眼前虧。唐生明只好極力忍住性子,但在道歉時,實在忍不了,一面裝笑臉,一面把幾個日本軍官的祖宗三代都罵了。好在這幾個日本軍官沒帶翻譯,聽不懂,唐的翻譯用一些“道歉”之類的話哄騙了一番,日本人才走了。
在“清鄉”這段日子里,唐生明不知哭過多少次,曾幾次打電報到重慶,堅決請求不再干了。可戴笠的回電總是勉勵和安慰他,叫他以“國家為重”,說什么“勝利在望”;還特別提醒唐生明“不要忘記領袖所寄托的重任”等等。
為了完成“使命”,他不得不和日、偽周旋,消極應付,希望早點“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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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冬天,軍統局上海區的組織被李士群的特工總部所破獲,區長陳恭澍也被逮捕。李士群從軍統上海區的一些秘密電文中,發現了一個電報稿,內容是向重慶建議,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殺個別的日軍官兵,因為這種作法完全是得不償失。電文中特別舉出了當時軍統在上海愚園路附近暗殺了幾個日本憲兵后,日軍立即對這個區進行了嚴密的封鎖,逐戶搜捕可疑人員,使得成千居民遭到牽累;日軍還殺死了幾十個無辜人民來作報復。因此,淪陷區的人民既恨“日偽”,也埋怨和不滿重慶政府。
李士群對這個電報稿非常重視,經仔細研究,認為完全不像上海區特務的口吻,而像唐生明的口吻。李士群確認這個電報稿是唐生明發的后,十分惱怒,當天晚上,便打電話要唐生明夫妻連夜趕到上海。唐生明覺得事很突然,一定發生了什么問題。
天剛亮,唐生明乘火車抵達上海。李士群派他的親信爪牙傅也久把唐生明挾送到殺人魔窟——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一進門,唐生明就看見特務在審問他的助手張素貞,他雖然內心很急,但表面仍若無其事,和平日一樣同李開玩笑。可是,李士群劈頭便問唐生明和陳恭澍的關系。
唐生明還是說他和戴笠是朋友,李士群這次卻不再相信,叫人把陳恭澎帶來和唐生明對證,只要陳恭澍承認唐生明與其的關系,李士群就有理由扣押唐生明夫婦了。
唐生明此時只好聽天由命了。他一語不發,聽憑李士群盤問陳恭澍。還好,陳恭澍沒承認與唐生明的關系。李士群還是不放過,用誘勸的口吻對唐生明說:“有關系也不要緊,我可以負責,沒有問題,只希望不要避開我,把我也當成要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先同我談談。”
唐生明知道,在這個特務面前,只有碰硬,軟的那一套是不會引起他同情的,便硬梆梆地說:“你殺了我,我也
承認同戴笠是朋友!”這樣一來,李士群反而認為唐生明說了真話,因為從那個電報的口吻上也可以看出只是朋友的性質。同時,唐生明與重慶聯系用的化名很多,有幾個電臺可以為他發報,唐生明很少利用陳恭澍的電臺。盡管李士群總想從中還能搜查出其他線索來,都一無所獲。李士群秉承汪精衛的旨意,將唐生明夫婦押往南京。
唐生明剛被押到南京下關,幾個日本參謀就從李士群手里把他“奪”走了。原來,日寇在李士群的七十六號特工總部派有便衣憲兵一個班,凡汪偽特務的行動必須有日寇憲兵隨行。唐生明被扣押后,日寇憲兵便報告了駐南京派遣軍總部。那幾個參謀是奉總司令畑俊六的命令來搶奪唐生明的。
這時,唐生明心里非常難過,認為此去兇多吉少,生死難卜。可日本人并沒有為難唐生明,而是熱情地接待了他。都甲大佐對唐生明說:“我們很久一直找不到與蔣介石閣下有關系的人商談,今天找到了你,我們非常高興,所以特別請你來談談。”接著,他惋惜地說,你來南京,我們沒有能早知道。不然,早就盡力支持你的工作。還要唐生明把和重慶聯系的電臺保留下來,由他們負責保護;還說南京政府決不敢為難唐生明,一切有他們作主,要是沒有專用電臺,還可以快點建立起來。
這番話出于唐生明的意料之外,他立刻告誠自己,千萬別上當,所以一直不作正面回答。日本人見唐生明很疑懼,便陪唐生明去見總參謀長河邊正三中將。河邊坦率地告訴唐生明:“我們因為找不出辦法,才拉汪精衛出來。希望通過你能和蔣介石閣下直接商談中日合作方式,請你從中協助我們早點完成這個任務。”
唐生明這才明白了日寇的用意,即叫自己作蔣日合作的“橋梁”。心里很快輕松起來。他清楚,和日本人打交道很難,他們只講利害不講交情,稍不合意,便反臉無情,隨時可以殺害他。因此,他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既不否認與蔣介石的關系,又不立刻承認這種關系,答復河邊說:“我對重慶方面認識的朋友的確很多,我愿意和你們先研究一下,再去同他們商量,看他們的態度如何再說。”
河邊等人見有點希望,也就沒有勉強要唐生明作明確的答復。作出今后派人同他聯系的決定后,將他放了回來。
這時,戴笠向唐生明傳達了蔣介石的指示,叫唐生明先以個人名義與日方往來,多與之周旋。對日方提出的一切問題,不要先作具體答復,隨時向重慶報告。特別要注意,不要先承認自己是代表什么人,但無論如何一定要好好保持這一關系,不能中斷。
其實,唐生明也非常清楚:“這是蔣介石一貫愛玩弄的手法。明明是他親自派我去,而卻不要我用他的名義與日寇往來。將來事情弄得好,自然沒有問題;萬一出了毛病,或給各方面發覺,加以責難反對,要影響到他的利益時,他便可以一切推卸到我的身上,這是我個人的行動,他不但可以不負責,而且可以振振有詞地公開懲辦我。”
想到這些,他決定為自己留條后路,當日寇派人來聯絡時,總是推說重慶方面在研究。日寇也“體諒”蔣介石的“難處”,雖催而不緊。同時,重慶方面也聽從唐生明的建議,沒有再在上海、南京等地暗殺日本人,這一點使日寇很滿意。于是日軍派了一個叫松井的大尉,到唐生明家中,擔任聯絡和保護的責任。唐生明的“重慶代表”身份也就慢慢地公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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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日寇攻陷了湖南。日軍要唐生明擔任偽湖南省省長,把湖南作為日偽與蔣介石之間的緩沖地帶。蔣介石也非常贊生明任職,而汪精衛則希望借此順水推舟,把唐生明拉水。唐生明看到那些漢奸省長、部長被日本人控制,自己毫無權力,完全當傀儡的情況,擔心落得個“遺臭萬年”的下場,便借故推辭。他對日本人說,自己如果當了省長,與日軍總部的聯絡不方便。日本人覺得有道理,蔣介石也不舍得放棄這一關系,于是就答應了唐生明的要求。就這樣,唐生明靠這種關系,堅持到抗戰的勝利。
唐生明在寧滬期間,把不少漢奸拉過來為重慶方面賣力。他剛到上海時,周佛海就向他打聽從湖南到上海的路線。唐生明從中了解到周的母親和岳父此時尚在湖南老家,便立刻向重慶報告,并建議拉周最好的辦法是從他母親和岳父方面下手。
戴笠聽從唐生明的意見,派人把周的母親及岳父接到貴州息烽縣軟禁起來。此事發生后,周心里十分難過,他明知這是蔣介石干的,在接見記者時卻說:“我相信這不是重慶當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無知者所為,相信不久可以脫險。”
唐生明見周佛海不僅不公開責備重慶的卑劣作法,反而替他們掩飾,便把這一情況報告重慶。當他知道周佛海事母最孝,為母被扣苦悶已極,認為此時拉周大有希望,又向重慶作了報告。接著便是周母逝世,戴笠演出了為周母披麻戴孝跪靈的鬧劇,使周佛海十分感動,從此為重慶政府賣力。
經唐生明拉過的人,還有汪偽的陸軍部長、后任偽湖北省長的葉蓬,汪偽的第二號人物陳公博等;至于小漢奸就更多了。
對那些死心踏地當日寇走狗的漢奸,唐生明就遵照重慶方面的指示,千方百計地剪除。
李士群是戴笠指示唐生明要拉過來的主要對象之一,唐生明也在他身上花了很大氣力。可是李士群甘心附逆,不肯與重慶發生關系。1943年1月,李士群除當特工總部部長外,還兼任偽江蘇省省長、江蘇保安司令、省黨務辦事處主任,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志得氣盛。
這年夏天,蔣介石請美軍在東南沿海登陸,到中國開辟第二戰場,他認為李士群不肯聽從指揮,是一個大障礙。于是,戴笠向唐生明提出殺李的
問題。唐生明經過仔細思考,定出了上、中、下三策供戴笠選擇。上策是利用日寇和李的矛盾去殺害他,既可以不露一點痕跡,也沒有人敢找麻煩,而且可以給那些死心踏地跟日本人走的漢奸一個最好的教訓,這對于以后拉攏漢好就更加有利;中策是
利用李和漢奸之間的內訌來除掉他,這樣可以避免對唐的嫌疑,而且可以挑起他們之間一場仇殺;下策是派軍統特務狙擊,但由于唐生明隨時知道李的動向,可能使漢奸們懷疑到唐的身上,且李的部下會對軍統進行報復,彼此殺來殺去。
戴笠考慮唐生明的處境,便將此事交給周佛海。周佛海主動請唐生明出主意。他們一起研究了行動計劃。之后,周佛海利用李士群與上海日本憲兵隊特高科長岡村的矛盾,借岡村之手毒死了李士群。
唐生明運用各種關系,特別是與日本人拉上關系后,利用日本人營救被日偽逮捕的軍統特務和留在寧、漢的國民黨官員。
1943年夏天,國民黨留在上海的前社會局局長吳開先被捕。吳被捕后,汪偽準備請吳出任社會部部長或中央黨部其他重要職務。吳答應考慮這個問題,不過汪等又考慮到另一個重要的任務準備請吳擔任,所以將吳暫時安排居在上海的唐生明家。
唐生明從汪偽一些主要頭目中,了解到汪偽和日本人的目的,是希望吳開先回到重慶,向蔣介石進言,投日“剿共”。唐生明便將這一情況向重慶報告。趁重慶還在研究吳開先問題的時候,唐生明便試探吳對去留的態度。
當時,吳的思想矛盾重重,他想在汪偽政權中做官,又怕抗戰后落個臭名聲;想一面在汪偽政府中當官,一面和重慶保持聯系,但擔心在被捕后投降這一點上說不清楚;他有偷偷溜回去的想法,可沒有這樣的膽量和決心,害怕回去后得不到諒解,會受到處分。最終,他還是想去南京。
唐生明加以力勸,告訴他無論如何不能作去南京的打算。就在吳猶像不決的時候,蔣介石來電指示:同意日本人送吳回去;吳不得在南京任偽職;
吳回重慶后,對他的職務將有很妥當的安排,不必有所顧慮。
當唐生明將電報拿給吳看后,吳才死了去南京當部長這條心。唐生明找到李士群,說吳開先留在南京作用不大,還是按照日本方面的希望,送他回去進行活動,有利于促使重慶早日停止抗戰。見李士群的答復不是很直爽,唐生明又找到汪精衛的最高軍事顧問影佐,提出讓吳回重慶的問題,并告訴影佐,重慶方面已同意吳回去。影佐十分高興,認為重慶方面能接受日本派吳回去,這種表示是很好的,而且是有了些誠意。1944年初,吳開先經廣州灣到重慶。
同在這年,唐生明還利用關系,為美國搞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情報。當時,上海駐有一個日本海軍省的囑托(幫辦一類的職務),名叫古川。此人的兄弟原當過唐生明的長兄唐生智的翻譯,和唐生明關系親密。一天,古川請唐生明吃飯,唐和他談起了
美、日海軍作戰的問題。古川乘著酒意,說:“日本海軍不久必能突破美國主力,給以沉重打擊,可以扭轉戰局。”
唐生明敏感地發覺對方話中有話,便故意用懷疑的口吻進一步追問他,有幾分把握?古川又連干幾杯之后,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他剛從日本海軍某重要負責人方面得來的消息,說日本海軍正把所有能作戰的艦隊集結在琉球群島附近,準備乘美國不意,給以一次突然襲擊,重演一次珍珠港式的事件,給美國艦隊以致命的打擊。
重慶方面接到唐生明這一情報后,立刻送給中美合作所,再由美國特務轉給美國海軍方面。美國海軍這時正為搜索不到日本艦隊的下落而著急,所以很重視這一情報。查實之后,趁日本艦隊尚未準備妥當,先發動攻勢,結果日本海軍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被擊沉擊傷一百多艘軍艦,潰不成軍。
由于這一勝利,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由準將晉升為少將。美軍海軍部正式備函向戴笠表示謝意,并準備幫助戴笠建立中國海軍。
抗戰勝利后,梅樂斯到上海,專程向唐生明致以謝意,并說這是中美合作過程中最突出的一項成績。
抗戰勝利時,唐生明受周佛海之請(時周佛海已被戴笠任命為軍委會上海行動總隊長),直接調附近的忠義救國軍陳默、阮亞丞、郭履洲、毛森等幾個總隊搶占上海,同時請戴笠補發命令。
這之后,唐生明受戴笠之請,整訓忠義救國軍。
1946年2月21日,蔣介石到達上海,第二天便召見了唐生明。一見面,便連夸唐生明“你很好,你很好!”贊揚他的工作“成績”不錯,并發給唐生明特別費二百萬元(蔣介石發給整個上海市警察局只有一百萬元)。
戴笠摔死后,唐生明見蔣介石把那些有功于蔣的漢奸一個個殺掉,覺得自己了解蔣和日寇勾搭的丑事太具體,怕蔣介石翻臉無情,便要求國民政府取消過去對他的通緝令。后來查來查去,沒有通緝令的案卷,僅有《中央日報》刊登的“唐生智啟事”。國民
政府只得發布一道命令,公布“前段假通緝應予以取消”。
1946年底,唐生明被任命為國防部中將部員。他見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后一意孤行,大打內戰,并且經過上海、南京那番“特殊使命“的歷險,對蔣介石有了新的認識。他覺得蔣介石的統治不得人心,必然滅亡,加之在“特殊使命”的后期,結識了中共上海地下
黨的負責人,思想有了新的飛躍,走上了與人民和共產黨靠攏的道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奔走于國民黨軍政上層,參加和平民主運動。
1948年,蔣介石當上了總統,便調唐生明為總統府中將參軍。這一年,被國民黨軍界稱為“四平街勇將”的陳明仁得到蔣介石青天白日勛章后,升為第七兵團司令;可不久,遭到陳誠排
擠,落得撤職查辦的下場。唐生明力勸陳明仁放棄自殺的念頭和到胡宗南部任參謀長的打算,并商討了陳回湖南打進白崇禧部任職的辦法。唐生明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策動陳明仁起義。
經過一番活動后,白崇禧發表陳明仁為華中“剿總”副司令,兼武漢警備司令、第七十一軍軍長,后又升任第一兵團司令。不久,陳明仁又以到湖南擴軍的名義,率部移駐湖南,為長沙和平起義走好了關健一步棋——使起義將領掌握了實力,擺脫了白崇禧的控制。
陳明仁回到湖南后,希望唐生明當他的第一兵團副司令,唐生明說:“你起義我就當你的副司令,沒有起義前我不能干。”
1949年春,就在湖南和平起義準備工作進入高度緊張階段的時候,唐生明受中共上海地下黨潘漢年的委托和應陳明仁的幾次電邀,借到臺灣安排家屬為名,從上海輾轉臺灣,經香港回到湖南,以經商為掩護,協助陳明仁的起義工作。
唐生明回到湖南后,見當時第一兵團的參謀長文于一跟自己的關系不密切,不好調遣,對起義的部署不利,于是通過陳明仁,將文于一調任第七十九軍副軍長。7月底,推薦了自己熟悉的黃克虎擔任代理參謀長,從而使他自己深入了起義指揮的中樞。
當時,湖南和平起義的活動也被軍統特務、長沙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毛健鈞所察覺。毛健鈞準備暗殺五十多名和平起義的領導人。唐生明從軍統特務內部知道這個消息后,立即通知黃克虎將毛健鈞扣押,并囑咐兵第十團團長姜和瀛派便衣暗中保護起義領導人。
白崇禧被迫由長沙南逃衡陽前夕,曾命令陳明仁炸毀長沙市以北的撈刀河大橋,以阻礙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追擊。唐生明與陳明仁、黃克虎三人商定:為瞞住起義意圖,麻痹白崇禧,讓黃克虎以代理參謀長的身份,面令駐長沙獨立工兵營營長,在橋下埋
下炸藥,作出準備炸橋的姿態,但規定沒有兵團司令陳明仁的命令,絕不準輕舉妄動,如有意外事故發生,唯該營長是問。這樣,使這座大橋保存下來,保證了解放軍進軍的速度。
唐生明還和陳明仁、黃克虎商議,把來到長沙剛上任的“湘鄂贛邊區剿匪總指揮”傅正模扣押起來,促成了健正模的起義。
長沙起義時,唐生明是湖南方面和平談判團五人成員之一,和金明同志(解放軍首席代表)在協議上簽字,被金明稱為“痛快的人”。長沙起義后,他擔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一兵團副司令員。
1949年冬,唐生明去香港經商,對兩航起義做了一定的促進工作。1956年,他回到北京,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毛澤東主席批給唐生明四萬元安家費。從1957年起,唐生明連任二、三、四、六屆政協常委。1979年,唐生明奔波于港澳大陸之間,為開展對外貿易和推動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
唐生明晚年最愛說:“我這一生,七分真三分假,連自己都分不清哪場是戲。”
從給紅軍偷軍火的國軍團長,到戴笠麾下的“偽裝大師”,再到用紅酒換情報的高級抗日間諜,最后到策劃湖南起義的高級將領,他始終在歷史懸崖上跳著輕巧的探戈。
但正是這種亦正亦邪的混沌,讓他在波譎云詭的時代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用紈绔的外表包裹忠魂,把整個敵營變成舞臺。
1987年10月24日,唐生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歲,其精彩傳奇的一生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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